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释改革后中国经济扩展的性质时，基础教育在全国的普及有着特别的意义。最近关于发展的文章中大量分析了普遍教育在促进快速和广泛分享的增长中的作用，尤其是那些有关东亚经济体的。中国在改革前就在这方面采取了大量措施。之前已提到的事实是，到1982年中国15～19岁年龄组的男性识字率已高达96%,而同年龄组的女性识字率也达85%,使共同分享的经济扩展成为可能，而当时的印度是无法达到的——即使现在印度也很难做到。

改革后的扩展从改革前的成就中受益的另一个领域是土地改

革，它被认为是东亚总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当然，中国的情况比土地改革更复杂，改革前农村公社的发展是农业扩展的大障碍，甚至直接促成了1958～1961年的大饥荒。但是集体化进程与其他事件一起防止了中国土地地主所有制。当中国政府在70年代末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国家有现成的土地供个人耕作使用一定期限，而没有土地占有高度不平等问题带给社会并导致经济无效率，这与印度形成鲜明对比。

有意思的是，使东亚受益的(尤其是基础教育、医疗保健的扩展和地主所有制的废除)参与式经济增长的制度性发展，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方式。有些地方，例如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甚至是在外国占领军的帮助下进行土地改革。中国改革前的制度有自己的目标和承诺，执行的某些变革证明对改革后市场经济的扩展极有帮助。注意到这种前后关联，在充分解释中国近年来的成就上尤为重要。如果印度想在市场成就上超越中国，仅像中国一样放宽对经济的控制，而不创造改革后中国从改革前的社会改造中继承下来的社会机会是不够的。中国市场的“魔力”在于先前社会变革的坚实基础，印度不能单单期待那种魔力而不进行社会变革——在教育、医疗保健、土地改革等领域、层面，这些改革帮助确立了中国的市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