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稿经过精心修改、领导审阅定稿，接下来就是打印校对。校对是成稿的一道重要工序，是对照原稿核对校样、改正差错，然后付印，所以它是保障文稿质量的最后一道防线。

校对与修改中的检查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都是查找并纠正错误，但检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修改，校对的目的是使校样不出差错；检查针对的是初稿是否合乎写作规范和领导要求，校对针对的是校样与原稿是否一致以及是否存在其他问题；检查如有疏漏还来得及纠正，校对如有疏漏则没有了纠正的机会，除非文稿印发后收回重印，或者发出更正通知，那我们就只有挨批评做检讨的份了。

可见，校对非小事，须慎之又慎、细而又细。我国文人历来重视校对工作，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其中最典型的是“三校一读”。隋唐时代官方翻译佛经，在誊抄过程中，实行“初校、再校、三校”，最后由“主持”详阅定稿。宋太宗下令重校“三史”，明确要求“三复校正”，最后由他“御览”。清乾隆时代编纂《四库全书》，对誊录本的校对，最初只设分校、总校，结果乾隆皇帝翻阅总校后的书稿时发现了错别字，龙颜大怒，严厉批评，于是在分校与总校之间增设了复校这个层次。全书誊录完成后，乾隆皇帝还不放心，又命一人再次“详校全书”，结果又发现许多错讹之处。上述做法都是“三校一读”，可见重视校对也是优秀文化传统之一。近代文章大家也非常重视校对，据说郭沫若先生亲自校对自己的学术著作《青铜器时代》和《十批判书》，校了几遍，仍有错误，因而“深感校书之难”。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一书虽经校对，出版后仍发现500余处错误，所以他在重印本的后记中写道“校书如扫落叶”，意思是错漏之处有如秋天的落叶，总也扫不完。

对校对之难，我们文秘人员自然深有体会。难怪有人说“要始终带着怀疑的眼光去校稿”，这也不失为经验之谈。怀疑就是不放心、不轻信，处处仔细、较真，不让任何差错蒙混过关。事实也证明，缺少这种怀疑的眼光、较真的精神，往往容易出问题。一个很现实的事例：据“澎湃新闻”载，某县某单位向县委呈交一份工作落实情况报告，仅一张半纸，不仅出现多处错别字和不规范之处，连县委书记的名字都写错了，有一个段落末端还连续画了两个句号，结果受到县委书记严厉批评，要求作为作风问题来整顿。修改时马虎，校对马虎，就发生了这起不该发生的故事。类似的故事其实并非个别，还有很多很多，甚至我们自己手上也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发生过，值得引以为戒。

当然，前述故事的发生是因为过于马虎，稍微认真一点都不至于发生。但问题还在于，即使我们不马虎、很认真，也很难保证校对不出任何差错。这是因为，校对不仅是一门精细活，还是一门专业性较强的技术活，有一定的规律和方法可循。在出版部门，有一套固定的、严格的校对操作规程，有专门的而且带职称的校对员，还明确规定差错率要控制在万分之几以内，就是为了确保出版物质量。而地方党政机关则不可能这么“专业”，文秘人员往往是起草、修改、校对一揽子“承包”，所以必须改进方法，掌握一些基本的要领。

一是建立校对制度。凡重要文稿，光靠起草者校对显然不够，因为他对稿子太熟悉了，熟易生错、容错，这就需要安排其他文秘人员参与校对，发挥“旁观者清”的作用。具体说就是建立“三校制度”，“一校”侧重与原稿查对，看有无出入、有无其他问题；“二校”侧重查看“一校”校出的差错是否得到纠正；“三校”除了查看“二校”校出的差错是否得到纠正，还要通读校样全文，进行综合检查，看还有什么遗漏和疑难之处。为确保万无一失，“三校”最好由起草者自己承担，或者由他人完成“三校”后，起草者再“终校”一遍，这也就是仿效古人“三校一读”的做法。这样层层把关，质量就能得到保证。

二是明确校对功能。校对不是对定稿再作大的修改，而是查找校样与原稿的差异以及局部的勘误纠错。这里用得着清代校对大家段玉裁的说法，他总结我国两千多年的校对经验，把校对的功能准确概括为“校异同，校是非”，并解释说，“校异同”即“照本改字，不讹不漏”，“校是非”即“定本子之是非”。用现代的理解和说法，“校异同”，就是对照原稿，查找并清除校样上的差错，包括事实与数据、人名与职务、时间与地点等容易出错的所有细节问题，都要确保与原稿无异。当然，这是指在原稿无差错的情况下，应当以原稿为准、对原稿负责，不得随意增删。如果发现原稿有错，则应作出标示，或者在校样上直接改正。“校是非”，就是查找并纠正语言文字上的错误，包括错字、别字、漏字、多字、互倒字、异体字以及词语运用不当、标点符号使用不规范等。这些问题，或者是原稿上就有的，或者是校样上新出现的，都要一一纠正。特别在普及电脑使用的情况下，由于拼音输入和五笔输入速度都较快，容易导致某些读音相同或相近、字形相似的字和词被错误选择，校对时要注意辨别和纠正。校对中有时还会发现其他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比如某个观点或提法不够准确、某项措施方法不够科学、某个判断与事实有出入等等，这也属于“校是非”，须认真斟酌改正，必要时还应征得审签该原稿的领导同意。

三是掌握校对方法。校对绝不是像有些人说的“简单劳动”，而是有方法和经验可循的“复杂劳动”。复杂就复杂在，阅稿与校稿有着方法和习惯上的不同，阅稿是“线性阅读”，一句话一句话、一段话一段话地读过去，而校稿是“点性阅读”，一个字一个字、一个词一个词、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读过去，目光还要在每个“点”上停留一会儿，读稿和思考鉴别同时进行，确保任何一点差错都不被放过。这不仅需要细心，还需要方法。关于这一点，古人和今人都摸索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比如：对校法，即一人念原稿，一人对校样；默校法，即一人逐句逐段先看原稿、再看校样，二者对比；读校法，即朗读校样全文，通过语感发现问题；点校法，即在全面检查的基础上，对修改过的地方和其他容易出错的地方进行重点检查；复校法，即在一人默校或读校之后，由另一人再校一遍。这些方法，都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另外还要学会使用校对符号，如删除号、增补号、换损号、转正号、对调号、转移号等，以便准确改正，不出错漏。

校对中还会遇到格式、文号、字号、字体、版式等具体问题，这里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