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有人怀疑印度和中国的相似性，从已故的中印两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尼赫鲁到今天的两国学者们，都认为中印两国有太多的相似性和可比性。印度和中国一样，有着几千年的悠久文明史，在遥远的古代，印度发明了完善的城市排水系统，首创了后来的阿拉伯数字中的“0”,他们对古印度的自豪不亚于中国对四大发明的自豪，证明其同样是智慧勤劳的民族；中国和印度在1840年前经济总量世界排名在前两位，只是到了工业革命后才被西方兴起的资本主义英国等赶超，然后印度逐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中国一步一步地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两国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先后独立，在经济上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又都在80年代前后开始经济改革，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经济增长最快的新兴国家；两国又是世界人口大国，同处亚洲，同属发展中国家，又被视作最有可能成长为未来赶超美国的经济大国。我们且将两国能否成为经济超级大国以及是印度还是中国更在未来领先的争议搁置一边，因为未来尚存太多的变数，就像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一样无人能预料。我们关心的是如此相似的两国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有哪些经验教训。

当今天印度领导人和大多数学者为经济转轨后经济快速增长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首先为印度经济自豪的是成功地解决了应对饥荒和粮食安全问题。印度当时的领导人甘地夫人和著名经济学者亚玛蒂亚·森都将这一成就作为印度成功的范例，因为经济快速增长固然不易，但它不一定使所有人受益，而解决饥荒并保证国家不受粮食短缺威胁，将使贫民都受益，做到这一点在人口大国尤为重要。

所谓饥荒，是指一国粮食严重短缺导致一部分人口因饥饿而死亡的情况。在一个开放性的经济中，信息、物品和人员可以自由地流动，因此无论人口小国还是人口大国，饥荒是可以避免的。假定是人口小国，只要这个国家有购买粮食的经济实力，饥荒和粮食安全问题不会发生。即使是人口大国，由于饥荒的发生具有局部性和时限性，只要处于开放性经济，饥荒问题也是有可能避免的。

然而从一个人口大国的角度看，粮食安全则与饥荒不同，它实际上是马尔萨斯200多年前提出的世界食物与人口增长的关系问题，因为它排斥了从其他国家进口食物的可能性。而饥荒问题由于接受了进口食物的假设，只要是开放性经济，饥荒问题将可以成功解决。所以，粮食安全本质上是个生产问题，饥荒是个市场流通问题，两者在这里得以区分。当本国的粮食供给在大多数年份生产大于消费，有充足的库存，粮食问题不但长期得以解决，饥荒也从此避免，饥荒和粮食安全问题在这里得到统一，当然其条件是开放性经济。

作为世界人口第二大国的印度，当国内粮食不足时可以进口粮食应付饥荒，但要靠其他国家彻底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提供如此庞大人口的食物又绝不可能。以2007年为例，世界粮食总产量约20亿吨，印度产量约2亿吨，中国约5亿吨，中印两国的粮食产量对世界影响极大，若印度或中国的粮食大幅减产，对世界将是一场严重的粮食危机；而当两国粮食的供给出现了严重不足时，世界其他地区通常无力填补人口大国出现的巨大粮食缺口。

因此，印度首先要在粮食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时解决饥荒问题；其次，既然粮食问题的解决有助于饥荒问题的解决，那么就提供了可以同时解决粮食和饥荒问题的可能性。印度的实践是20世纪80年代起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经济改革特别是经济转轨后不仅追求GDP的增长，而且一并解决了饥荒和粮食安全问题。

一、解决饥荒

在长达200年的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一直为饥荒所困扰，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夺走了200万～300万印度饥民的生命，这是因为解决广大人民的吃饭问题，在当时不为英国殖民者所重视。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没有再让饥荒发生。

(一)印度能克服饥荒的原因

印度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认为，印度在独立后有效地解决了饥荒问题，有着比中国处理饥荒更好的记录。“即使发生了能导致饥荒的旱灾等自然灾害，也能通过及时的政府行为防止它的实际发生。”

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局部地区曾发生过严重的饥荒，而印度在遭受农业严重歉收时却没有发生饥荒。为什么印度能防止饥荒发生呢?阿玛蒂亚·森认为是印度的议会民主制起了作用。"当选的政府无法忽视饥荒，因为饥荒是容易引起报纸、反对党和议会活动家们公开讨论的明显的不幸事件。"也就是说，饥荒是媒体关心的公开议题，是反对党攻击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有力武器，执政党把解决饥荒当作头等大事来做，于是饥荒很容易解决。

阿玛蒂亚·森的观点中有两点是正确的，一是即将发生饥荒的信息公开得以传播，使全社会造成一种舆论的压力，为解决饥荒创造条件；二是政府或执政党的政府高度重视，并当国内库存无力解决的时候有足够的外汇进口粮食以解决饥荒。由于通常发生饥荒的范围总是有限的，因此一个国家的财力可以临时应付得了。印度1951年粮食歉收，印度政府进口了450万吨粮食供应给贫民，成功地避免了饥荒。

然而阿玛蒂亚·森关于印度的政治体制比中国的政治体制更能处理饥荒的观点值得商榷。我们且不比较两国的民主制的不同，就克服饥荒的原因来看，只要信息、物品和人员可自由流动，就能保证信息的公开以及市场的人与物的流通，只要执政党政府重视饥荒问题，并有应付饥荒的财力，饥荒问题都能成功解决。中国在2008年遭受前所未有的灾害时，表现出的信息透明度和政府处理的能力，印证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时不比印度的政治体制逊色，甚至更好。当然，阿玛蒂亚·森的这一观点也提醒我们，在中国不要重犯过去"左"的错误，即不搞取消“市场”的"一大二公",不刮“浮夸风”。

(二)饥荒与市场的作为和不作为

既然饥荒问题是个市场流通问题，那么一个完善的市场至关重要。在完善的市场中，价格是供求的晴雨表，人员和物品能自由流动，市场会引导供求的平衡。但是市场的信号不一定总是准确的，加上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造成垄断经营也会破坏市场的均衡，此时市场的作为可能就是产生饥荒或加重饥荒的原因。阿玛蒂亚·森研究了印度1943年的大饥荒，"当时商人的误导性投机造成粮食价格飙升，随后又急剧下降到上升前的价格。无条件的赞同市场观点并不比赞同国家观点少出问题。”正是市场错误的信息导致饥荒的加重。

出现饥荒时市场还会出现不作为的现象。当肉类和肉类产品价格下降，市场规律会使畜牧场主大批屠杀牲畜，这种情况在饥荒时经常发生，市场使饥荒更为严重。阿玛蒂亚·森在谈到上述市场不作为时，引用亚·斯密的贸易收益论断：如果我们缺少购买肉类、啤酒和面包的钱，屠夫、酿酒者和面包师对我们没有用处，抑制这种交易将是个主动性的错误，然后面包师等人向穷人提供食物也是个代价昂贵的错误。

所以，由于存在着上述市场的作为和不作为，在预防饥荒和克服饥荒时，完全依赖市场的力量显然是错误的。

(三)印度克服饥荒的经验小结

从印度有效地克服饥荒的经验看，印度的上述启示在这里可以作一小结：

1.一个开放性的完善的市场是克服饥荒的基础。在这一市场中信息自由流动，价格作为市场供求平衡的信号，媒体作为引起大众注意的警钟，严重供需不足时在全社会响起警报。在供给一时呈现短缺的时候，市场通过价格调节供需缺口，人员通过流动逃离饥荒，因此形成市场经济是克服饥荒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严重短缺，局部地区发生饥荒，如果不是在发生灾情时仍封闭市场、对粮食和人员的流动实行严格限制，而是一个开放性的市场，遭遇饥荒地区的人可以流动到其他粮食短缺稍好一点的地区，或粮食随价格机制浮动进入饥荒地区，饥荒的受灾程度可大大降低。

2.饥荒即将发生前或发生后，不能单纯地靠市场机制而应以国家辅助市场的机制来摆脱饥荒。当粮食当年歉收而国家又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时，就要动用财政资金进口粮食，解决粮食短缺。如果对可能出现粮食严重短缺不重视，灾情发生后又隐瞒不报，就会造成饥饿人口的死亡，此时的关键是信息透明，政府重视，只要国家财力允许或及时请求国际援助，饥荒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中国60年代那场饥荒发生的原因是一部分领导干部的浮夸，制造丰收的虚假信息，加之违反自然规律的瞎指挥，发生饥荒后又封闭消息，从而加重了饥荒的受灾程度。现今的中国领导人已经具备了应付任何自然灾害的经验和能力。

针对市场出现前述的作为

和不作为，政府应该启动紧急机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国家对买不起粮食的贫民予以优惠或补助显然是有效的措施。印度的做法是：预先对贫民的身份认定，在饥荒即将发生时对他们发给平价的粮食，使这些人度过饥荒。

3.政府在解决饥荒的过程中要防止腐败。印度政府在解决饥荒以及扶贫的过程中曾出现了严重的腐败，印度的这部分平价粮有一半给了不应该给的人，因此在印度有人讽刺说有一半的平价粮被偷走了。这也提醒我们在处理救灾款时要有一套完备的监管资金和物资的机制。

二、粮食安全问题

如前所述，作为人口大国，经济增长不能只看GDP的增长，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食物生产的增长，它是一国经济的基本问题，它在理论上也涉及“马尔萨斯陷阱”问题。我们先看印度的这方面统计。

印度的食物与人口增长

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遭遇粮食歉收，面对60年代以后的人口增长，不少印度学者表示了担忧，作出了悲观的预测。他们认为，从1968年起的13年后到1980年，他们没能力养活这些新增的人口。“如果时间允许他们做到，比如到2000年时。也许到1990年就能做到，但是在1980年他们没这个能力。"就“养活”的意义来说，起码要保证人均食物拥有量不低于1967年的水平，然而实际的结果是到1980年，印度生产的食物在高于1967年人均食物拥有量的基础上，满足了新增人口的增长。

从1965年到1980年，印度每年平均增加约1000万人口，到1980年除累计增加1.5亿人口外，1980年额外增加2000万人口，但由于食物增长快于人口增长，在1980年成功地养活了新增人口，而且人均水平也有了提高。

印度食品50年间年增长率为3.08%,小麦的年增长最快，为5.05%;而印度人口在50年间则年增长率为2.14%。食物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在世界人口第二多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并没有出现马尔萨斯的悲观局面。

三、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

不让马尔萨斯陷阱形成，即总的发展是食物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印度在粮食安全问题上的成功可归功于长期的农业政策。

长期农业政策包括保证耕地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粮食的价格机制和存储设施、与国际销售渠道的沟通等。

(一)保证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取决于土地的地形结构和对耕地面积的保护。在印度的国土面积中，平原约占43%,海拔高度几百米的台地和缓丘约占28%,丘陵占18%,山地占11%。由于印度的地形结构远比中国好，印度的国土面积约为320万平方千米，虽然小于中国的960万平方千米国土面积，但纯耕地面积由于占国土面积的47%(中国耕地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10%),所以印度耕地面积比中国还多，约为1.9亿公顷(中国约为1亿公顷),纯耕地面积约为1.4亿公顷。然而，由于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很多，两国的人均耕地却是世界上人均耕地最少的国家之一，印度的人均耕地面积为0.2公顷(中国为0.1公顷),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估计，印度可开垦的土地仅有1000万公顷，同时印度面临人均可耕地进一步缩小的可能性。但总的说来，印度由于城市很少大规模建高楼大厦，印度的经济开发区规模也很小，所以印度的耕地比中国占用得少，显然，印度的大象式步伐保证了其耕地面积不被随意侵占。

印度总的耕地面积虽然有所缩小，但变化不大，维持在1.9亿公顷水平，而纯耕地面积维持在1.4亿公顷的水平。从印度的经验看，不搞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使耕地面积呈缓慢减少趋势，正是粮食安全所需。

(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尼赫鲁去世后，印度政府放弃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主的战略，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个人，率先采用各种现代投入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手段(价格、税收、补贴等)和一些具体措施(如扩大机构信贷、规范市场等),从多方面支持农民采用农业新技术，从此印度政府转而实行农业新战略即技术投入战略。绿色革命是其标志。农业新战略的主要内容是以推广高产品种为核心，辅之以水力、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和其他现代投入，以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增加农产品商品率。

粮食作物平均每公顷产量在绿色革命开始年份1967~1968年为783千克，到1970～1971年为872千克，1980～1981年为1023千克，1990～1991年达到1380千克，2002年达到最高的1734千克。1980年，英·甘地夫人宣布，印度粮食达到自给自足。虽有些过于乐观，但此后基本上结束了吃粮靠进口的历史。

粮食单位产量的提高，主要依靠以下四方面的因素：粮食作物高产品种的推广使用、灌溉面积的扩大、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根据中国学者的专门研究，中国和印度在农业技术水平比较时，中国在机械化程度和化肥使用上都超过印度，而根据袁隆平教授的报道，中国在粮食高产方面也远远超过印度。有关研究表明，印度的灌溉面积增长则超过中国，成为印度单位产量提高的重要因素。下面重点分析印度灌溉面积的增长资料。

印度的灌溉面积扩大非常明显，这是由于高产品种增产的重要条件之一。印度地处热带、亚热带，日照强，水分蒸发快，雨量分布不均。从季节看，降水集中在6～9月的西南季风雨季；从地区分布看，大多集中在西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如阿萨姆邦和邻近地区、西部沿海地带年降雨量在2000毫米以上，高原东海岸年降雨量为1000～2000毫米，而拉贾斯坦和西北地区仅100～500毫米。降水的季节、地区分布不均，使灌溉越发显得重要。

印度纯灌溉面积1950～1951年为2085万公顷，到2003～2004年扩大到5510万公顷，总灌溉面积1950～1951年为2256万公顷，到2003～2004年扩大到7682万公顷。对照中国的灌溉面积发展情况，印度比中国的发展要快得多，这是印度粮食增长的基础设施。

(三)粮食的价格机制和存储设施

政府发展农业生产，优先考虑的是粮食生产，商品化也首先体现在粮食上，主要表现为政府收购粮食的增加。印度政府的政策是有最低收购价，遇干旱年有补贴。

在粮食最低收购价的保护下，印度每年制定的收购指标基本上年年完成，并大多年份实际收购的存储量大大超过需要的存储量，从而印度不但粮食自给，而且成为粮食出口国。

虽然印度成为世界的粮仓，但其各邦的粮食水平差异较大，这是由印度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就水稻而言，提供稻谷的主要邦为旁遮普。

2005年6月，政府稻谷收购总量的32%来自旁遮普邦，18%来自安得拉邦，11%来自北方邦和Chhattisgarh邦，7%来自哈里亚纳邦。另外，就粮食商品化来说，各邦中旁遮普邦商品化程度最高，其中小麦商品率达到60%,大米商品率更高达90%,因此印度的粮食生产和商品化还有潜力可挖。

四、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经验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就印度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经验作一小结。

1.作为一个人口大国，食物与人口的增长值得重视，因为一旦人口大国食物生产慢于人口发展，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其80%以上的人口信奉印度教，大多数人口吃素。资料表明，印度人口所需的60%热量由谷物提供，因此印度的粮食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事关国家安全，重视粮食生产是这一人口大国经济增长的基础，这一重要性在所有人口小国并不明显。印度独立后在粮食安全上的成功表明，虽然印度的耕地面积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没有出现马尔萨斯预言的糟糕状况，关键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印度是没有实行人口计划生育的国家，人口呈自然增长，不但粮食能自给自足，而且成为世界的粮食出口国，无疑为世界解决粮食危机带来光明的前景。

2.在地少人多的大国，要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必须从三方面着手。一是要在土地政策上保证耕地面积不被人为的肆意侵占，要解决好城市化过程中耕地面积的保护。在中国，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及大规模基本建设的投入必须以保证耕地面积最低界限(现被公认为18亿亩)不被突破为原则，否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二是要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以此提高单位粮食产量。中国过去比较重视粮食种子、化肥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但对灌溉面积的增长不够重视，扩大灌溉面积和解决旱地粮食作物的单产提高是今后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三是要有一个稳定的粮食市场，其中国家每年要有稳中渐升的粮食收购价，使农民有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国家也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以应付任何粮食危机的突发冲击。

3.印度的成功给世界带来希望，但世界粮食危机的形势依然严峻。首先，印度人民的聪明和勤劳以及在农业上的优异表现是有历史传统的，因而印度的经验不能无限地复制到世界其他地方。其次，世界银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印度15%的粮食是靠抽取地下水来灌溉的，但是几百万口水井使印度各邦的地下水位下降，一半的手工打井和数百万口浅层管井已经干枯，大量以此为生的人为此自杀，所以印度赖以增加粮食单产的有效武器——灌溉遭遇危机。再次，发达国家的粮食消费模式造成了粮食短缺的新类型。我们知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们的食物消费类型有很大的差别，发达国家对谷物的消费往往是间接的，即通过谷物饲养动物生产肉、奶、蛋来消费粮食，这种间接消费消耗的粮食是直接消费的4倍，而这种消费又是正常的。但现在粮食消费又出现了另类的严重情况，即有些国家如美国将其谷物产量的25%用于生产乙醇，来作为汽车的燃料，这些谷物可用于5亿印度人口一年的消费量!非洲贫困地区的人们为饥饿所困扰，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却将粮食用于他们驾车之燃料，2008年的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和危机主要是由此发生的。世界人口的每年自然增长，地球资源的有限及有待保护，这就要求国际社会应制止谷物燃料的生产和销售，因为过去的9年中有6年粮食增长低于消费量，粮食安全问题在全球应时刻被关注，不可因印度等国家的一时成功而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