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的一种读解

那年夏天，我去南海的大万岛参加《昆仑》的一个读书班，相识一些文友。这之前，我一直猫在刘文彩老家的一个山沟里，所见世面也就井口那么大。稍与人一接触，便感自己的小家子气和猥琐，最后竟生出一些有碍观瞻的悲哀来。最终没扑入南海喂了鱼虾，多半是因为发现了阎连科。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扯不上潇洒，又木讷，又无称健的风头，大眼厚唇身材五短，肌肉发达很像一个刚下了码头的搬运工；肤色古铜像是刚侍弄了两三亩玉米田回来，左看右看都是一副农民相。我估量着他怕是也要同病相怜地看我，就想递去一串秋波以示亲近。这方面我也没绝活儿，只是说了几句道地豫西方言。之后就早上一起看日出，夜间跑出去听海潮。与他同坐海边礁石之上，沐浴可餐月色之中，就这么坐着，看海。我较年幼，捕捉一次他眼中看海的贪婪，多少不以为然，以为他少些沉着。偶尔扯出些古今谈，倏忽间又拉出文坛轶事，就这么东一句西一句地说。久了，便觉出他冷幽的短语见识精深。早上，一女子说起当今文人再掀波澜，男人需十二分气力，女子则需三分，我不以为然。连科却说信。问他为何，他就那么淡淡瞅我几眼不动声色地走了。晚上，我俩又爱在礁石上背着海坐着。良久，在毫无知觉中，一排浪把我们砸了一个跟头。爬起，阎连科懵头懵脑砸过一句：“人就这点本事。”

过两天就读了他的《两程故里》手稿。语言很土，手法也无新鲜东西，写了几个梦和幻觉，觉得更像《红楼梦》而不是意识流，这方面他表面上很落伍。内容是个村子鸡零狗碎的事，我在这种村子生活十五年，没看到新东西。布局是个闭锁的环形，穿珠子的线是选队长。孤男寡女发生些事端，这也是小说家，哪怕是二三流都凭着吃饭的本领，也不见叫我咋舌处。思索的焦点自然也就是泼墨处，是宗法和家族的大网和这个网里人的挣扎。炎黄蚩尤大战到几千年的朝代更换，剥开来便是这个玩意儿。《金瓶梅》《红楼梦》，近代的《祝福》《四世同堂》都抓住不放。因为有了对他的敬畏，他能抓住民族骨血开刀并不让我吃惊。按文学概论的说法，这叫吃民族性的饭。然而，最后的结果，却让我心悸了数日。程天青最后竟举起了菜刀向自己的生身父亲下手了。我对着那厚厚的手稿作面壁状很久。

所以要思索，是我无法立即判断出这空间是创造还是模仿。弗赖说过：“独创性诗人与模仿性诗人的真正区别只在于前者更深刻地模仿。”我信这话。《红楼梦》之于《金瓶梅》、《卡拉马佐夫兄弟》之于《俄狄浦斯王》把我说服的。但我这个判断必须要基于一种区别上的定量分析。这是很棘手的。弗洛伊德的学说近几年在中国文人当中已有取代马克思的殊荣，心理分析理所当然要取缔阶级分析，阎连科会不会去赶这时髦？回答是否定的。按弗洛伊德的基本观点，程天青五十余岁寻到爱情，干柴遇烈火，不管是谁给了心上人启蒙，那只会促使心上人凝聚更多的力比多，喷发起来幸福无比。俄狄浦斯王最后自毙双目是恋母情结做的怪。程天奇与心上人无半点血亲，若照葫芦画瓢，程天奇睡了父亲的准小老婆，不毙双目也要自施宫刑以作了断才对。程天青不单纯地想做一情场的斗士，更主要的是要先做一农民政治家。这两者又相互关联，程天青一定知道，在中国，凡是在某种意义上做了皇帝的，便可睡遍天下想睡之人。程天青却是杀了自己的爹。若只看杀父，难免要扯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想想又不是，按时髦理论，中国文化是一种杀子文化，西方才是杀父。但程天青却必须杀掉父亲。政治上的失败与血统有关，失去心上人只能归究父亲幽灵样的出现。刹那间，他就悖了祖上“存天理灭人欲”的古训。尽管阎连科把这个结果表现得太戏剧化，我们仍可以接受它。这毕竟是阎连科的独创性发现，他有理由这么急切地诉说这个发现。后来小说发表了，不见了杀父，我是有些遗憾的。删改了这一点，无疑是突出了宗法和伦理这张网，故事也更加国粹化了。

第二年，我去开封看他。见他忧郁的样子就谈《两程故里》这两种版本的差异。他没说别的，只说：“你该做批评家的梦才对，小说道上人太多。”问他打不打算变变招法，他说：“都难。刚把《芙蓉镇》挑出些空隙，又出了《古船》，只好碰死南墙。”在我的经验里，这种人于文学，是不会轻易发达的，若发达起来就是奇才和大才。他是在寻找什么东西，我想最终他一定能寻找到。因为他是一个少见的那种能把目标完整表现出来的作家。他的固执一定会转换成一种天才的摄取生活能力，最终寻到仅属于自己的一个视角。巴尔扎克找到了金钱，莎士比亚找到了**，曹雪芹抓住了美的毁灭。

一晃两年过去，再没见到他，但却不断读到他的新作。《横活》《斗鸡》《乡难》《故乡的叹息》《瑶沟人的梦》《瑶沟的日头》，这些作品都在《昆仑》《十月》《中国作家》《解放军文艺》这些刊物的显著位置问世，有的作品还被选载过。一年多工夫，近十个中篇，这简直是在玩命！

然而，批评界的反应却是冰冷的。出版界与批评界态度的反差，就造成了阎连科对于整个文学界的“鸡肋”现象——评论家食之无味，编辑家弃之可惜。阎连科要负些责任。他太贪婪，四面出击，一会儿军队，一会儿农村，一会儿当代，一会儿近代，一会儿描画政治伦理民俗风情，一会儿又去勾勒一个人的生命轨迹，这种干法，单有好牙齿和健全的胃还不行，加上巴尔扎克的咖啡也不行，还必须加上成熟和浓后之淡，还必须要有节制的喷薄。阎连科急于把自己发现的一个小世界推出来展览，这就混沌了诗与画的界限，把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的技法借了过来。中原农民为自己备了棺材之后，剩下的事情只是每年提着油漆桶粉刷了。批评界的视若无睹，多半是因为自身的懒惰。他们只喜欢远远地眺望植物林中那一根最高的枝条，两只耳朵都被交响乐的主旋律塞满了，再听不到使主旋律伟大的丰满的配器奏出的和声。久之，他们的目光都盯在少数的几个人身上。在一个民族艺术的成熟期，这种批评是需要的，但对当代的中国文学，或许就要无意地扮了刽子手的角色。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纪实文学、新潮文学，都曾经“伟大”过，几年过去，也就不见下文了。现在的批评家又被所谓的“新写实”旗帜吸引过去，无人把阎连科归为新写实，就要让他自生自灭了。

阎连科的作品恰恰没那种一眼就可望见的最高的枝条，将来是会有的。他是以整体来显示魅力的。石破天惊的才华他不具备，眼花缭乱的手法也看不见，甚至从他的作品里无法摘录出一句话哪怕作为一个中学生的座右铭。这样，他就无法得到只愿看你是不是丹凤眼的那种人的青睐。必须让更多的人，连同阎连科自己认识他的那个世界的发展前景。如果说，《瑶沟的日头》并没从质底上超越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两程故里》在描写农村政治风云和宗法桎梏上，还无法望《古船》和《拂晓前的葬礼》之项背，我们尚且保留说话的权利，但对《横活》和《斗鸡》的独创性闭口不谈，我们是无法缄默的。

品评《横活》和《斗鸡》出现的史学意义还为时尚早，在这里，他进行了一次极富独创性的寻找。鲁耀和倪清本这两个人物在传统小说中，只会在长篇小说中出现，他们属于通史而不是断代史。如果要面面俱到地描写，鲁耀三十几年的汴京生活，倪清本长达一个世纪的斗鸡生活，稍不留心，就会朝对历史事件的反思滑过去，变成用人物去图解百年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了。固然，从认识价值上讲，是允许文学这么做的。

新时期文学的主潮多半以意义的深刻、主旨的新颖，与政治、文化、社会思潮贴合得紧密取悦世人。对社会生活作出某种价值判断，必将丰富这个世界的意义，为人类提供价值选择的参照物。近百年来，人类理性的自觉程度较之文艺复兴后的一两百年有所加强，对意义的寻找，对某种价值的表现也就随之流行并逐渐形成主潮。萨特、加缪的文学是对一种意义的发现，卡夫卡的小说是发现了原有意义的丧失。危机感、焦灼感、启发性、教育性、忧患意识，把近百年来的几乎所有经典作品全部浸**了一遍。这固然会使作品透出一些灿烂的理性的光辉。对审美意义的追逐上，更多地去注意形式，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把系统论等自然科学成果引入批评，即是对近代文学作品形式变化的紧急追踪。我国现当代文学自鲁迅始就无法避开这种世界性的潮头。近年来文坛上风潮之涌的现实性是世界文学近百年来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加上本世纪中国发生的两三次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称得上革命的变化，文学更加注重理性是必然的。

然而，文学始终没被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所扼杀或淹没，他们的联姻关系以法律条文加以保护，这样就有了另外的一种或几种操作。近代人类理性的觉醒，是一种自由选择，而不是中世纪那种宗教性的强制。弗洛伊德的出现使得近百年来的文学的非理性泛滥成为可能。以此作为基石，无主题无意义纯形式也可以成为一种时尚。感性和理性这个在文学艺术中本不应分出彼此的要素被割裂了，只有卡夫卡、福克纳等少数几个人是个例外。排列在他们后面的作家追逐纯理性纯感性都是非此即彼的。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大抵也可循出这样的脉络，具体表现为争名近利的理性和淡泊从容的自我感性世界的筑造。

阎连科步入文坛的时候，这两种作家的局限性都暴露无遗了，机械的理性主义和对其反动到矫枉过正的神秘主义都逐渐把读者失去。所见作品像是专门给某一类人定作的，要么革命家，要么流言家，要么才子佳人，要么道学家，便是不迷信国外的月亮圆，抵制洋货、发掘国粹，也是把《红楼梦》单看成一部爱情小说，一部政治历史小说，一部禅宗的形象化注释，自己做出的东西，或是政治历史教科书，或是专给女中学生的特制催泪弹，或是床头必备的催眠的灵丹。我们以为这才是当代文坛各领**一两年的根源。一个清醒的后来者大抵能体味到领这种**的悲哀。阎连科具备这种清醒。然而，古今中外，哪一个国家的文学都没有过从陈腐一步达到伟大的飞跃，两者之间被许多段的梯子联系着。陈腐作品后面是那些仅以渊博和精巧见称而缺乏深刻内容的作品，在这之后是一大片隽永的艺术之花，然后才长出一两个高高的天才的枝条。下降时也是从天才一步步跌落。一种时尚一旦形成，不但能左右作家的思维，而且要造成一种读者的审美惯性。自《小村小河》起步，阎连科就开始回避高大、高贵的人物，审美对象尽力地到世俗中去寻觅。他随之又对自己作品的艺术品格进行了界定，那就是力求本色化，在表现自己的审美对象时，更多地去倾听人籁之声，叙述方式及表现形式更多地去向民族文化中摄取。同时，因为他的现实主义自然化倾向，又使他丧失了对一个作家来讲关乎甚大的对个性的追求。在《瑶沟人的梦》的开头，他说：“其实，日子就是日子，光景都是日出日落，你也不要奢望我的日月中与众人有太大的差别。”在这方面，除了《横活》和《斗鸡》，他的自我表现欲出现了**。也许刘恒、刘震云、方方等人过分追逐差别所显示出的一种黯淡前景让他后怕了，因此他才选择了中庸。

因此，我们可以说《横活》和《斗鸡》所表现出的独创性，在阎连科那里并不是一种自觉的选择。《两程故里》的手稿中，他就发现了一种活法，不管他表现得多么笨拙，这是一种艺术个性的闪烁。《两程故里》时播下的种子到《横活》和《斗鸡》中开出了花朵。他在汴京这方古老的天地里，找到了自蚩尤战败被杀就在我们的书本里失传了的活法。鲁耀和倪清本潇潇洒洒的一生，叫我们倏然发现，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人原来也可以形成一个锁闭的自在的小世界。鲁耀的横趟东京，倪清本耍玩一世，不但在人生的意义上为我们展示出一方天地，而且在感觉上也让我们有了阅读时痛快淋漓的几小时。鲁耀，这个汴梁城中著名的光棍，要饭出身以帮闲牟利做了总管，以小恩小惠笼了人心，以无赖压无赖保全一个自在的横活，为人之所不敢为，不但剥了衣服且撕破脸皮，挤垮同行，独霸杠局大半生，生前就声震中州，誉满汴城，死后出殡，路祭者竟数百起，全市各行各业竟为停市，身后哀荣竟多为罕见！且看他的作为，且不说他鲁耀在东京没面子时干的事，那都可以用“为生活所迫”不予追究。有了鲁掌柜，鲁先生的称呼，娶妻却娶了一个十三岁就开始做皮肉生意，已三十出了大头的老妓女蒙天网。鲁耀说：“我看上你嫂子是个不知愁的人。东京的一二等窑子我都进去过，哪个女的都是接客一脸笑，客一走一脸愁。只有蒙天网想得开，进馆二十年，没掉过一滴眼泪，天天日子都开心。两人都是信奉人活一世，快活二字的。就对上脾气了。鲁耀的不要脸是假，活个自在是真，为了这个，他可以把其余的一切切成碎块下酒。鲁耀那一生的主要欲望都十分偏执地倾注在这里，世道的变迁都不能改变他分毫。我们无法知道他心里尝到过多大的快乐，他的内心没有愧疚，主要欲望都得到了满足，在自觉自愿中恬然死去。阎连科在这里完成了中国人很难得一见的情欲的凯旋。鲁耀这种德性的人，翻遍古今中外所有以教化为目的大书小书，都是讥讽近挖苦的对象。他下贱、自私、欺世盗名、欺软怕硬，在世人心中，几千年前就是一个下流坯子。兰陵笑笑生从中选了应伯爵，曹雪芹看上了卜世仁，那是因为笔下场面太大，用以表现一种众生相的多姿。太史公没忘记游侠和刺客这种神龙不见首尾的传奇人物而遗忘他们，多半是因为不屑为其浪费点墨如金的史笔。然而转到阎连科笔下，反倒以鲁耀的面孔成了大豪杰大英雄了。阎连科叫我们欣赏的是一种欲望的窄门里洪流的涌动。因为这种欲望是永恒的，也是伟大的，亘古以来，它就是人类和自然的统治者和破坏者。可惜的是炎黄二帝或许是为了统治的需要，或许为了人类的和平，让蚩尤身上的这种强有力的品质从书本里永远消逝了。阎连科在《横活》里面**裸地恢复了这种久已失传的活法。于是，我们有了一次跳出书本文化的圈子，超越自身渺小畏怯的本能局限，与我的另外一个祖先进行心灵对话的机会。

这是一片可以建立起一个王国的沃土，阎连科慎重地栽了又一个界碑。这就是斗了一辈子鸡的倪清本。倪清本亦是东京人士，出身比鲁耀高贵，就其家境而言，只算小康。然而他却是一个标标准准的有闲人物，有现代雅皮士的某种特征，用阎连科的话说：“他活得十分机巧超然，属于姥爷的人生河流，曲弯伸缩，仿佛不受自然的约束，无论世间如何风风雨雨，它都那么尽心可意地汩汩流淌。”自从父亲斗鸡输了达宏绸行，他就十分清楚这一生就要交给斗鸡了。年纪稍长，便知道社会的大动**是要左右斗鸡命运的，但鸡却不能不斗了，要不他倪清本去干什么呢？在他那里，赌只是手段，而玩才是目的。醒悟了这一点，保全继续疯斗的经济基础搬出袁四公子气死老板。解放那年，他知道新中国不能允许游手好闲的活法，又要对剥削阶级进行专政，故意把“达宏杂店”输给方明。“文革”期间不让斗鸡而渴望被人斗的变态心理，在乡下度过几年恬然自得的斗鸡生涯，百岁大寿充当鸡头家的辉煌感觉，发现方家的红光没参加斗鸡内心的怅然失望，为了实现冥冥中的输血所做的脚下使绊子的美梦，发生在倪清本身上，都是天经地义的。人类的一种情欲的坚不可摧，在《斗鸡》里表现得淋漓尽致，美食家朱自冶把吃看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表现人性的某种固执上，也没有这样的力透纸背。倪清本在社会大动**面前从来就是主动修正，朱自冶则是被动地接受。因此，倪清本大都收获快乐，朱自冶背负的则是郁闷。这两个人都生长在远离普通群众的艺术之邦，倪清本的体魄强健，动作疯狂，束缚较少，更多地表现了北方民族的豪迈，像是一个汴京盛产的黑皮西瓜，朱自冶则是一枚橄榄果，但从他们身上，所瞥见的东西一样的有力，同样的深邃。

从鲁耀和倪清本身上，我们发现了巴尔扎克笔下菲烈普、于洛的精神延续。他们都属于偏执狂的一类人，都能让人看到最遥远最保密的东西。

在《横活》和《斗鸡》里，我们所见的是阎连科笔下少见的理想中的生活，只能让我们观赏。我们所要领悟的，是那种朱自冶式的对肚子里苦水的反刍，这对我们在人生之路上艰难前行不无裨益。但我们同样需要鲁耀和倪本清。这里我们要说一句：《横活》和《斗鸡》是阎连科迄今为止最为上乘的一次亮相。

前面已经说过，阎连科有一套跑马圈地的人生哲学，对一切领域的事物都要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他还想建立一个混浑的世界，描绘出社会通史的全部，要包容哲学、历史、科学，要让人类在他的小说世界里跑遍人类思想和这个世界的全境。这么做对他来说，至少说对他现阶段来说，无疑是有点力不从心。写了《横活》和《斗鸡》之后，他把笔一下子又伸进少年时代的农村，似乎根本不愿意反省一下创造鲁耀和倪清本的得失。其实，他完全应该先把《东京九流人物记》的人物都拉出来亮亮相，然后才能考虑其他。独到的发现对于一个作家，一生中不会递去几缕秋波，应该紧紧抓住不放。在这一点上，阎连科是自觉的，但不是自如的。他也许要为此付出一些代价。

阎连科的王国还在筹建的阶段。进行多种风格的尝试时，匆忙和捉襟见肘在所难免。就我们十分喜爱的《横活》和《斗鸡》，还是不能望《贝姨》和《搅水女人》之项背。我们无法预测阎连科跪在伟大的巴尔扎克面前面壁三年后的景况，他也许不愿这么干。然而我们很希望能有这个结果。那时候，我会读到一部关于中原人生存状况的百科全书。

我期待着。

1990.9草于大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