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1927）　清末民初学者，浙江海宁人。他早年追求新学，接受改良主义思想。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在众多学科贡献突出，自成一家。

1927年（民国十六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这一天，正好是农历的五月初三，紧接着，就该是包粽子、划龙舟的端午节了。

中国之所以有这个节日，是由古代投江自杀的伟大诗人屈原起。虽然现在人们吃粽子的时候，通常不会想到这是对诗人的纪念，更不会想到这位死于非命的诗人，在中国全部非正常死亡的文人中，大概算得上是自杀排行榜上的第一名。因此，王国维跳进排云殿西、石舫附近的昆明湖里，了解端午缘由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将他与屈原联系起来。因为手段相同、死日相近，自然会引起当时人和后来人的兴趣。

自杀是能活而偏不活、不该死而偏死的极端行为，既是对生存规律的挑战，也是对人生的彻底否决。将生命握在自己手中，愿意怎么死就怎么死，愿意何时死就何时死，于是，这个人也就拥有了一生中最后的恐怕也是最大的自由。我不禁纳闷，已经获得绝对自由的王国维，为什么不选初五，偏选初三？看来这个行事谨慎的人，即使死日的选择，也还透出“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梁启超评语）的学者式的郑重。

首先，王国维认为自己忠于逊帝的死难心态，根本无法与屈原的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相提并论。其次，王国维认为其平生著述，能留存下来，可传之后世者，自审也是无法与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相比拟。所以他不选屈原的忌日，而选在忌日前的初三。

但王国维决定在初三那天走自沉之路，很大程度上由于他最后弄到走投无路，无以为计，与屈原徘徊踯躅于汨罗江畔的痛心和绝望，其际遇是差不多的。因此，先贤的蹈水赴死，义无反顾，给了他启示。他选择这种死的方式，是表示对其宗仰的前辈，那份景慕追随之心；不选端午这天，则是学者审慎谨约的自重。

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清末秀才。民国后曾任溥仪小朝廷的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

过于自重，是王国维这个人一生的悲剧所在。自重而适当敛约，是可以的，而自重到抑制、到忧郁、到愚执、到迂腐、到想不开、到只有死之一途别无解赎之道，就真是一个彻底的书呆子了。好像从王国维跳湖以后，中国人中就找不出多少这样的“自重者”了。更有一些人，不但不自重，还自轻自贱。轻，顶多骨头没有几许分量；贱，廉耻都卷在脸皮里当小菜吃了，那就十分的可悲。

换个喜欢标榜的人，怀着一份屈原情结，赴水而死，肯定会选择初五。但极其自重的王国维，跳湖之前，在家里是盘算过的。他决定死，固然有其堂而皇之的一面，怎么说，他是有顶戴的人，他拥有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的五品头衔，为主死忧，“大义”存焉。但他不能不自省，所以弃世而去，所谓“大义”的成分，占百分之几，他心里是有数的。

更多的，使其跳昆明湖的缘由，是那些仨瓜俩枣的银钱往来，是那些油盐酱醋的生计家事，是那些牵涉到个人、家庭、儿女等鸡毛蒜皮的成堆问题。总之，是那些很难磊落光明地端到台面上来的使他穷于应付的烦恼，才让他觉得活不下去。正是死得如此油脂麻花，不干不净，搅七念三，卑微困顿，他只能选择初三这一天。据马叙伦《石屋余渖》：“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廿九日，某报载何天行‘王静安十五年祭文’，意在发明静安本心不在为遗老，其死则困于贫。夫静安是否不愿竭忠清室，其人死矣，无可质矣；至于其死，实以经济关系为罗叔言所迫而然，则余昔已闻诸张孟劬，惜未闻其详。后又闻诸张伯岸，则未能言其详也。”

因此，他的死，很大程度上有点窝囊，与屈原的慷慨歌哭大不相同，这一点他也清楚。但是，从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便知道他为什么会有效慕屈原做法之意了。“屈子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非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所谓的“休戚”、“知遇”，便成了他投水的“大义”方面。可一脑门官司、两肋巴债务，偏挑端阳那天自沉的话，这种骥附，岂不是很亵渎他所推崇的先贤嘛？

因此，屈原沉于汨罗，走得一清如水。而他沉于昆明湖，很大程度上是规避，是摆脱，是承受不住经济上的压力、精神上的负担，以及无法解开的情感道义上的诸多心结，一死了之的。我想他肯定酌斟过：选初一，离端午稍远；选初四，靠端午太近；于是，初三一早，他雇了一辆洋车，出清华园，往颐和园去。昆明湖，可不是汨罗江，他跳进去，便一头到底。事实上他并不是溺毙，而是被淤泥朽草塞满七窍，以致窒息而死。

一代学人，草草一生，于肮脏的污朽中死去，时年仅51岁。

但他没有想到，由于这样的一种死法，效果倍增，影响弥远，使得他与同时代的无论学问、无论著作都相差无几的侪辈相比，一下子拥有了很大的知名度。虽然众人并不知道他是谁，他是干什么的，他吃几碗千饭，他有什么非凡之处，但由于声名鼎沸，人云亦云，好像含金量也显出不同了。这种不过只是视觉中的非成色的变化，王国维从此成为比所有国学大师都要大师的圣人。

我相信，这倒不一定是跳进昆明湖的这位天性谦逊的学者本愿，问题全出在中国小文人的戏法上。

小文人，是中国文化领域中一种特殊的品类，你可以称他为篾片、为相公、为清客、为帮闲。学问不大，本事不小；聪明有余，心术欠佳；真功夫阙如，生意经特灵；正经事不干，小嘀咕一等。没有他们，文坛不热闹；有了他们，又生出更多的无聊和是非。这之中，有的小文人，犹如赌场中的堂倌，自己没有多少赌资，却很乐意追捧那些出手阔绰、挥金如土的赌客一样，跟着也阔一把。在文学领域中，吹捧如周作人、如张爱玲等，借照亮偶像的光，顺便将自己的嘴脸烘托出来，也是近年来大行其道、大赚银两的名利双收之举。

他们为什么选择已死而不是死得太远的文人呢？因为太远了，便不太容易搅起泡沫。趁还有点新鲜劲儿，添油加醋，掺杂了时代的、政治的、感情的色彩，一盘虽花花绿绿可颜色气味颇令人生疑的冰淇淋，便端了过来。王国维就是如此被膨胀起来的，其实，他不过是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那段文化启蒙时期的许多先行者之一罢了。但经小文人之炒冷饭以后，好像没有王国维、没有罗振玉、没有郑孝胥，我们至今还得在黑暗中摸索似的。

这当然是笑话！

上帝已经死了，这是尼采说的，而说这话的尼采，也死了多年。但不知为什么，还有这等小文人不停地制造偶像，让大家磕头。制造中国偶像嫌不过瘾，还找来洋菩萨，要大家礼拜。这就是近年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场面，可一想到大家都不过是混口饭吃，久而久之，也就见怪不怪了。

不过，对于王国维的自沉，我是极佩服的。无论怎么说，一个人敢自杀，是有勇气的行为。那些敢于下手杀死自己的勇敢者，我从心底里起敬。因为在我平生数次低潮期间，在备受挫折到了无法宁受的日子里，那些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谅不亚于地狱，使你无以为生时，一念之间，也很想死了死了，一死百了的。

我曾经打算以跳崖的方式结束生命，这是山民寻短见的常用方法。在大山深处，羊肠小道通过陡峭山壁，往往凿出只容侧身而过的垭口。谁不想活，伸出一条腿去，下面便是万丈深渊，连尸首都寻不见的。平时过得那里，都要捏把冷汗，脊背发凉。也许决心寻死的人，就不把死之一途，视为多么可怕的事。我物色了好几处，终于在一处谷底生云的悬崖边站立。但是，当我打算伸出脚跟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我终于还是犹豫了。

因为我有父母，我有妻子，还有才周岁多的儿子。我看到的是他们一双双凝视的眼睛。于是，怅然若失的我，把伸出去的一只脚收回，痴痴地坐在那儿，听远处传来的狼嚎声。人，其实是贪生怕死的。王国维采取了三闾大夫的死法，结束自己的生命，着实让我对这位学人肃然起敬。王国维的死，恐怕就得按陈寅恪的解释来理解了：

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仁人志士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王国维敢于自沉，令人佩服。无论怎样说，一个人敢于自杀，是有勇气的行为。图为浙江海宁王国维故居的塑像。

像王国维，像王国维最引为知己的陈寅恪，如此在意名节的人，嗣后多少年来，也真是颇为少见了。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院兼差，为他所领的民国政府的一份薪俸，而深感不安，仅此一节，至少还能见到“耻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的一点影子。而陈寅恪在中山大学，虽然仍以孤竹君后代的狷介著称，但一级教授的工资，倒是照单全收的，这大概就是时代的进步了。所以，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运动，60年代的“**”，多少学者名流、教授权威、文化大师、学术泰斗，被折腾得痛不欲生，可很少听说有人起而效仿王国维，毅然跳入昆明湖。其实，他们住得离颐和园都不远，即使没有洋车，腿去也就半个钟头。看来，大家都聪明起来，“观堂已随屈子去，此地空余昆明湖”，没有人这样寻短见了。

生固艰难，死亦不易，好死不如赖活着，便是生者的精神支柱。

不错，你强我弱，你要整死我，像碾死一个臭虫那么容易，但处于生死两难之中，凡懂得圆通苟且一道者，都会存活下来。这也是中国人自杀率较之外国人低的一个重要原因。翻开中国文祸史，有多少人被皇帝砍掉脑袋，因此，自杀不是中国人的强项，中国人习惯于被杀。现在回过头去，审时度势，1927年也就是民国十六年，并不具备足以使王国维弃世的大环境。

1月6日，京城的头面人物又拥到前门外的新民戏院，观看现代京剧《摩登伽女》。我不知道梁启超会不会对这出天竺戏感到兴趣？也不知道王国维会不会陪同前往一起观看？主演者为“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如果说京剧改革，此公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而江青抓住这面旗帜，搞活流通样板戏招摇过市，已是四十多年后黄瓜菜都凉了的季节。那时节，尚老板着摩登露肩装，跳苏格兰舞蹈，唱时尚流行曲，令京城人耳目一新。因此，王国维于歌舞升平中忽萌厌世之意，大不可能，与当时京城的总体气氛，也太不相适应。

再从全国范围来看，虽然3月份，张学良强渡黄河，血战郑州。4月份，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4日，建都南京。4月28日，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在北京西交民巷看守所被张作霖杀害。5月份，冯玉祥出师潼关……诸如此类的“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动乱，已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之事，应该不至于使一介文人的王国维神经过敏，意识到危机的到来。连他的主子逊帝在天津张园，盗卖文物，吸食鸦片，照样上朝退朝，叩拜如仪。作为圣上都安之若素，那么在清华教书的这位臣下紧张个什么？这不应了“皇帝不急太监急”的典故吗？

那时，“京都怪物”辜鸿铭，拖一根辫子，给他拉车的车夫刘二也拖着同样一根辫子，成为京城一绝，出尽风头，就凭这根大清五朝的尾巴当卖点咧！此老在六国饭店开演讲会，门票五块银洋，贵得吓人，然而非常抢手。那么同样也留辫子的王国维坐在清华园里，怕树叶子落下砸破头的杞忧，简直是没来由的。

再看看当时的文化巨擘，哪一个不是在自求多福？梁启超连清华国学院院长一职，也懒得干了，索性回家当老太爷了。4月8日，鲁迅到厦门，转广州，为黄埔军人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意气风发。4月12日，胡适由西雅图乘轮船经日本回国，在船上研究《左传》，颇有所获。林语堂到武汉任国民政府外交秘书，此君洋文大大派上了用场。5月9日，尽管郁达夫在上海致信王映霞，表示“可以为你而死”，说白了，这不过是情书中哄哄小姐的甜言蜜语罢了，并不打算真正落实。看来，大家快活得不能再快活，自由得不能再自由，但王国维却跳进了昆明湖。

直到今天，对于他的死，仍是其说不一，各执一词。

我在书摊上还看到一部罗振玉后裔为其祖辩诬兼驳诘的书，其实这种努力也是徒劳，无论如何寻章觅句，求证索隐，也是无法改变历史公论的。当然，一家之言，录以备忘，作为学术研究，当无不可。但由此想到，所以引发出这样的歧义和争执，是由于中国人讲中庸之道却并不中庸，持和合之说却很难和而合之的缘故。若是空泛的、务虚的，不落到实处的坐而论道，肯定宾主尽灌，绝对谈得拢。但是，一接触到实际，一碰到具体问题，往往便绝对、便极端、便偏颇、便不留余地，甚至不共戴天。

于是，王国维跳昆明湖，不是“殉清”，就必是“罗王交恶”；不是罗对王“翻脸逼债”，就必是为逊帝前景堪虑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地先行一步。非此即彼，非彼即此，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近百年来，这个死谜成了一道解不开的难题。而且我始终不解，连放一个屁，还可能由于食物消化不良、长气杆菌繁殖、肠道蠕动加剧、硫氢物质过剩等诸多原因造成。一个大活人自杀，为什么只能因为一个理由，而不能因多种因素使其非寻死不可呢？

其实王国维的遗书，按常人心态来读，就已经包含了这样两个内容：

第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第二，“我死后，当草草棺葬，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寺。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固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他既充满了对于未来的忧虑，也面临着一筹莫展的现实难题。因此他跳昆明湖，“殉清”是自杀的很重要的情愫；“罗王交恶”则使他失去全部生活依托，无法应对一家老少食指生计，而不得不自杀的主要原因。若仅仅“殉清”，可早可晚，也可不殉，但“罗王交恶”，却立使他陷入绝境，不能自拔，若不死，那他活着会比死还要难看。于是，合二而一，走屈原的自沉之路。

因此这位国学大师、国文巨匠，在五月初二写的这封遗书，最后一句话，“亦必不至饿死也”，应该是大有文章的，不知为何，竟无人关注到这句相当情绪化的词句？那是一种极为负气的口吻，绝非王国维一贯行文的风格。而且“饿死”一词，也不是宿儒所惯于使用的，而是纯系百姓口语。

我不敢断定这是出自罗振玉口的威胁，但王国维在死前与他口角过、争吵过，却是事实。因为王国维是两袖清风、拙于谋生的一介文人，而罗振玉却是个在政治上有大抱负、事业上有大成就、文物考古上有大名声的庞然大物。当老板的，未必好意思拍着桌子吓唬对方：“你也不掂量掂量，你一旦失去我这靠山，难道你不担心会饿死？”但是，谁能保证，罗振玉在琉璃厂的伙计，不狐假虎威，欺侮老实人呢？

现在，已说不好罗振玉给予王国维的金钱支持究竟为多少，更难算得清楚王国维回报罗振玉的知识产权为多少，这就是王国维之死的谜底所在。不过，梁启超在《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中，也已经说得明白，分得清楚：“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作的。”

这大概就是历史的公论了。

在中国历史上，为了报恩、为了还债、为了平安、为了免灾、为了生计、为了糊口、为了苟活、为了脑袋，忍心将毕生研究的结晶，苦心孤诣的成果，皓首穷经的智慧，耗尽心血的作品，都隐名埋姓地奉献出去者，王国维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看到自己的骨肉，变成别人的儿子，做母亲的还得装出笑脸，做心甘情愿状，那心中受熬煎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在当“右派”的二十多年里，为了摘帽，我也曾作为写作机器，讨好过那些人。虽然我写的那些应景之作、下作之文，说实在的，扔废纸篓都嫌脏。但对那些不劳而获者的憎恨、厌恶，对那些坐享其成者的鄙视、唾弃，却是所有为奴隶的母亲都会产生出来的相同感情。

于是我逐渐理解这位大师，他要是不跳昆明湖，也许就成一个永远为别人拉套的冤大头。

他“扑通”跳下去了，尽管还是缠夹不清，但至少令人生疑，仅凭这一点，就是成功。我们可以责备他不该这样做，但对这个可怜巴巴的中国人来说，除了这一条命外，他还有别的资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