——评蔡秀词中篇小说《前面是个天》

很有必要说明一下我和蔡秀词的关系。我和他是同学，都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九零方队”点评栏目历来是我们的师长辈作家、批评家提笔，不作这种说明，恐读者误解，或许还要颇费心思考证我这个人的来历，这不妥。责任编辑电话中说：“该给读者换换口味”。我想这很有道理，鱼翅燕窝吃多了，或许就想吃棵大葱，刊物这一招很高。蔡秀词对我讲：“你就抹下面子剥光了看看最好。”点评这个舞台，本不是我这种人想露脸就能露一脸的场所，如今天上掉下一个馅饼，要我吃了人家嘴不软，有一定的难度，心想秀词这只九头鸟是不是在考验我，就问他：“能说隐私吗？”他狡黠地一笑。我说：“咱就分寸着来吧。”

以上算是开场白，豫剧中丑角登场都是这种做派，我借鉴过来用了一下。用的是不是在分寸上，难说，我只能说尽了力在把握它，因为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说艺术中的分寸的。

在阅读秀词这部中篇小说后，我几次想起易水寒先生的一番谈话。易水寒先生说：“一条不太宽又不太窄的水沟，有点臭，阻断了道路，同行有四人，正常成年人甲，正常成年人乙，一个成年白痴，一个十岁少年，另外还有一只不会游泳的鸡。正常成年人甲跨过臭水沟，鸡飞过臭水沟，白痴掉进臭水沟，十岁少年落入臭水沟，正常成年人乙走进臭水沟。艺术只能表现成年人乙走进臭水沟背后蕴藏的。甲跨过去，鸡飞过去，都属一般的状态。白痴掉进去是他没有思维，不知道这是臭水沟，少年落进沟去是他想跨而无力量跨过。”这番谈话所包容的意义，三言两语无法穷尽，它至少含有这样的寓意：作家艺术家的目光该盯在什么地方。初学写作者都能辨别出跨过、飞过水沟产生不了艺术，难就难在对进了水沟的鉴别上。进了水沟就完成了一种异常状态。这一异常就又迷惑住了许多的人，有人便去琢磨白痴如何成了白痴才会使他掉进水沟，有人便去幻想这少年本来的特异功能突然失灵了才落进了水沟。只有过水沟时的一刻才是艺术家瞄准的，这便是艺术创作最开初的分寸。

蔡秀词在这一点上分寸把握得比较好。我没有用很好一词，是觉着他瞄准的时候，没能表现出更多的独创性。他描画的是飘扬的军旗下面最底层的士兵和军官现实的生存状态，包括他们的希冀、企盼、梦想、无奈的妥协、无望的挣扎。这是表现部队现实题材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一片可能也应该产生杰作的土地。毋庸讳言，蔡秀词在力图摆脱《新兵连》阴影的同时，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出一个全新的，或者说是十分独特、鲜活的发现来。蔡秀词在部队第三代作家中不算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在《吹鼓手》和《山里事》中，他曾有过上乘的表演。这两部作品中所呈现出的理性的深度和力度，在现在这部题为《前面是个天》的作品中不是加强了，而是薄弱了。还必须指出，在部队青年作家中，像蔡秀词这样理性比较自觉的作家为数并不太多，而他这一次确实没能充分发挥这种优长。作家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扬长补短的分寸感的把握上。作家的内在气质和基本素质，决定着他是否能提供出独到的思想或鲜活的来自生命的体验。我们公认的那些大师之所以比常人高明，恰恰表现在他们能将这两者融成一体。而大师不是一蹴而就就能诞生的，可以这样说，大师的诞生过程就是独到的思想和来自生命的体验相互无限逼近的过程。我们承认一个作家在成熟的过程中会出现表现为结果的惊人变化、但这个变化过程又必须是水到渠成的。这又是一个作家自我修炼、自我扬弃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分寸问题。把握不好人也有可能变成猴子，齐白石六十变法成功了，徐悲鸿如要效颦结果恐怕就会两样了。

话又说回来，一个作家，特别是那些还没踩出一块地盘的青年作家，要求他们一定不受时尚影响，面壁十年，呕血八石修行成个个高僧，几乎等于天方夜谭。他们的可塑性，和他们对于功名的向往，还有那种藐视权威的蓬勃朝气，决定了他们倾向于改革，也决定了他们对眼前现实问题的热衷。回顾一下1985年以后的文学运动，大的潮头已涌过三个了——寻根、先锋、新写实——产生了多少领了一两年**的风云人物？现今是新写实方兴未艾的时期，免俗很难。我的写小说的同学，大都跑到生活流中去了，尽管老师们已经预言新写实的末班车在魏公村军艺文学系不停留，可眼见着写生活流的作品十分好发，不眼热就不正常了。

蔡秀词创作的变化，还不仅仅这一种原因。引起他创作这部小说更深层的动机，我揣摩他是在尝试开辟新的疆域。军队第三代作家，迄今为止在纯粹的军营小说领域的表现不算上乘。阎连科的代表作品大都以农村或是近代的汴京为对象。陈怀国的《毛雪》和《农家军歌》，也只能算是准军事文学，他所侧重的也是农村。蔡秀词的这个一个连长和两个志愿兵的故事，则完完全全是连队生活的实录。训练、士兵的调动、志愿兵的选升、服役期间的婚恋，成了他关注的对象。而这正是军队第三代作家应该有大作为的地方。《解放军文艺》对他这种尝试的热情支持，是大有深意的举动。它的用意不在对于某一个有创作潜力作者一部新作的肯定，而在于把军队青年作者的目光从遥远的童年旧事中引导到他们自己熟悉的、火热的部队生活中。面对以朱苏进为代表的第二代军旅作家对他们亲历的军营生活的丰厚的回报，第三代军旅作家们应该感到汗颜。在我十分有限的阅读中，陈怀国、天宝、简直等人也开始把笔触伸到这个领域中。青年作家还是应该把主要精力用于写现实生活，这才能磨炼出真功夫、真本事。等没了新的生活感受，再去琢磨童年记忆、陈年旧事。要知道是酒只能越放越醇。

我不敢打保票说每一个人都能喜欢蔡秀词这部军营生活的小说，但可以这么说，至少有数万志愿兵会对这部小说感兴趣。我虽不至于幼稚到认为作家只有在表现自己心历的生活时才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但在反复阅读秀词这部中篇后，我感到这部作品有的是挤出来的，有的是流出来的。流出来的部分恰恰是他心历过的生活的一种再现，而挤出来的部分总感有一种捉襟见肘的窘迫。最精彩的、最显作者才情的是对两个志愿兵和那个志愿兵指导员心态的把握，那种白描的娓娓叙述是很能折服人的。一个扛着志愿兵牌牌的代理指导员，面对全连士兵稍有异样的目光，一下子就能感到自己的尴尬和无法与连长分庭抗礼的忧虑，没有对这种身份人物心理深深的体察是无法描画的。寥寥几笔，背后至少有另外两个方面的内容显示了出来：士兵们对于等级外包装的认识；官与官之间的自发的相互排斥。设想一下，叙述者如果是扛了一个上尉的肩牌下到连队的指导员，连长大概不会不举行一个欢迎仪式。这里用的是惜墨如金的写法。由这个红牌牌还引出下面一系列的准确而独到的细节：作者不动声色地让通信员传达连长的邀请，“我”的心弦又一次被拨动，嘴上也说了一会儿就去，人却不动，拿出表放在桌上，看秒针嘀答，看窗外树林，心理的较量就在这平静下进行着。进行了几个回合被隐去了，连长那边的活动也忽略不计了。结果的时候，作者又写了一笔：“我”明明已经知道敲门人是连长，却要大声问一句：“谁呀？”在这一瞬间，分明听到“我”的一种心声——“你进来敲门报告过，这下扯平了”，于是较量到此结束，“我”也志得意满去打牌了。这是个很耐把玩的情绪，作者描画生活的功力可见一斑。志愿兵唐小明为转志愿兵彻底告别农门，想起要去军务科黄科长家送礼，连要说的话都写在纸上背诵了三天，但上了楼，听人家屋里有人就赶紧逃跑。这里已经不是喜剧了，只剩下无奈的苦涩在咽喉处蠕动。留下这种辛酸也罢了，换上牌子也就把伤痛熨平了。不想还有倒春寒，上面还有军官，于是又有一笔补记上了：唐小明从来不和军官一起上街闲逛，照相的时候面对排长的好意，他就失态了。把上面这些细节放在一起考察，志愿兵们的普遍心理就活脱出来了。为什么我要说志愿兵们一定会喜欢这部小说呢？我想到我认识的一个战士为开汽车后转志愿兵时的一段经历。他没钱送礼，不知哪个窍开了，分名额的几天里，他天天中午在午休的时候去泡军务科长的家，一支接一支抽劣质烟。泡到第五天，军务科长对他说：“万一我说了人家还不同意怎么办？”他就说：“万一不同意我还是要开车。”接着又泡三天，终于他去开车了。所以我说他一定会喜欢这部小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部队有规定，志愿兵不准在驻地谈恋爱，每个志愿兵都要面临这种来自驻地女性的**和纪律的约束。蔡秀词专在这个地方下刀子，泼墨记下了“折散”唐小明和药厂女工的整个过程。在志愿兵的生活中，蔡秀词一下子问到了根本：生存、自尊、爱而不能爱。

在这部作品中，挤出的东西占有很大篇幅。挤，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也是必要的，大作家都不例外。世界上还没出现一部每一句话都可作语录的作品，哪怕是哲学著作。问题在于不能挤不出来时强挤。秀词在挤的时候，出现了露怯的地方。他的笔在伸向自己不大熟悉的生活、伸向不大熟悉的人物时，显得很涩，换句话说就是他驾驭不了，或叫驾驭不好。先说作品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沟通吧。“我”和连长矛盾的产生，仅仅说出来是不够的，它必须以较为典型的情节和细节来证明，可惜在作品中没见到这种绝活，有的只是喊出来的阐释，秀词把这归为一种权力欲，不能叫我信服。两人沟通的过程是精彩的，脚气病和解放鞋力量已经够了，但动机是什么？为什么“我”想和连长沟通了？总要让读者感到不沟通不行，脚气病事件才有所依附。“我”本来就十分讨厌唐小明的到来，竟让他来一番并不十分推心置腹的谈话以说明彻底转变，由此还引发出一通对感情和纪律的争论。其实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不是这么容易的事。从人类普遍的心理来看，在连长眼里，是一个副团职军务科长重要，还是一个服役五年的杜一农重要？同样，在军务科长眼里，是一个连长重要，还是仅仅作为他的一个老乡的唐小明重要，读者是很容易判断出来的，把位置的重要性颠倒了，就势必要告诉读者是什么力量使它颠倒了。譬如，一个天平，有砝码的一端没沉下来反倒翘了上去，给人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架天平坏了。秀词疏忽了改变事件进程和人物关系的支点，地球却被转动了，这样的事如出现在科幻小说中读者是不会怀疑的，在现在这部小说中出现，就成了败笔。再说理性和情感这对矛盾。唐小明在决定与女友分手后，突然把漂亮的女友带到部队，作为一个志愿兵，他这是在炫耀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他说：“我一个志愿兵，曾有过一个比师长、团长老婆还要漂亮的女朋友。”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很绝妙的一笔，但遗憾的是事情也仅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不见下文。作品里的人物没有人类情感在受到外力破坏后的辗转反侧、藕断丝连，也就失却了读者对这份情感真实性的信任。最后给人的印像是，唐小明比哲学家还哲学家，他只负责创作与智慧和思想有关联的人生经验总结。巴尔扎克说过：“哲学家每个月还要狂欢一次呢！”可恰恰在这个环节上，秀词的目光出现了偏离。在处理连长的婚姻和杜一农的恋爱时，作者的目光也没能修正过来，反倒向更远处眺望，且变得霸道起来。写连长的婚姻偷了懒，照着一个程式描了下来：男人提了干，要休未婚妻；未婚妻不是一只温顺的猫，到部队撒泼，男人熊掌和鱼不可兼得，万般无奈就舍了鱼而取熊掌，从此就变得愁闷、无精打采。可能秀词也觉得这样太缺乏创造，补了一笔连长对妻子的忏悔心情，但这一笔是貂尾续狗。对杜一农的未婚妻，像对待手中的面人，想捏圆就圆，捏方就方，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作品中女性的形象不是概念的，就是苍白的。回想一下蔡秀词的全部创作，没见一个成功的女性。这是一个重大缺憾。

一口气说了蔡秀词两千字的好话坏话，表面看来，我是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我的用意不在这里。一部作品中，品位高处像一个高段棋士留的棋谱，品位低处如同一个粗通死活爱好者干的活儿。这种感觉并不只蔡秀词的作品有，在第三代军队作家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原因出在哪里？出在把握生活时乱了方寸。一个作家可以超越种族、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新的和旧的观念，但他绝对无法超越人生情感体验的广度和深度。近几年，各种文学思潮一浪接一浪涌来，难免出现囫囵吞枣消化不良的现象，眼光也都盯着那些眼花缭乱的概念和手法去了，没有人能静下心来从根本上研究一下这些思潮的根本到底建立在哪里。马尔克斯和罗伯·葛利叶可算是与小说传统告别了的作家。马尔克斯前些年十分红火了一番，评论者和借鉴者（当然都是中国的），对他的作品都十分熟悉，并且特别推崇他的叙事方式。但马尔克斯有一点根本的东西被忽视了，那就是他写的每一句话，不管是怎么说和说什么，都具有绝对的真实性，经得起哪怕逻辑学家的拷问。马尔克斯本人在多种场合表示，他永远是巴尔扎克忠实的学生。我想他这话是由衷之言。罗伯·葛利叶当年是打着非人化的纯真实论闯进法国文坛的，他要自己的小说与传统小说告别。他从未说过与传统小说的写真实告别，而是告别传统小说写真实的任何人为的因素，使小说更纯粹、更客观。他小说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事情都能经得住生活逻辑的检验。“无情的烈日”这句话，他抛弃的是“无情”，因为他认为烈日本来无所谓有情无情，“情”是人所赋予的，就不要它。可见在借鉴任何大师的时候更要注意一个分寸。我们的青年作家常要做一步迈上月球的梦。是的，我们的文学是与西方文学有了差距，这就如同生产力的差距一样，不是大跃进一下就能解决了的。因此我想，每一个军队第三代作家，是不是该每天温习一下达·芬奇画蛋的故事？内功到了一定的火候，你就是没有招数，别人也不敢轻视你了。内功没有，就练奇招异式，结果难免走火入魔。这也是一个分寸问题。再说能不能先把手头的大师放一放，研究一下刘震云，看他怎么把一地鸡毛写得活灵活现？这是成为大师的基本功。

下面继续研究蔡秀词这部中篇。故事编得精彩不精彩先不去管他。翻开第一页，读了几行，只觉得语言淡淡的，较他从前的语言有了变化。再读两三页，又发现这个东西比较难读。心里就存了一个隔。秀词似乎在尝试用一种平静和平淡方式来叙述一个平常的故事。这个故事琢磨来琢磨去，不是那种可以做哲理小说的材料。秀词并不是按照萨特当年作《理智之年》的想法来对待这部小说的。且不说文喜看山不喜平这句老话，就说这个淡吧：寡淡、平淡，都不成艺术，浓后之淡却又是艺术中的一个高境界。可见这淡中也有个分寸问题。如果故事的内容撼天动地，一波三折，用这种平淡无奇的叙述娓娓道来，这种反复就会生出一种向外散射的张力。反过来讲，一件平常事要想抓住读者，是不是该来点花拳绣腿呢？我想这么做，文章首先会好看起来。不求自己作品在一个时代有大批的读者，只望每一个时代都有几个高质量的读者，自然是一种高境界，但最终还不是着眼于让人读吗？秀词这次尝试不算成功。由此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因追求一个淡字，写作时心理就难免处在抑止状态，注意了平静的叙述，忽视了总体结构的张弛，整部作品的兴奋点总在不定的漂移之中，让人不易感觉到。最后一场戏，有歌、有人、有内容，写得很张扬。仔细一品，又感到与通篇的调子有隔。读者可能讥笑我前言不搭后语，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最后的张扬因为缺乏铺垫，就进入高处不胜寒的境遇里。这又是一个分寸。

这部作品的难读，与作品中叙述一统天下很有关系。对生活场景活灵活现的描写在这部作品里不多见。这对蔡秀词，也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谁让他选择了第一人称呢。我接着要说，这不是第一人称的过错。问题是“我”在作品中只是一个叙述者，还不能称作作品中的人物，因为他总是站在一架阳台上，向连长和两个志愿兵眺望。“我”的故事在作品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是有意回避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无法揣摩出来。“我”像一滴油，漂在一桶水里，“我”就只能感受一下水面的波动，无法去体味深层潜流的涌动，更别说去表现这些。因此，秀词只能寄希望于叙述。文字因此离鲜活生动就有了距离，流得很滞重，流不下去的时候又去寻找议论来解围。这种叙事方式的单一，注定会限制作者才华的发挥。这要怪罪于蔡秀词在创作伊始想法太多，觉着是好办法就想一试，觉得是好东西就塞进去一些。这是不是说明选择操作办法时也该有一个分寸？

世上有很多事情都是说着容易做着难，许多人都觉得高鹗续的《红楼梦》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有的人就忍不住自己续上一部。结果呢，公认的还是高鹗作的最好。要我来作秀词这部小说，一定是一塌糊涂不成样子。眼高手低，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最后我要说，这不是秀词最好的小说。因为凭着对他的了解，我十分相信他能写出很优秀的作品。他的创作准备十分充分，在部队青年作家中，他读书的量和质都是很高的，读者尽可以对他抱有期待，相信不至于望眼欲穿。也正基于这种判断，我才放胆写下了上面的文字。偏颇也罢，狂言也罢，那都是出自对秀词暨第三代军队作家的深深的热爱，相信他们能敞开海洋般宽阔的心胸，消化它们。

1992.6于北京军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