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1865—1898）　清朝政治家、思想家，湖南浏阳人。他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

那是一个冬日的小阳春，我从报上得知，琉璃厂海王村的中国书店在出售一批旧书，遂去到那里。翻了半日，凡想买的书，定价都偏高；便宜的书，又不值得买。这样乘兴而去，兴尽而返，因为空着手，而且时间富裕，便信步往虎坊桥走去。

走过拓展得特宽的新两广路，不知不觉间，明朝权奸严嵩的儿子题写牌匾的中药店“鹤年堂”四个大字，映在眼前，金碧辉煌，自然这就是菜市口了。

菜市口，可是一个拥有特殊历史的地段。

其特殊因为它曾经是近代史上，拥有很大知名度的秋决场所。由于春夏季节草木萌发，而到了秋冬季节则万物肃杀，所以古代行刑选择秋天，也是适应天时的这种变化。明朝秋决的刑场，在今西四牌楼一带，而清朝则改在菜市口，因而成为京城一景。清朝和邦额《夜谭随录》：“适过菜市口，值秋决，刑人于市，阻不得进。”但眼前焕然一新的菜市口，已是繁华喧闹的商业区，不但没有当日刑场肃杀的气氛，连南城的萧条痕迹也看不出来了。

谈大清朝，不能不谈杀人；谈杀人，不能不谈菜市口。这些年来，电影、电视剧中的清宫戏，长篇小说中的清代帝王题材，可用“泛滥成灾”这句成语来形容，这也给菜市口做足了广告。于是这个原来矮趴趴、拥挤狭窄的丁字街，借着秋决的血腥镜头，遐迩闻名，世人皆知。它与英国伦敦泰晤士河口塔桥旁那座16世纪的监狱，成为东西方世界两处酷刑文化的重要遗址。

我记得1949年秋天来到北京，住在国会街老北大的工字楼。有人告诉我，出宣武门，一路往南，就是当年“戊戌维新六君子”殉难的刑场。于是，我想起“六君子”之一的湖南浏阳人谭嗣同，被慈禧太后抓起来关在大牢里，写在狱中墙壁上的一首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诗中的张俭、杜根，都是东汉名士。张俭因党锢之祸被迫逃亡，但人们景仰他的高风亮节，都冒着危险收留他。杜根因为触怒邓获太后，被命摔死，但行刑者出于同情，虽摔却不死，而活了下来。谭嗣同的诗，反映“戊戌维新”失败以后，他之慷慨就义，以鲜血和生命唤醒麻木国人的牺牲，与康有为、梁启超采取的流亡海外、重图再起的策略不同。他诗中的张俭、杜根，正是这些维新党人失败后的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这位湖南汉子，所以要去留下肝胆，化为巍巍昆仑，也是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贡献。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任何一次改良运动，最后无不以失败告终。这次康、梁“戊戌变法”，因前后历经一百零三天，而又被称之为“百日维新”。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自强，便接连发出开学堂、停科举、办实业、练新军的新政。西太后对他们迫不及待地发出的一系列未经她首肯的改革措施，当然不满，而被种种改革措施所触动，害怕失去一切的保守派、顽固派，尤为不满。6月14日，住在颐和园的慈禧，禁不起这帮守旧势力的哭诉、告状、小报告、咬舌头，老太太第一手赶走光绪的老师翁同龢，第二手安排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9月18日，谭嗣同走了一着险棋，与袁世凯密谈，某种意义上是寄希望于这位手握新军实力的将领，实施政变。袁世凯马上向荣禄告密，荣禄又马上向西太后报告。知识分子的最大弱点，就是理想加幻想，就是自信加轻信。老太太当下软禁了光绪，这回岂止是不满，而是愤恨，9月20日逮捕新党，康有为逃脱，梁启超避难日本公使馆。9月21日西太后“临朝训政”，“维新变法”宣告终止。

谭嗣同本有逃脱的机会，不知因何，他以承担一切的大无畏姿态，9月25日于浏阳会馆被抓。

三天之后，9月28日他与林旭、杨锐、康广仁、杨深秀、刘光第“六君子”，被押赴菜市口刑场，未经审讯，直接砍头，英勇就义。民国姜泣群《朝野新谭》中说：“圣旨下，将六人从狱中提出，上堂点名，并不讯供。饬令登车，刘光第曾任刑部司官，知事不妙。亟询承审官为谁，我至今未曾认得康有为，尚可容我伸辩否？众曰不必言矣。乃径解赴菜市口。由提督衙门派来哨弁兵役二百人护之行，抵法场三下半钟。先杀康广仁，次谭嗣同，次林旭，次杨深秀，次杨锐，次刘光第。事毕已薄暮矣。……菜市口距广东会馆最近，康广仁死后，粤人竟莫敢过问。谭嗣同、林旭殓俱迟。……谭嗣同死不瞑目，李铁船京卿慰之曰：‘复生头上有天罢了。’”“康广仁便衣无服，被杀后刽子手将其首抛之极远，林旭穿补服未挂珠，余均便衣。杨锐血最多，刘光第至死呼冤，杀后点血俱无，但觉有白气一道冲出。刽子手曰：‘是实大冤枉者，方如此白气上冲，其神上升于天也。’”

谭嗣同，字壮飞。湖南浏阳人，生于北京。其父为湖北巡抚。因为童年患时疫险死得活，又号复生。他的妻子李闰在他就义后，以其《狱中题壁》之“忍死须臾待杜根”句，自号“臾生”，其悼亡诗极悲怆：“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

临刑时，谭嗣同从容慷慨，激越豪壮，只说了十六个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我在想，当谭嗣同戴着枷锁，在槛车里向围观者大呼，希望得到觉醒的回应，希望听到愤怒的反响，希望看到同情的眼光，希望他的血没有白流……然而这班一脸亢奋的观众，会有什么呼应吗？他们只对马上就要被砍掉的头颅感兴趣，而对这位革命先驱的豪言壮语，绝对无动于衷吗？本意以一死令国人警醒的这位革命者，其最大悲哀莫过于他脑袋被砍掉时，京城市民的无动于衷了。

20世纪40年代末，这座城市还叫北平，南城一带，居民稀疏，街市冷清，破房旧院，路窄巷挤，很难想象清末百姓“到菜市口看杀人去”时，那万人空巷的场面，竟堵塞在这样仄隘湫陋的地段，不免为烈士临终场面之局促、之龌龊，感到窝囊。对好看热闹的中国人来说，戏文是主要的，角儿更为主要，至于戏园子的好赖，是无所谓的。京剧翻译成英文，叫做Beijing　Opera（北京歌剧），尽管它出现过梅兰芳等许多名演员，而清朝历经三百多年，民国又历经三十多年，这座城市从来没有一间像点样子的戏院。这就是北京人既能穷讲究，又能穷凑活的习性了。

几百年来，他们很满足这份厂甸庙会式的看杀头的娱乐，这个不花钱、不打票的血淋淋的真实场面；这些可供好些日子里，饭后茶余，对被杀头者或褒或贬的说话由头。挤就挤吧，挤着热闹；杀就杀吧，杀头好看。至于杀谁？谁杀？为什么杀？为谁而被杀？这些看戏的老百姓们，是不去想的。

一生觉悟追求，力主挽危图强，锐意改革维新，誓志献身中华，哪怕砍头也死不瞑目。这最后一句令其闭上眼睛的抚慰之语，告诉冤魂“头上有天”，其实在那个昏天黑地的王朝末日里，上既无天，下也无地，那些看热闹者的浑浑噩噩，其实倒是对革命者苦心孤诣的暗讽。不过由此倒也证明，作为先知先觉者，与那些后知后觉的民众之间，确实存在着不被理解的鸿沟，这才是他九泉下无法排遣的寂寞和苦恼呢！甚至一个多世纪过去，又有多少人在菜市口会想起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这场“百日维新”、士子们最后的孤注一掷呢？

然而，1898年“六君子”之死，清廷的丧钟随之敲响。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从此，菜市口作为行刑开杀的法场历史也就结束。但是，回顾三百多年的清王朝，那刽子手的大刀片儿，到底在这里砍下了多少人头，恐怕是永远也统计不出的数字了。

1949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为了寻找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竟在无人指点的情况下得出杀场何在？而更多的人颇讶异我的好奇。也许那时革命成功，新中国成立在即，对于改良主义的失败者，懒得提它，不屑提它，大家竟十分生疏起来。颇费几分周折，才打听到“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掉脑袋的地点，那里已无任何标志，更甭说纪念物了。

想到那些抛洒在菜市口的血，对于甚嚣尘上的几成定论的康、雍、乾三朝，为中国历史上最兴旺繁荣的“盛世”说法，很不以为然，相当不以为然。窃以为这是一些急功近利者，故作惊人语，说得太过头的大话。

这三位皇帝，虽然在奠定中国的一统局面，划定国土的疆域版图上，是做出巨大贡献的。然而，“盛世”二字，是加冕不到他们头上的。

第一，在经济上，并未达到汉朝孝文、孝景年间，“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丰足。

第二，在政治上，也不曾达到唐朝贞观年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齑粮，取给于道路焉”；“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纵归，使至期来诣京师。（次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的清明。（均见《资治通鉴》）

第三，公元1662年至1796年，闭关自守的康、雍、乾三朝，故步自封，自以为是“万邦来仪”的中央之国，以老大自居，维护传统的农本主义，不求进取，拒绝整个世界的变革潮流，造成了他们最大的甚至是不可饶恕的失误。16世纪起，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西欧国家，采取重商主义，已经积极向外拓展，而且人文精神的张扬、自由思想的提倡，促进科学技术的发达，处于方兴未艾之势。而康、雍、乾三朝，一以贯之的是一种的防范心理、偏窄心态，对民众实施严密的极权统治，对士子进行严酷的文化钳制，对海外保持严锁的封闭格局，对汉族精英分子加以极其严厉的、无所不用其极的镇压，尤其可怕的是最广泛、最深入、最彻底、最持久的“奴才”教育，使得中国人（除极少数例外者），都成了失去思想、失去活力、失去神气、失去自我，永远匍匐在地、永远罪该万死、永远不敢抬起头来的“磕头虫”。

试想一下，一个3亿“磕头虫”趴在那儿、一口一声“奴才该死”的中国，怎么能称得上“盛世”？

甚至到了18世纪中叶，近邻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而康、雍、乾三朝的继承人，仍以“祖宗规矩不可改变”的死硬，顽固抵制以大机器生产和广泛采用蒸气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贻误良机，耗尽时光。直到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国门以后，才明白所谓的“盛世”光景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只是使中国落后于欧洲一个半世纪而已。

人们不禁要问，何“盛”之有？

时下一些作家、一些编导，伪造历史，鼓吹圣明，掩盖真相，胡编乱演，热衷于推销清朝帝王题材，这种见钱眼开的商业行为，倒也不值得当回事。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莫过于一些清史专家，应该是有学问、有识见的人，却也跟着罔顾史实，颠倒是非，大弹康、雍、乾“盛世”的高调，颇令人质疑其实用主义的治史学风。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些文天祥《正气歌》中耳熟能详的诗句，秉笔直书，据实求真，不附不阿，严谨审慎，至少是为史者最起码的操守呀！尽管冷板凳成为热板凳，也不能为了吃满汉全席，便歪嘴净捡好听顺耳的话说，这不正应了胡适所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

这也是北京人，或者中国人，只注意台上的戏子，而不注意破烂戏园子的整体环境，以偏概全的毛病。这些清史专家就是闭眼不看，也不承认这三朝，其实很不怎么样的，无论如何够不上“盛世”的败象。尤其康熙和乾隆，都是御临天下长达六十多年的高龄帝王，在中国封建社会，老人统治的最大弊端，就是其晚年几乎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如这一时期最伟大的作家曹雪芹在《红楼梦》一书中，描写的贾府一样，外面看起来轰轰轰烈烈，其实内囊早尽上来了。

但16世纪前后，在最初的起跑线上，中国那时的国力，差不多相当于后来成为殖民国家的英、法、德、葡、意的总和。因此，彼时的西方世界，还是很在意东方的中国，是不敢怠慢的。对这个庞然大物，认为是举足轻重的存在。因此，雍正登极，教廷连忙派人，不远万里，前来北京祝贺这位皇帝登基。大典过后的1725年，雍正三年的冬十月，罗马教皇的特使要归国复命了。这位新皇帝，刚刚铲除掉他认为“尾大不掉”的年羹尧将军，心情相当不错，特地接见来自罗马的使节，并颁布了一纸敕书，交其带回。

西洋寓居中国之人，朕以万物一体为怀，教以谨饬安静。伊等果能慎守法度，行止无愆，朕自推爱抚恤。兹赠妆缎、锦缎、大缎六十匹，次缎四十匹。（《清通鉴》）

中国人就是这样，你越说他胖他越喘，你越巴结他他也越自觉了不起。文书中那盛气凌人的大皇帝口吻，很难用最起码的外交礼貌来衡量。雍正以为是唐太宗李世民，是那个真正盛世的天可汗呢！

那时的中国真强，可开始由强而弱；那时的西方真弱，但开始由弱而强。这就是16世纪的唯物史观。套用“文革”间的一句口头禅，他们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一天天烂下去。

就在雍正登极这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英国出生。16世纪的伦敦天气，应该和今天没有什么不同，那类似北京南城古刑场菜市口的伦敦塔，院子中间的断头台、院子外塔山上的绞刑架，尽管继续处决人犯。但莎士比亚时期那种在伦敦桥上用长长的铁矛，插着被枭首的头颅，以警吓市民的做法，已不再执行。

他们开始把人当成人，然而在东方，仍旧不把人当成人对待。雍正三年十二月辛巳，一位名叫汪景棋的人被“弃市”。并且被枭首示众，那脑袋挂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一挂就是十年。

我想，菜市口悬挂着汪师爷这颗脑袋的时期，大概也是那个英国人亚当·斯密，埋头写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的时期。然而当19世纪，严复以《原富》做书名，将此书译为中文介绍到中国时，适值他的维新同志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砍掉脑袋的日子。

三百多年原封不动的清王朝，现在所差的恐怕就是在尸首脸上盖一张纸，给棺材钉上最后一根铁钉了。

严复翻译《原富》时著《斯密亚丹传》，他曾经说过：“顾英国负虽重，而盖藏则丰。至今之日，其宜贫弱而反富强者，夫非掊锁廓门，任民自由之效欤？”这句话极其深刻，一针见血，值得深思。试想，康、雍、乾三朝，锁不掊，门不廓，民不自由，而且还是一个动辄把知识分子、把民族精英，送到菜市口去枭首示众的政权，能成盛世，实在是很难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