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亡明兴，此时的中国文明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以元曲为代表的民间文化的繁盛则是传统文化下移和平民化，这些良好的发展趋势，并没有因为元明易朝而中止。

明朝建立时，14世纪后半期的欧洲依然处在“黑暗”的中世纪，那一时期，黑死病肆虐下的欧洲大陆，充满了饥荒、瘟疫和暴力，经济混乱。英法之间的战争持续百年之久（1337—1453），政治和社会动**加剧。欧洲的宗教与经院哲学依然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只不过，教会走向衰落的步伐越来越快。也恰恰在明朝立国之初，欧洲教会出现了“教会大分裂”，欧洲的政治、宗教和社会均处在混乱之中。纵然有罗吉尔·培根（约1214—1293）这样的天才思想家出现，也还没有给当时的欧洲社会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反观此时的明朝，郑和7次下西洋不仅展示了航海规模和造船技术，展现了当时中国所拥有的强大经济实力，还有更大的意义即“世界一体化的序幕”的开启。

明初的朱元璋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在国际关系方面，他坚守和平的外交政策，列出15个“不征诸夷”，包括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剌、西洋、爪哇、湓亨、白花、三弗齐、渤泥等。他还特别告诫子孙，不要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不要无故兴兵，劳民伤财。到明成祖朱棣时期，他更是把目光投向世界，促进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

郑和原姓马，洪武四年（1371）出生在云南昆阳，后为宦官入宫，是朱棣身边的近臣。从1405—1433年，郑和奉命七下西洋。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船队有大小船只208艘，装载27800余人，其中有大中型宝船63艘。大型宝船长44丈4尺（合140.75米）、阔18丈（合57米），有9桅12帆，“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篷帆锚舵”，随行的巩珍在《西洋番国志序》中说它“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船只。郑和每到一地，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首领宣读大明皇帝的敕谕，劝说他们“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此后郑和5次下西洋，都在永乐朝（五年、七年、十一年、十五年、十九年），最后一次在宣德朝，前后历时近30年。郑和前三次出海的终点在印度半岛南端，第四次之后继续西行至更远的地方。郑和船队游历南洋群岛诸国，到达中南半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等亚非的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越过赤道，这是中国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出海活动。

郑和下西洋对当时及此后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包括国内外商品的供应、生产和加工等，如瓷器和钱币的生产、生活用品及高档奢侈品的需求等物质层面，也包括文学、艺术、歌舞、戏曲的创作等精神文化层面。郑和下西洋最大的影响在政治方面，下西洋扩大了明朝与海外各国的交流，在此后很长的时间里，亚非许多国家纷纷遣使来华访问、进行经贸交流。据不完全统计，永乐年间共有60多个国家的国王或使臣245次访问中国，其中浡泥（今北加里曼丹岛文莱）、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尼八剌（今尼泊尔）、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锡兰（今斯里兰卡）等6个国家的8位国王9次入明访问，甚至有3个国家的国王死在中国。

郑和下西洋对中国与东南亚、整个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经济、亚洲国际贸易网络的建立和东西方文明交融与世界一体化进程均有重大意义。郑和航海远早于世界性的大航海时代，他开辟了海路交通的新时代。就此意义而言，郑和远航是古代传统的历史性总结，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对此，万明认为，从农耕大国向海洋大国崛起的走势和郑和七下印度洋形成的国际秩序，是明朝中国对元朝崩溃后快速变化的印度洋世界的应对。15世纪初印度洋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是明朝中国不断推行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集中体现在郑和七下印度洋全面贯通了古代陆海丝绸之路，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形成了区域合作机制的过程，为区域史走向全球化做出了重要铺垫。重新审视明初拓展至印度洋的国家航海外交行为，中国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走向海洋，全面贯通了古代陆海丝绸之路，史无前例地将中华秩序的理想在印度洋付诸实践，作为平衡区域国际政治经济势力的大国角色，作为负责任的海上强国形象，维护和保证了东亚乃至印度洋区域的和平与秩序，为世界从海上连成一个整体、从区域史走向全球化做出了重要铺垫。[4]

纵向地比较，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最大规模的海上活动，是人类征服海洋的壮举，他比近代欧洲大航海时代著名航海家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要早100年左右的时间，在世界海洋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郑和以和平的方式下西洋，为世界各国的和平交流树立了典范，对中国与东南亚、整个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经济、亚洲国际贸易网络的建立和东西方文明交融与世界一体化进程有重大意义。以此意义言，郑和下西洋已超越了宋朝之前的中国和世界航海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