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闻某某历史事件真相大白，颇有一种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痛快淋漓，心中豁然。不过细细想来，觉得不对味，在事实真相大白之前就是真相不白，我们岂不是蒙在鼓里，充当被欺骗被愚弄的角色。

不了解真相就会发生误解。该推崇的可能被批判，该批判的可能在推崇；该赞扬的可能被诅咒，该诅咒的可能被赞扬；该感谢的可能被仇恨，该仇恨的却受到感谢；该树为英雄的可能被说成魔鬼，是魔鬼的可能被誉为英雄。不明真相，使人轻而易举地被欺骗，从而导致认识上的错误。

举一个日常生活的小例子。比如你在屋中，忽听外面的孩子哭了起来，你出门一看，见有人正扶起你的孩子，你可能会说：怎么不小心点，碰倒了我的孩子。不过你可能责怪错了，其实真相是你的孩子自己摔倒了，别人好心扶起你的孩子，你应感谢才是，你犯了这个小小错误，因为你不了解真相。

还是这样一件事，你听见外面孩子哭，出门见有人扶起你的孩子，你十分客气地说一句：太谢谢你了。这句话可能不必要，因为事情的真相是那人确实碰倒了你的孩子，正确的说法应是没关系，以示你的涵养，而说感谢人家是毫无道理的，你犯这个小小的错误，仍然是由于不了解真相。

**后期，我上小学，当时学校发了丑化刘少奇同志的画册，当时我对此没有任何疑问。直到1980年，刘少奇同志得以平反昭雪，看了有关刘少奇同志生平文章，才知道小学的我受到愚弄，我只相信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而历史的真相是刘少奇系我党久经考验的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我觉得当时太幼稚、太轻信、太无知了。不过反过来再问一句：即使当时不幼稚、不轻信、不无知又当如何，你能一个人弄清刘少奇的冤案？

有句话说得好，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觉得，这句话作为一种历史发展趋势的判断是不错的，但就某一时，某一地来讲，历史由谁写还真是一个问题，斯大林就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

我觉得，写历史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但很多时候是“艺术家”写的。

风靡全球荣获11项奥斯卡奖的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中有一情节是：泰坦尼克号豪华游轮沉没时，统舱乘客被锁在舱内，以便让头等舱乘客先登上救生艇，这一焦点曾激起成千上万观众的愤怒之情，然而，英国公共档案馆在伦敦展示的泰坦尼克号沉船档案文件表明，影片中的这一关键情节与事实不符。数字显示，在头等舱中，34%的男子、97%的妇女、所有儿童（5名）生还，在二等舱中，有8%的男子、84%的妇女、24名儿童生还，三等舱有12%的男子、55%的妇女、30%的儿童生还。如果舱门被锁住，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这份档案轻而易举地揭穿了《泰》片弥天大谎，你看电影时，也许不会料到，那至关重要的情节是艺术家虚构的，是逗你玩的，而人家堂而皇之地宣称故事主要情节是真实的。

我们常常被假象所迷惑，而真相被揭示出来后，往往感到难以置信。

1943年在苏联卡廷森林发现了大批波兰军官的尸体，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指控对波兰军官的屠杀是德军所为，德军无恶不作，单是犹太人就杀了几百万，而苏联是反法西斯的盟国，斯大林又是和罗斯福、丘吉尔并列的三巨头之一，世界舆论自然倾向于苏联，于是屠杀波兰军官的历史罪责由德军承担了。然而，令人震惊的是，1990年，苏联发表声明：承认卡廷惨案中数千名波兰军官被杀是苏联警察干的。这是一次二战中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不是什么人轻率决定或下级官兵的盲目行为，而是由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议实施的。人们不禁会问，在二战中，苏联作为正义的一方，怎么会干那伤天害理的和法西斯一样的勾当？疑问归疑问，事实就是这样。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许多的假象已使我们的思想变得僵化和幼稚，待真相大白之时，我们反而觉得稀奇，难以接受，使我们变得十分被动和不安，觉得不可思议。

陈希同、王宝森、孟庆平、胡长清、成克杰等败类，他们在被揭穿之前，还不是坐在台上大谈反腐败！有人说，贪官与封建社会的那些巧取豪夺、腐败透顶的赃官别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真令人难以想象，实在令人震惊。依我看，没有什么可震惊的，我觉得，腐败这东西就好像是一粒可怕的种子，不论哪个社会，不论在国内、国外，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有适宜的温度和土壤，就会“茁壮”地成长起来。陈希同、王宝森、孟庆平、胡长清、成克杰的问题说明当前我国某些地方已经存在这种气候和土壤，既然如此，种子发芽成长是很自然的事情。

从某种意义上讲，了解真相，明白真相，的确是一件不易之事。我们对一些事物保持点怀疑态度并非没有必要，而这应该是公民的一种权利。

（原载2001年4月15日《东莞日报·梦溪笔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