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邓高如的杂文创作

已到望九之年的季羡林先生，不久前发表过这样的宏论：“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至今人们对诗也没能找到一个形式。既然叫诗，则必有诗的形式，否则可另立专名，何必叫诗？”“简短截说，我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坛最成功的是白话散文。”（《漫谈散文》载《人民文学》1998年第8期）这段高论，不知中国当代的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们看到后会作何感想，散文家们恐怕多半要引为同道的。

记者出身的邓高如90年代初杀入文坛，做领导工作之余“客串”散文和杂文写作，数年间自成一家，至少说明白话散文这一体裁在中国确实已臻成熟了。仔细想来，季先生的放胆宏论至少对散文的创作实绩是恰如其分的。本世纪以来，唯散文体裁可称大家辈出，自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到今日的贾平凹、余秋雨、邵燕祥，无不是各唱各的调，并都唱出了自己的声音。鲁迅先生针砭时弊的匕首投枪，周作人、林语堂的闲雅逸适，贾平凹的幽远空灵，余秋雨的苍劲朴拙，邵燕祥的厚实尖利，都可以自成一家甚至与明清乃至更远的名家们叫一叫板的。邓高如初入文坛便操练一种成熟的体裁，是目光还是性情使然呢？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吧。

邓高如最初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文章，是《邓老太爷的XX观》的系列散文。说它们是散文，似有些不确，因为它们似更有散文中杂文一脉特有的风骨，并沾染着小说旋律的色彩缤纷的音符。用审视父辈的爱情观、婚姻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独特角度，邓高如完成了在当代文坛“这一个”式的亮相。“邓老太爷”这个人物形象，也成了当代文学不可多得的收获。这个人物是完全可以当作中国50年代到80年代的一种标志来看的。我对这个形象的唯一不满，是尚见不到他内心世界的风暴。惜乎，几年过去，我仍没看到这个系列的接续。然而，凭这几篇独特的文章，邓高如便在文坛站住了。其实，在文坛站住并不需要太多的文字。果然，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便从《文汇报》等报刊上，看到了享受专栏作家待遇的邓高如的文章了。如按作家的地域划分法，作为川籍人的邓高如，已紧紧站在流沙河、魏明伦、贺星寒这几个杂文家的身后了。这种判断是在我读完他的杂文、随笔集《中国人的情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8月版）后，便在心里牢固地确认了的。

《中国人的情态》收入邓高如近年杂文六十余篇。这六十余篇杂文，多半以针砭时弊破题，却又不囿于说问题，而是从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探究国人种种情态的成因。如《说态》《组织行为》《锣鼓听音》数篇，针浮夸、讥实用主义，惟妙惟肖，入木三分，颇有鲁迅杂文遗韵。《说小人》《聪明累》《历尽风霜为花王》《野鸣》一类闲宜小品，秉林语堂等人遗风，却力求注入弘音正声，自呈别样风貌。邓高如是不是想在鲁迅和林语堂间搭一过街之桥呢？我看这种努力是存在的。生为蜀人，邓高如自然有蜀人天生般的幽默性情，一不留神，便有麻辣烫式的幽默泄出几多，使人忍俊不禁。《神仙会提案》一本正经的反讽，《词判中洋人》正襟危坐式的研读，《梅花落》一咏三叹式的艾怨，只有蜀人在微醺时作的奇文佳构中才能见到。

扎实的国学底子，记者生涯磨炼出的锐利眼光，敦厚实诚的可信视点，决定了邓高如的杂文坚实而不瘦硬、淡泊而不脱红尘的风貌。几十篇杂文，虽不敢称篇篇上乘，却以摇曳多姿的旋律，把人陶醉了。用白居易《琵琶行》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喻之，不为过也！

邓高如的杂文正处发展、成长的姿态之中。这种姿态蓬勃旺盛，极富生命力。以这种姿态成长，需要注意点什么呢？作为杂文的外行，我自然无力提出具体意见，但邓高如在该书前言里，这样夫子自道：“我撰写这些文章时，很有些像阮步兵乘坐的木车，走走停停，东摇西晃，随遇而安。”这么做潇洒是肯定潇洒了，是不是该在一个度里潇洒呢？季羡林先生在《漫谈散文》一文里，还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同世上的万事万物一样，八股也要一分为二的。从内容上来看，它是‘代圣人立言’，陈腐枯燥，在所难免。这是毫不足法的。但是，从布局结构上来看，却颇有可取之处。它讲究逻辑，要求均衡，避免重复，禁绝拖拉。”“如果今天中国文坛上的某一些散文作家——其实并不限于散文作家——学一点八股文，会对他们有好处的。”不知邓高如对季公这种放胆之论以为然否？我作为他文章的读者，自然希望伸手能从邓氏盛珠之盘中抓住一条价值连城的项链来。这是大家们共有的特征。

1998.11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