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貂闲话

一部《红楼梦》，给人间留下了如此多的麻烦。想那雪芹曹公，把前半生的荣华富贵更兼脂粉温柔享用周遭，又用了后半生，将这化作了浮云皂泡的美好记忆一一细品，蘸着他那追怀与痛惜的泪水，与世人作了淋漓尽致的渲染。我想，他那饥寒交迫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执着，绝不单单是为了写一部传世的小说，更不是为了要开创一门无端而生、耗纸费墨的“红学”。因为古来那些想“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志士文人，有哪个是在胭脂和泪水中成就的？哪个不是指望惊天动地舍身成仁，做一番男儿的功业？曹公之志根本就不在此之列。一个落难的公子，落魄的文人，他写此书，无非是向世人诉说，不管是富贵荣华还是温柔之乡，从来都是浮云一般，幻梦一场。恰如人生，倏忽短暂，落花流水。既如此这般，我之落魄，尔之富贵，有何差异？此一时，彼一时也，尔之今朝，我之昨夕也，以此取得活命的平衡。再者，便是他通过那十足的“私人叙事”和“个人写作”，将自己残剩的时光心思，尽悉沉湎在往昔的幸福追忆之中，他由此而使余生找到了一个心灵的避难所。在这昔日的天堂里，他如痴如醉，忘我投入，奋笔挥毫，让惨淡的人生幻射出幸福的光芒。这正是一部《红楼梦》能够传世的原因，他全然沉入了生命的幻境、自遣的快乐之中—直到他间断或醒来“追问”这写作的“意义”时，才发现，那是没有意义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于是，他又自解道，“芳情本自遣，雅趣向谁言。”管他别人如何，我只是聊以**罢了。而这正好成就了曹雪芹，使这部脱去了功利与杂念的书，成了超凡脱俗的书。反之，设若作者满脑子教化别人，名垂后世的功利心，或许写不到这般遗世绝尘的境界。

由此我就想，《红楼梦》的真昧应从何解？世人究竟因何迷恋之？除了作为“学问”（将之当作学问穷究之的毕竟是极少数的）来推研索解，寻常人在内心深处定有与这书相认同的某种“情结”。何耶？我想这就是一种共同的关于生命的认识：一切都曾经有过，但一切又终归空无—这是中国人自古的一种感伤。既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又何必相聚谈欢？所有的人都从中读到了自己，感受那曾经的有，预想和叹息那终将到来的无，在那灿烂的往事（刻意勉美化之）中体味生的悲情与快乐。所以才读得如痴如醉，似在梦中。泪水就是畅快，叹息就是觉悟。只有那执迷不悟者，才刻意去考究那曹府的家事，做那偏执可笑的对证索隐—因为曹公早就说过多遍，“假作真时真亦假”，不过小说而已，何必当真呢？

但这又是浅见了。一门“红学”堪称博大精深。精研为学，穷究极问，许多代学者硬是“虚构”出这样一门学问—有许多学问原也是无用的，无须实用，但求智慧之乐、知识之游戏。从这点上，我不但佩服，而且羡慕这些“红学家”的才智和执着。世上的事情，怕就怕“认真”二字。作为一个当代有影响的作家，刘心武先生多年来对红学亦深有造诣，我的确感到很钦佩，重作妙玉的文章，另续出一篇小说，更能见出作家的智慧，也是别有乐趣的事情，文学史上这种“关于虚构的虚构”也是屡见不鲜的。而且平心而论，这确乎是一篇很好的小说，不但情节引人入胜、一波三折，将原作中妙玉这一着墨甚少、多存疑窦的人物渲染得光彩照人，而且就作家在叙事中所表现的丰厚的文史知识、语言素养和想象能力来说，都令人叹服。

然而，当我细读文末的《后记》时，便又大大地疑惑了。因为刘心武先生告诉我们，他献此作，是证明他红学研究“探佚的成果”，他“大声疾呼：不能相信高续，高鹗出生比曹雪芹晚半个来世纪，两人根本不认识……”因此他认为，高鹗的续作是“对曹雪芹原意的歪曲与亵渎”。基于此，他的《妙玉之死》便成了对曹著原意的一个匡复，因而也就是读者应当“相信”的可靠的发微与“大解谜”。

在未读这“后记”之前，我还认为这小说是很有意思的，在读了之后，反而觉得没意思了—我们的作家好像认真得有点偏执、偏执得有点像孩子。他忽略并弄错了一个前提，小说毕竟是小说，不是现实，我想即便是曹公雪芹，在小说开始时也未见得已经排定了妙玉（以及其他人物）的结局。没有哪一个小说家能在落笔之前，就事先完全想好了他的人物的经历和命运，他实际上不过是大致有个框架，边写边想，有时人物自身的性格逻辑还会左右和改变作家的初衷，比如托尔斯泰写安娜之死就曾设想过多个不同的结局。连生活本身都是偶然的，某个葬身车底的人那天要是不出门不就啥事都没有吗？现在小说家们甚至会给一个小说同时设置多个结尾，“后结构主义”者还把小说写得像扑克牌那样可以随意拼接。实际上如果是让曹雪芹重写一遍《红楼梦》，不看原稿，恐怕写出来也会与原来的大相径庭，凭什么就认定你写的这一结局就那么符合原作的逻辑呢？作为小说，特别是这种“元虚构”式的小说，试图证明自己的“真实性”和“复原性”，是很可笑的。高鹗先生已不在世（他够冤枉了），无法和你争辩，如果能，他一定会说，你说我比曹公晚生半个世纪，你比我还晚生两个世纪呢。你们俩人要到曹雪芹那里讨公道，曹公也会无奈地笑道，天知道你们俩谁写得更对，因为我也还没想好怎么写呢!

以“修正”为目的，刘心武先生的许多想法看似有理，其实是可疑的。如他穷究第五回“太虚幻境”中关于妙玉的判词，在“肮脏”字眼上做文章，理由是不充足的。其实这“十二钗”的曲辞只能是个大体上的纲领，好似诺查丹玛斯的“大预言”那种秘谶一样，含混得很。有两种可能，一是全书写作初始时拟好的“大纲”，二是书稿基本成形后又作的“概要”。不管哪种可能，其中词句都只能含糊笼统，如果都说得很情楚，“谜底”在前五回已揭得昭昭然，那便无须再费百万字的笔墨了。怎见得“肮脏”一词在这里就不作“龌龊”而作“不屈不阿”解？作前者解就是“绝大的错误”？实际上，稍稍斟酌一下，不难体味出，“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句中的“肮脏”，只能作“沦落玷污龌龊不洁”讲，换成“不屈不挠”根本就不通。另外，那段写陈公子也俊痴恋着妙玉的情节本写得很好，但也就是“虚构”而已，刘心武先生又强说这一“大胆推断”恰符曹雪芹的暗示，是原作本如此，就又显强辞，没意思了。据我看，那妙玉所暗恋的“王孙公子”不是别人，就是贾宝玉。刘心武先生这样分析道，“……妙玉明明知道宝玉与黛玉、宝钗已构成了一个‘三角’，倘再加上湘云，已是‘四角’，难道她还想插足其间，构成‘五角’，谋一姻缘吗？这是说不通的。”

这样的分析未免滑稽，既有个三角四角了，五角六角又有什么区别？如不是暗恋宝玉，她为何偏以自己一向的傲慢之身，对宝玉独有破例的表示？“暗恋”而并不相与争夺，有好感但已不可能考虑婚嫁，这正是妙玉尴尬而痛苦、令人哀怜痛惜之处。实际上，稍加思考便知，《红楼梦》不过是曹公自传，那贾宝玉便是雪芹的影子替身，他是那封建时代的王孙公子，满脑子的“男性中心主义”，如今可笑的研究者把贾宝玉美化“提升”成什么“初步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封建礼教的反抗者”云云，真是笑煞人也。在我看，贾宝玉不过是西门庆的一个“翻版”，他不同于西门庆，不过是因为他还未“成年”，还是个孩子，他的潜意识里早已种下了“妻妾成群”的皇帝之梦，占据所有女孩子的想法。他讨厌结了婚的“婆娘”，喜欢所有青春的少女，他说她们是“水做的”，表面上是赞美她们，但他却不愿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离开他，他虽然尚未从肉体上染指或占有她们，但潜意识中却已固执地认为她们都属于他（按：这里没有贬低贾宝玉、贬低《红楼梦》的意思，也谈不上是贬低）。因为贾宝玉不过就是一旧时代的王孙公子，没有无产阶级的两性道德观，即便是无产阶级—西蒙·波伏娃也还说，他们也不见得不歧视妇女。贾宝玉是一个“未成年”的、还没有恶的表征的男性中心主义者—而贾宝玉的意识就是曹雪芹的意识，他就是固执地要写贾宝玉（也就是他自己）的多情风流，他的潜意识里固执地认为，他有权力爱所有美好的女性，而所有美好的女性也必然爱他，妙玉自然也不例外。这不但不奇怪，而且很正常，是明摆着的，就是这样。

我这里无意一一将刘心武先生的观点质疑和推翻，只是随便扯到几个例子。对他的小说，我一向还敬重，不论是思想深度，还是小说技巧，在当代作家中都属上乘。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把红学考证和小说写作分开，不以“修正”和“恢复本来面目”为己任，因为这样做，好比是硬给米洛的维纳斯再装上一截胳膊，讨不得什么好的。不过，要是另外塑一个别一姿态的维纳斯，甚至单是塑两只胳膊，却也是可以的。如果去掉上述前提，我将为刘心武先生的《妙玉之死》叫好。在这个小说中，我看到了贾府败落后的世态炎凉，看到了人间的善恶美丑，更兼看到了一个沉着镇定 、智慧超凡、侠骨柔情、坚贞勇敢的妙玉的形象；另外小说在穿插人物、安排情节以及语言叙述上，都颇得古典小说的神髓，尽管有些人物安排有些枝蔓散乱，有的场景和对话不那么可信—比如忠顺王爷逼妙玉屈其**威时的脸谱化的描写，就过分“现代化”了，显得幼稚，与原作相去远矣。另外，结尾处壮烈的“爆炸”，虽然在刘心武先生看来可能颇觉得意，但在读者看来却恰恰拆除了他试图“揭开原著谜底”的奢望—这是典型的现代式的写法，无论是曹雪芹还是“糟糕”的高鹗先生，都是绝对不可能这么写的。

写到这里，我颇有些惶惶然了，因为是编发刘先生小说的刊物的朋友相邀命笔，便拉杂写下了如许文字。我对红学几一无所知，对刘心武先生的小说又一向看重，未料却说出许多不恭的话，怎地便如此抖胆？想来还是因了对《红楼梦》、对小说所取的阅读视角和评价角度有所不同，小说就是小说，小说就是虚构，就是托思寄情的幻象，自遣矣，自娱矣，很难讲你写得不对，我写得对，天知道曹雪芹当初是怎么想的，后来又是怎么想的。即便《红楼梦》是部残书，它也照样传世夺人；如有续作，大家也姑妄读之。即便是“貂尾续貂”，也不可能了无断痕；哪怕是“狗尾续貂”，也很好玩，又何必争什么对与否？想到此，就有些释然。借着曹雪芹的原句，并读《妙玉之死》的愉悦，随手写下几句打油，聊作自我宽解，并请刘心武先生宽恕妄言：

芳情本自遣，雅趣何须辨；

古今闲来客，戏说妙玉言。

何必论高低，自让读者看；曹公惜已去，如何作评判？

1998年5月，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