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是一种职业，这是常识。

作家有专业作家和业余作家之分，有大作家与小作家之分，有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之分。不管你属于哪种作家，都是生产精神产品的工人，从这一点讲，作家同生产其它产品的工人没有什么两样。我这不是贬低作家，而是说明一种事实：不论你是谁，名气大也好，名气小也罢，生产出的文字产品必须卖给媒体，包括报社、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等，文章得以发表或出版后得到稿酬，即实现产品价值。因而作家不能自视过高，认为自己高贵无比，神圣无边，那就太不明智了。作家王朔在谈网络文学时一语惊人，他说：“再过一些年，我们面对的不是年轻的作家，而是全体有书写能力的人民，再没有人因会写字而被人格外另眼相看就可以混碗饭吃，因为这已经成了生理现象，就像大家都会说话一样。”王作家的话虽过于偏激，但并非没有道理。

作家作为一种职业，属于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其基本目的就是维持生计，如果连生计都维持不了，那么作家就要失业，他就不能当作家或不配当作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我国的香港地区，有很多人一生以作家为职业，出名的有，不出名的有，但他们必须用稿费养活自己。一般来讲，作家属于相对较高的收入阶层，而这些以作家为职业的人都有些真本事，小东西能写，大部头也能搞，而且效率很高。他们的市场观念、读者观念很强，他们的服务观念很强，他们的写作着眼点就是读者，读者不愿看、媒体不给发表的东西，他们是不会写的，一个作家同时在几家报社开设专栏是常事。作家踏实务实而朴素，他们常常称自己为写字匠，写作就是工作，是一种谋生手段。我们不要认为这种职业比其它职业高尚，以至自命不凡，不能以“人类灵魂的塑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无冕之王”、“超级大师”、“人生指南者”等等自居。这样反而显得作家很真实，很可爱，很容易与老百姓交朋友而打成一片。作家是百姓中的一员，常常不辞劳苦了解百姓的喜怒哀乐，因而写出的作品就很容易在百姓中产生共鸣。作家的低调、朴素务实的结果会带来高效率、高质量，而高效率高质量又连着高效益，作家读者皆大欢喜。

我赞成作家理直气壮地追求自己的合理收入。既然自己付出了艰辛劳动，生产出精神产品，就应得到相应回报，这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进步意义。我反对作家以穷酸为美的心态，或者说是装模作样，虚情假意地唱高调，说什么“烦的就是钱”、“与钱势不两立”、“不沾铜臭”等豪言壮语。明明很需要钱养家糊口或用钱改善生活，但却总是端着架子，摆出与钱为敌的姿态，以示清高、高贵、脱俗，这样，只能让老百姓心烦、恶心、鄙弃。

我赞同作家坚持实事求是，该赚钱就赚钱，并强烈呼吁媒体出版社给作家们提高稿酬。现在我国稿酬长期偏低运行或者说多年作原地踏步，这已经有悖于市场经济原则，虽然有些报刊高价征稿，那只是个别的，没有形成气候。对于提高稿酬，作家们自己应当大声呼吁，而社会媒体出版社也应本着公正的态度，给作家作者们提高稿酬，使他们的劳动获得合理的报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

既然作家是一种职业，那么作家必须严守自己的职业道德。作家是搞文学的，文学有其内在的本质要求。高尔基说：“文学的目的是帮助人了解本身，提高人的自信心，激发人对真理的企求，同人们的鄙俗行为作斗争，善于在人们身上找到好的东西，唤起他们灵魂中的羞耻、愤怒和勇气，使人变得高尚、坚强。”作家写的东西能够使人们变得上进，如奥夫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使成千上万的青年受其感染。有的作家的书也可能使人变得愚昧和疯狂，如，末流作家希特勒写的《我的奋斗》等，曾使成千上万的德国青年疯狂起来，加入到法西斯的非正义的战争中去，给人类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因而作家这个生产者有其特殊性，必须坚守正义和良心，否则，就可能误导读者，成为历史的罪人。

（原载2000年8月30日《三晋工商报·汾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