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因为其强烈的政治色彩，曾经历过“翻烙饼”式的评价：自1949年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左翼文学被认为是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党派性文学，因而被给予重点述评和崇高的文学史地位；从八十年代中期后，在“纯文学”观念的冲击下，左翼文学因为与政治的紧密联系，被认为缺乏“文学性”而受到根本的质疑，左翼文学也因此出现过被冷落、被取消的危险[95]。究竟如何评价政治立场鲜明的左翼文学、如何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是尚待进一步深入思考的课题。下文意在立足于新的理论视野上，重新观照这一问题。
当代学者刘瑜在一个题为《作为生活经验的政治》的演进中认为：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把政治“作为一种高层的精英活动来看待，比如说：政治是什么呢？就是党中央要开什么会了，领导又接见谁了，中央又发什么指示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记得小时候老师给学生写评语的时候，一般第一段总是会写你的政治思想状况，老师们特别爱写某某同学特别关心国家大事、经常阅读《人民日报》、观看《新闻联播》等这样的评语，凡是这种视角它都是把政治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刘瑜认为这反映了中国人普遍对政治的认识，认为政治就是国家的大政方针，是政府、执政党在国家生活中布设的重大事件、采取的重大行动。这种认识显然不对，在她看来，“政治本身，它是一个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东西”，“没有必要把它看成一个很高层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它的主角不仅仅是政治家，它的主角更是我们自己”。[96]刘瑜上述对政治的理解提醒我们，政治并非高居庙堂的东西，它包含更多内容。政治不仅是君主和大臣管理、统治国家的活动，也不仅是政府、政党、集团在国家事务方面采取的措施，它也包含公民在公共事务中表达个人意志、维护自身利益的活动。政治的权力主体不仅是政党要人、集团领袖，每一个老百姓都有权参与各种公共事务的协调和管理，人与人之间在政治关系上是完全平等的，不应该是权威与服从、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这提醒我们应该从政治的基本精神和原点上去理解，并力图回复、回归到政治的原初意义。就像哈维尔所说，“必须达到政治的原点——有个性的个人，必须唤醒个人的良知”。而一旦回归到政治原点，就会明白，政治的初衷和基点并不在为高高在上的政治威权服务，政治的目的也不仅是为了维护官府的权威，服务于政治威权的统治。哈维尔还说过，“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服务人的一种途径”[97]这再明白不过地说明，政治的目的是达致个人的自由和幸福，而非以统治者、统治阶层或政治威权的统治为本。“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能最有力地传达出政治的基本要义。
当然这些关于政治宽阔、美好的思想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在这个领域，需要更多人站出来大胆指证、表达异议、提出批判。面对政治，想保持客观、平和，害怕争议，害怕被贴上政治化标签，往往意味着对问题的回避，对坚守内心道德的犹疑。因此，政治就像一块试金石，是把自己与现实和他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和通道，是需要出示人性温度和内心道德的公共地带。可以说，一个富有政治热情的人也一定是现实感强烈的人，是一个把自我与他人的生存能建立紧密关系的人。所以米尔斯认为：“知识分子的团结和努力必须集中于政治。如果思想家不涉及政治斗争中的真理价值，就不能负责地处理活生生的整体经验。”[98]正因为认识到政治关系到更大多数人的生存，所以萨义德等人才要求知识分子介入现实政治，不赞同“完全抽离的、超乎世俗的、象牙塔里的思想家”，不主张“极为孤立并献身于深奥，甚至可能是玄奥的题材”，要发挥知识分子在关涉众多人的公共事务面前、“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的抗议功能。
既然政治的领域那么开阔，对政治的介入如此必要，我们时代的文学还需要唯恐避之不及地远离政治吗？无可否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回到文学自身”“尊重文学内部规律”“注重文学的审美性”，倡导“纯文学”自有其时代的合理性。但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时代强调文学规避政治，是因为对政治的理解比较狭隘，没有在更宽阔的理论背景上去思考政治。时至今日，要求文学远离政治的做法已不合适，我们不能再因为对威权政治的反感，而让文学远离政治的全部，这会让我们的文学因为丧失对更大多数人普遍生存境况的关怀而变得日渐冷漠，而这种状况已成为当下文学不可忽视的症结，所以文学应该回到政治的原点，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应该重建全新的认识。
文学面对的是人类生活整体。一个作家可以选择按个人的自由意志沉醉于纯粹艺术创造中，但文学整体上不能以“远离政治”为借口，以放弃对他人和整个世界的关怀。英国作家奥威尔是一个有强烈政治感的作家，他一生的重要写作也献给了政治。他的《动物庄园》“全是关于动物的”[99]。在这部寓言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有政治所指。他的另一部小说《1984》则“集中了他一生对于政治的全部思考”[100]，表现了复杂的政治事件，表达了作者对极权政治的强烈憎恨，政治成为他写作的艺术生命和不竭源泉。在他看来：“一个人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倾向，就越可能达到既政治性地行事，又不牺牲他的美学和思想上的诚实”[101]。这与认为明确的政治意图会伤害文学的成见是多么不同啊。在奥威尔看来，政治不仅无损文学的艺术创造和美学风貌，反而可以成就其美学的“诚实”。他这样总结自己的创作：“回头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是一无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而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的形容词，而且总的说来，是自欺欺人之作。”[102]奥威尔的话，多么深刻地说明，政治并非文学的天然克星，而是文学极为重要的支点。现在回过头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文学刻意疏远政治的做法是偏颇的，给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文学在背弃政治之后，把目光从公共性领域移开，专注于私人领域，沉迷于物质和消费的满足中，遗忘了文学的责任，切断了与中国现实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不但丧失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化”，同时也失去了关怀人类整体事务、对人类基本价值发言的“人道”精神，丧失了与中国人和中国生活的深切关联。
需要说明的是，有必要把“为政治”的书写和“靠政治”的写作区分开来。“为政治”的书写是指在本着政治的原点、本着政治的基本精神，即在“求得有意义的生活”“保护人服务人”“唤醒个人的良知”基础上的写作，这种政治书写朝向公共领域，立足民生事务和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利益诉求，关系众多人的现实，与作家脚下的大地和生活于此的民众发生着深切、紧密的关联，富有强烈的现实感和当下性，没有和当下生活隔离，作家在写作中亮出其鲜明的政治立场，表达明确的是非感。在这类作品里，政治不是一种理论，也不是生硬的政治理念图式，而是作家把内心的道德感、正义与善的精神投注到当下生活中而对现实真相的发现。通过这样一种政治写作，作家向人们出示的是关怀社会、把公共事业视同个人责任的义务感和深信现实中还存在不合理、必须加以改造的不调适精神，是对个人深植的大地、人民的炽烈情感，亦即乌斯宾斯基所说的“土地—人民性”。所以，“为政治”的文学，实际上是为人道、为普遍正义、关怀基本民生的文学。即使它以国家政治生活“大事”作为表现对象，在其描述背后，也不是为政治威权的合法性辩护，传达出来的仍然是作者立足民生立场而做出的个人判断和思考。“靠政治”的写作则与此相反，这种写作以政治威权或政权统治为依托，作为权力工具而存在，一旦其背后的政治威权变迁，使命也就结束。
在我看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更多是作家们出于像鲁迅所说的“目的都在工农大众”的“为政治”的写作，也是在广义的政治上、立足于政治“原点”之上的写作。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的指引，与党的革命斗争有紧密联系。毋庸置疑，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写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示。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知识界是一种思想公器，作为一种具备一定思想权威的“统识”而存在。三十年代左翼作家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不是“灌输优势”的结果，而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本身所具有的说服力和对中国社会巨大的阐释力量，透过共识/同意机制达成。周策纵就认为：“自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所有的重大的改革和革命都是由‘维护民族的生存和独立’这个目的所引起的。”[103]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潮一部分的左翼写作的兴盛，就不仅是基于民族危机，要外争国权实现民族的独立，而主要是源于国内阶级危机、社会公正无人受理、民众生活维艰的严峻国家内部的局势。左翼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注意力从关心中国国际地位、个人解放、思想革命，转向关注国内广大底层民众的阶级解放、热衷于用政治革命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标志。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对底层劳动者的深切关怀和其展现的关于理想社会的承诺，吸引了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激起了知识者为底层民众达成解放的责任心，他们由此开始了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和重视，开始相信民众的革命潜能和力量，开始相信通过唤起底层民众的革命精神就能引领他们起来反抗，进而建立没有剥削、压迫的理想社会。换言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写作，其起点是作家在马克思主义启示下，出于对广大底层生存苦难状况的关怀和由此滋生的人道主义情怀及政治参与意识。由此看来，左翼文学不能简单视为接受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作为精神指引的文学，更不能简单理解为配合政党的政治政策、以政党的政治实践为依据的文学。
左翼文学有大量用“革命”这一宏大事业战胜知识者爱情、亲情、自然欲求甚至性别特征的文本，它们表达了知识者为能洗刷自身的“劣根性”，克服软弱、动摇、个人主义、感伤性情，以完成从“忧愁的小丑”到承担革命使命的历史主体，把自我完全融入工农大众、集体之中，以转型再生的强烈冲动。左翼文学中知识者的这种自我书写，自然受到了当时流行的革命理念中知识分子应“奥伏赫变”相关论断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接受时代召唤、受时代风潮冲击，以致陷入痛苦的精神挣扎，进而做出自我的精神抉择的结果，并不完全像王一川所说的那样：“这种退回内心、贬抑自我、向工农认同的举动，可以视为‘五四’个体开拓精神的一种否定。”[104]尽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与王一川上述看法类似的认识在学界非常流行，许多研究者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中知识者的自我改造和“原罪”意识，看作是此后知识者放弃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心理基因。这种类比貌似合理，其实亦不无偏见。李欧梵指出，无论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张扬自我，还是后来左翼文学的贬抑自我，其实都是导源于同一种“浪漫**”，亦即五四时代形成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105]也就是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反复叙述革命对知识者绝对的压倒，知识者为革命不惜自我压抑，乃至自虐的极端文学表达，实质上包含了浓厚的个人浪漫想象，如果没有现实环境的森严压制，知识者的自我抑压不可能变成对自我精神、个性的自毁。
更主要的是，从左翼文学表现青年知识分子急于献身革命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代青年的自我生命定位：不把职业发展作为安身立命的方式，没有个人事业，只有为国、为民的集体事业，以革命“泯灭”自我“小资产阶级根性”，成为左翼文学献身“为民”事业的写照。威廉·詹姆斯在一次校友会上的演讲中说：“我们这些高等学府的毕业生是唯一等同于较古老国家中长期存在的贵族阶层的人。我们和他们一样有着延续不断的传统，我们的座右铭也是位高则任重；还有，不同于他们的是，我们只代表种种理想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阶级本身固有的自私性，而且我们不滥用导致堕落腐败的权力，我们应有自己的阶级意识。”[106]左翼作家表现知识者迫切摒弃自我“小资产阶级根性”、向革命进发的追求，正包含了他们要突破本阶级的自私性，追逐更高的为他人理想的精神开阔性。古纳德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对整个社会负有责任的代表”[107]，芭芭拉·埃伦赖希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无阶级的阶级”。[108]左翼作家为民众、国家的革命压倒自我的表现，同样包含有消解自我智识阶级的本性，并肩负起“对整个社会的责任”的价值取向。他们身上具有超越知识者清雅生活和职业作家本职工作的气质，具有一种对人世的关怀和为价值献身的情怀，所以他们才能做到作家与革命者兼具，很多人甚至毅然抛弃作家的身份和职业，开始一种职业革命者的政治生涯。虽然他们中的部分人缺乏知识和思想的创造，被认为是年少轻狂的孟浪分子，但他们超越职业工作、消弭阶级特性、投向宏大事业的精神取向，却使他们的精神和文学显示出摆脱狭隘利益的远大关怀。某种程度而言，他们才是超越专业和自我阶层的拘囿、朝向公共事业的知识分子代表，并真正体现了左翼文学立足于政治原点、“保护人服务人”的精神品质。
需要说明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大量叙述中国底层工农的苦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左翼作家目光向下，深入到广大底层的生活现实，惊人地发现了中国社会大多数民众的生存真相。三十年代左翼小说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书写工农生活。不过正像《流沙》的编者指出的，这类小说通常是三分之二在“叙说工农群众的痛苦”，“三分之一就做鼓励煽动之词，去反抗，反抗，反抗”。由于这些书写工农的小说许多都按当时通行的革命理念，把小说引向工农的激烈反抗，因此它们往往在整体上被当成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的图解之物，被指斥为“非文学”“反文学”，以及忽视文学特性的文学形态，从它们诞生的时候起，就受到来自各方面（包括左翼文学内部）的批评。这类作品的粗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仅从“纯文学”的立场来看这类作品，很容易对它们做出否定性的结论。但如果简单地全盘否定这类作品，那也是缺乏“基于理解之同情”的。
左翼文学的理论和宣言自然充斥着意识形态话语的生硬搬用，富有攻击性的话语暴力也会让人反感。不过，如果剥开这一层意识形态话语的油彩，左翼文学直抵人类根本价值的内在力量和深沉追求就呈现出来。无论左翼文学理论显得如何独断，极端，左翼文学论者都坚持一个基本的道德立场，即要求文学以一个社会最广大的阶层——无产阶级，这个居于社会的最底层的群体作为文学表现的主体，要求文学站在“广大工农的立场”，为这一类人数最广大而声音最微弱的人群发声。如果左翼文学能贯彻这一基本立场，它就有了一个恒久的坚实的伦理基点，也有了让自己与千千万万的生灵发生深切关联的可能，同时也就有了把这一在人类历史上始终处在表述的黑暗之中的人群及其真实的日常生存境况带到亮处的可能。
左翼文学的倡导者要求文学要表现“无产阶级”“阶级实践的意欲”，表达一种意识形态的高调，但当左翼作家真正把笔投向“无产阶级”，把自己所观察到的所体验到的底层真实生活表达出来时，他们不由自主地把更多的文字留给了那个阶级的广漠无边的苦难，而深重的苦难恰恰是这个最广大的阶级的民众最基本的生存实况。
在左翼作家笔下，“广大的农村，像是一面黑色的大海”（洪灵菲《大海》），这个惊涛骇浪翻涌的大海，漫漶的是无边的苦水，农民都像是漂浮在排空浊浪上的一片枯叶，早已被苦水浸透，被风浪随意撕扯颠簸，随时都会被吞没。《精光的死》（宗植）细致地描述了农民土发一家日常的家务劳作和生活。土发的爹土发伯极尽节俭，不准家里见一勺洋油，一支洋烛，可在“世界早不成个样，家家只往穷处走的年代”，克己到可怕程度的土发一家终究是日益穷困，牛也卖了还债。适逢盛夏，田里干旱，年老体衰驼背的土发伯不得不强撑着去田里车水，实在忍耐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病倒在田头。土发家里连请医生治病的一块钱也拿不出，村里也是“只见一家家破落”，别人也无钱借。第二天一早土发伯就死去了。父亲的死并不怎么让土发难过，他更愁的是没钱给土发伯买棺材。土发硬着头皮去找村里财主吴老先生，让他作保从棺材铺赊一副薄棺，吴老先生因为土发还欠着他的租和债，又曾顶撞过他而拒绝。土发愤然离去。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官府却要他交临时房捐。《藤鞭下》（杨邨人）里的渔民老八，没有了儿子，已经六十多岁了，每天都要打鱼，还要照顾自己卧病在床的老妻、儿媳妇和小孙子。然而他苦苦辛劳的收获永远不够还上面派下来的捐，自己还被抓走，毒打，家人再无人照管。小说到此为止，但作者笔下那些穷人的落难命运却还未终结。高植的《漂流》选取了汪二一家在洪水袭来之后在洪水中漂流，经受暴风雨的吹打的场面，不动声色地叙述了水灾中农民的生活绝境。但在作者的讲述中，我们绝对看不到欧·亨利的小说里那与自然奋斗的英雄豪情，也感受不到文学家们所赋予此种场面通常的“人定胜天”的诗意和震撼人心的力量，或者是对人伟大坚韧生命力的歌颂。在高植的笔下，在他近乎客观冷酷的讲述里，我们只能读到水灾给这一家人的生活带来的真实的巨大破坏和切切实实的苦况，给这原本生活在苦愁中的一家人施加的恐惧、无措，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他们作为生命、暴露在灾难的侵袭中的生命那种被灾难肆虐的卑微。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转述这些作品，是想说明在左翼文学中，并不是只有直接图解和演绎通行革命理念的作品，如果我们稍稍耐心一点，就会发现，左翼作品中还有大量以近乎实录的方式，记录了那个时代广大底层民众真实的生存状态，讲出了那个时代在底层民众中存在的普遍的惊人的苦难的作品。再比如文君的《豆腐阿姐》描述了同为纱厂工人的阿明，豆腐阿姐两夫妻的艰难日子。两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租住在一间草屋，除去一家的生活开销，工资所剩无几，还要补贴家用，还债，就入不敷出，吃奶的孩子也没人带，在工厂饱受工头欺压，工资也常被无理克扣，每日除对付繁重的工厂劳动外，就是为怎样把日子对付过去、怎样把债还清发愁，生活极度沉滞、愁惨、灰暗，看不到希望，更不谈未来，过一天算一天。工人处于极度的贫困之中，害怕失业，一旦失业，一家人的生计将陷入恐慌。
实际上，大量的描述工农生活的左翼小说都非常细致而逼真地刻画了那个时代底层民众的苦难。由于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在写作的时候，直面现实的冲动胜过审美创造的冲动，所以他们的写作近乎记录，直接地无所修饰地进入了民众日常生存的状态之中，能纪实性地再现在极端的贫困、在深重的压迫下中国农民和工人的真实生活境遇。让我们看到那个群体匍匐在地、紧贴着地面的生活。用《火光中的死》（羽农）中的农民老藏的话说，他们的基本命运就是“做——饿——死”。然而要活下去，苦辛地做和饿还不是仅有的折磨，由于赤贫与完全的无助，他们的生存极度脆弱，任何额外的不幸都有可能把他们逼上绝境。亲人的病、意想不到的自然灾害，或者是再多一点的地租和捐税等，都会让他们走投无路，把他们逼迫到甚至连在饥寒交迫中活下去都不再可能。生命对他们来说只剩下没有尽头看不到边的忍受和负担以及对生命一点点的消磨和剥蚀，直到他们草枯油尽的那一刻。他们是人，然而他们已被无法逃脱的贫困与压迫死死攫住，他们只能像一种无声的生命一样卑贱地活着。在日复一日的愁苦中，他们早已对不幸与灾难麻木了。“在农村里不幸的事件是太多了，每一件不幸的事件都不能怎样伤害着人们的心灵。”农人已在无边的愁苦中被“磨得像一具铜像，在各种险恶的浪潮中，她只是兀然不动”“穷困的生活已经不能使他们骇怕，每一种临到他们头上的灾祸都不能怎样地使他们灰心丧气。在他们的眼里看起来，做大水诚然是苦，但是没有做大水他们也不会有更好一些的生活呀！”而工人一生的生活和命运就像龚冰庐借《裁判》的主人公矿工陈兆伯之口所说的那样，“你这样生了，你又这样死了……你的一生中没有过半点愉乐，你却受过过分的痛苦……你一直流着汗，淌着血，挨着饿，而你又在痛苦中，流血中，挨饿中死去了，你在临终的时候也没有得着半点安慰，你究竟犯了什么罪过呢？你的汗、你的血、你的气力一点也没有报酬，难道你为了来受这一番残酷的极刑而生吗？……我们的希望呢，我们的愉乐呢，我们的爱呢……你一样也没有付给我们呀！”
读这类左翼小说，施加给人的往往是巨大的精神压迫，在那些声泪俱下的作品里，有那么广大的民众只能像蝼蚁那样生活，除了生命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好再被剥夺，他们一切的生命意志、基本的希望只是被无尽的愁苦、无边的压迫慢慢销蚀。还有什么比这更为严重的对人的摧残与折磨呢？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人道灾难呢？生命的悲剧并不一定仅存于一些惨痛的死亡事件里，谁能否认广大的民众每天的日子都只是不断地被销蚀、被剥夺，都只是默默承受，被贫穷这个软刀子一点点的谋杀，不是最大的生命悲剧和最大的人道灾难呢？人们一般只看到了南京大屠杀、奥斯威辛大规模的杀戮这些人类的惨剧，往往看不到极度的贫困、深重的压迫、对人生命的销蚀，也是无异于慢性屠杀的。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以直面现实残酷的质朴叙事，掀开了这一普遍存在的人道灾难的一角。让我们看到了广大的民众是怎样在这场被视而不见的灾难里万劫不复，没有任何希望地无声挣扎至死。
不能不说左翼作家对中国底层民众命运的体验和表达是相当深刻的。他们把笔触伸向了底层民众琐屑日常的生活细节，用朴实无华的语言，直白地讲述了民众血泪和苦难的非人生活“秘史”。揭示在一个不义的时代与社会，众多底层民众的一生就是在无尽的愁苦和压榨中度日，就是一个人作为人的尊严和光辉被一点点地销蚀，被一点点地销蚀的过程这一件事。他们的讲述使我们看到了广大底层民众是怎样被文明的发展所遗弃的故事，告诉我们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被这世界所遗弃了，这个世界，他曾替她做了三十年的苦工，尽了三十年他所有的能力。那些亲手创造那个世界的劳动者，却被遗弃了……这些被遗弃的劳动者呢，他们挨在冷风里饥馑中呻吟叹息，在做最后的挣扎。并且大多数的被弃者，已经无声地默默地躺在地下了[109]。”可以说三十年代左翼小说作家对那个时代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的讲述实质上是一份在文明社会底层民众遭受遗弃、被野蛮对待、处于深重苦难中的一份证词。它告诉人们那块土地上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到处都有在苦难中挣扎与呻吟的底层人，中国的社会在变动，他们的命运却亘古如斯。它实际上也在申述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样一个已被前人揭示出而又始终未变的底层民众生存的一个基本事实。
书写工农的左翼作品大多比较短小，单独几篇状写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品并不一定能给读者带来很深的触动，但众多这样的作品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一起涌现，他们集体的讲述自然会汇集成一个大的声音和一股浩大的气势。他们以大合唱的方式叫喊出一个时代底层民众生存的苦难真相，讲出了有关他们活着的一个基本事实。由于左翼作家的讲述是站在最广大被压迫者的立场上的激昂陈词，因而也奔涌着一股充沛壮阔的道义力量。可以说三十年代左翼小说的确已从那沉湎于文人情趣、专事优雅的中国传统文学里突围而出，就像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宣称的那样，它们的作者的确站在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承担起了忧心最广大底层民众的命运的工作。有了承担就有了责任，这些左翼作家才在责任的牵引下，目光向下，才能真切地感知大地和民众的存在，与这块大地上的苦难和民众的生存艰辛发生深切的关联，他们的一部分文学才能富于生活的实感，以其郁勃的生气，扫**在中国文坛盛行的浮靡和虚假，揭开让有良知的人们心情梗阻和精神痛楚的生存真相。我们很难说这样的写作仅仅是在表达政治理念，或仅是遵从某一主义，或某一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写作。它无疑是有关人类基本正义、并在此基础上的陈述。没有说出的事情必须说出来，以不同的方式不间断地说出来。三十年代左翼小说正因为说出来这样一些一直被遮蔽的事实，它才保持着与民众的现实苦难的深刻联系，才使它的陈述是道德的、人性的，也使它具备超越具体政治理念的力量和品质。左翼文学的深远价值正是在通过这一方面体现出来。
维特根斯坦曾说过，要看见眼前的事物是多么难啊！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印证了这句话。由于大多数中国文人限于自我阶层的修养和趣味，限于文学的高雅追求，阶层的阻隔割断了他们感知百姓生存痛苦的通道，尽管文学作品中也有“哀民生之多艰”的感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作品多为诗歌，相对数量庞大的文人诗，只是其中的少部分。用小说，特别是用现代白话小说来讲述工农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的中国文学并没有积累起多少经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在马克思主义的启示下，对这一亘古如斯并被忽视的普遍现实有了新发现，并本着朴素的人道主义，用尚嫌粗糙的笔，在民不聊生的年代，直面普通工农如草芥般的生存，直面突出的民生问题，感受民众生活濒于走投无路之边缘的绝望心境，老老实实地将此呈现出来，践行了索尔仁尼琴所说的“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的创作实践，用文学的形式为民众遭受遗弃、承受贫困、担负重压的无尽苦难提供了一份难得的证词。
夏志清曾充满遗憾地说，假如中国现代作家“能独具慧眼，以无比的勇气，把中国的困蹇，喻为现代人的病态，则他们的作品，或许能在现代文学的主流中占一席位”。[110]他的意思是，中国现代作家没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托尔斯泰等作家一样，“热切地去探索现代文明的病源”，过于执着于“感时忧国”的“狭隘的爱国主义”，使中国现代文学不具备探讨现代人的精神病貌的人类性，所以不可能与现代西方文学相提并论。[111]此种观点从文学的超越性而言，尽管不无道理，但不能忽视其明显的西方本位，忽视其对中国语境的漠视，毕竟中国社会的病来自匮乏和公平正义的无人受理，人们迫切需要从极度的贫困、极度无权的状态下解脱出来。从这个层面而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作家极力刻画的国民痛苦和社会症候，为时代提供了一份可贵的记录，成为我们观照今天现实的基础，由于这类作品扎根于中国的普遍现实之上，保持了与民众的苦难相连，所以这些充满义愤、燃烧着正义之火的“为政治”文学，直到今天依然能照亮人类历史的幽暗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