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本性就是爱听好话，不爱听坏话，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作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企业常常召开民主生活会，领导诚心诚意地说：大家请不要顾虑，大胆地给我提意见，该批评的地方一定要批评，以便促使我改进工作。于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吱声吧，显得会场十分尴尬，让领导下不了台，吱声吧，你又不知道哪个地方该批评，哪个地方不该批评，万一批评错了，不但给领导找了麻烦，也给自己讨没趣。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有人发明了辩证批评法，一用还真灵。

比如说，批评领导事必躬亲，历数领导下乡多少次，解决多少具体难题，忙得如何不可开交，继而说这些本来可以指挥他人去干，领导不必做那么细。这表面是批评，不过，大家不是傻瓜，说是批评，其实是表扬领导能吃苦，勤政、成绩斐然。众所周知，一代智者诸葛亮犯过事必躬亲的“错误”，以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人们对诸葛亮是崇敬还是鄙视呢，这里的道理很简单嘛。这样领导认真接受大家的批评，大家充分发挥了“民主”，气氛十分热烈，矛盾于是迎刃而解。

比如说，有人向领导提意见，说领导不爱接近女同志。这话“水平”咋样，你服不服，反正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甘拜下风。领导不爱接近女同志，这大概是给男领导提的意见（如果给女领导提这样的意见不在此文议论之列），这句话如果反过来，应该是，领导爱接近女同志。我觉得，这句话简直是对领导的大不敬，意思不明摆着吗，领导钟情女色，这和说领导有作风问题差不多。而领导不爱接近女同志似乎是一个美丽的缺点，言外之意是说领导作风正派，对女色保持相对距离，这是小缺点包含着大优点。领导听了当然不会反对，可以这样说，不错不错，我不擅长做女同志工作，这就需要大家多多帮助，特别希望女同志担待谅解，也希望女同志发挥自强自立精神，干出个样子让男同志看看。好嘛，意见提得有水平，领导的答复也有水平。

再比如说，有人给领导提意见，说领导重业务工作，轻学习。乍一听，好像真正找到一种缺点，可往下听，就不对味了，人家把重业务谈得很重，而把轻学习谈得很轻，人们感觉是这领导抓业务已经拼命了。人们都清楚，现在工作要以业务经营为中心，能够抓住业务经营这条主线，是一个领导者的基本素质。至于不重视学习，大家不会当真的。现在大家都清楚，一些单位即使重视学习也只不过摆摆形式而已。现在人们已形成这样一种习惯，他关心的东西你不让他学习，他也会自觉地去学，想阻拦都拦不住，而他不关心的东西，无论你用什么办法，也可能是事倍功半，或光使劲没效果。而业务经营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职工的切身利益，抓好了，领导首功一件，抓不好，罪莫大焉。由此看来，这重业务、轻学习，实际上又是一种辩证批评法，这就是寓褒于贬，领导听了并无反感，说不定在会上即兴发挥，提出几条抓学习的措施。你瞧瞧，这领导闻过则喜，闻过则改，多么好的领导呀，多么好的职工啊。

我想，这大约能说明一点问题，就不多啰嗦了。关键问题是，现在咋变成了这个样子（是部分不是全部），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好一言以蔽之。不过我想，这可以解释为一种“矫枉过正”的现象。文革期间，大家互相提意见，变相扣帽子、打棍子、诬陷人，你明明是清白良民，就有人给你“提意见”，说你是狗特务，说你是右派、走资派，于是你整我，我整你，大家彼此都是敌人，你不整倒我，我就可能整倒你，因而，人与人之间不信任和互相攻击成为“文革”的一大特色，后来，我们称它为浩劫。这说明，人们对那个时代已经胆战心惊。现在人与人之间变得宽容了，友好了，这应该说是好事，但却出现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这样糊里糊涂、不问是非的毛病，而辩证批评法的出现，就是这一毛病的一大佐证，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原载2000年10月31日《绍兴晚报·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