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以后的百年，中国进入元朝统治时期，作为世界性大国以其强大的影响力一度左右了欧亚文明的进程。对元朝时期中国历史地位的评价，海内外学术界有很大的分歧，但也存在若干基本的共识。

1206年之后，蒙古军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第一次是在1219年，由成吉思汗统领，以攻打花剌子模为目标，蒙古军在1222年占领整个中亚，兵锋所及，达俄罗斯、乌克兰境。第二次是在窝阔台时期，蒙古军由拔都统领。从1236年到1241年的5年间，蒙古军横扫今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第三次是蒙哥派旭烈兀西征，到1257年，征服了今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等地。三次西征，蒙古国建立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利汗国四大汗国。最强盛时期的蒙古国，东迄日本海、东海，西至黑海、幼发拉底河、波斯湾，包括东亚、东北亚、北亚、东南亚、西亚和东欧等几乎整个欧亚大陆。

关于元朝对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的影响，有的学者评价甚高，如日本学者冈田英弘就认为：“蒙古帝国的出现打通了东西藩篱。随着蒙古军队四处征战吞没大半欧亚大陆，让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得以连接，两大历史文化首度接触。覆盖整个欧亚大陆的世界史从此变得可能，至此，人类文明方才真正进入世界史的时代。而这，也正是蒙古史的文明意义。”[1]

蒙古国之后，虽然四大汗国与元朝之间并没有再形成强有力的统一政权组织，而且分离的倾向逐渐呈现，但元朝的构建给传统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元朝政权统一了传统的中国版图，结束了自唐末以来国内分裂割据和几个政权并立的局面，奠定了元、明、清600多年国家的长期统一的基础。它促进了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再者，它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没有国家的统一，元朝的天文、地理等科学，就不可能达到新的高度水平。最后，它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了中西交通的发展。元朝的出现，打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元朝时期大量阿拉伯地区的人入华，带来了阿拉伯伊斯兰地区先进的科技文化，包括天文历算、医学、数学、地理学、化学等方面的科学技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宝库。与此同时，中国先进的管理经验、火药武器、印刷术也传入阿拉伯地区。

元朝的海上航行盛极一时，开创了国际交流的新时代。元朝著名的旅行家汪大渊于1329—1334年和1337—1340年两次从泉州出发，远航至阿拉伯海、波斯湾、亚丁湾、红海，他也是第一个有史可查的到过摩洛哥和坦桑尼亚的中国人。他依亲身的见闻经历撰写的《岛夷志略》，涉及东西两洋周边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对14世纪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做了详细的记录，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周达观（约1266—1346）曾奉旨出使真腊（今柬埔寨）。1296年年初，他从明州港出发，7月到达真腊首都吴哥，在此旅居近一年，亲身感受了吴哥城的风土人情、文化艺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并著成《真腊风土记》一书。他们的游记，成为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

与此同时，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所、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和威尼斯旅行家尼可罗·达·孔蒂四大旅行家也来到中国，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马可·波罗（1254—1324）于至元十二年（1275）来到中国，遍游各地，1291年初离华。他的《马可·波罗行纪》详细记录了元朝中国的政治事件、物产风俗，该书在西方的版本、译文和研究论著层出不穷，对西方世界产生了持续而重大影响。[2]马可·波罗在中国达17年之久，他突出的历史贡献，是把中国成功地介绍给了欧洲。他在中国期间，主要是以色目人经商者的身份行走于基层社会，《马可·波罗行纪》展示了中国的物产丰富、经济繁荣。该书在欧洲各地广为传播，尤其是书中对当时中国基层社会的描述，让欧洲世界对东方人的生活方式有了更真实的感受。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那些对东方向往的欧洲人，中国人是多么友爱与善良。元朝百年，续写着中西交流的新篇幅，为此后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12世纪之前发展到13、14世纪中西交流的变化及其特点，张国刚先生认为：“12世纪以前的中西交往主要是中国与西亚、中亚、南亚的交往，而中国与欧洲人的直接往来极其罕见，这就不用说了。13、14世纪，欧洲的旅行家、使节、传教士开始设法进入中国，但他们都是通过西亚的陆路前来，进入西亚之后，或者北上俄罗斯大草原抵达中国边境，或者南下波斯湾经过一段海路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3]可以说，在元朝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古代文明既有重大突破，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对这一局限性的重大突破，是明前期的郑和大航海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