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举制度的进步意义

科举制度的第一个重要意义就是重新确定了选拔人才的机制与标准，使得当政者能够更好地网罗人才，为己所用。

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选官途径，经历了两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以来的科举制3个发展阶段。其中科举制实行的时间最长，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巨大。唐朝是科举制度的重要发展时期。在唐朝初年，官员比例，因科举而进入仕途的仅占很小一部分；至唐中后期，由科举而晋升仕途的人数逐渐增多，且位列高官者多是科举出身。科举成为士人入仕的正途。通过科举，唐朝确实获得不少杰出的人才。唐人说：“国家取士，远法前代，进士之科，得人为盛。”[18]宋人说：“某尝谓李唐设科举以网罗天下豪杰，三百年间，号为得人者，莫盛于进士。”[19]如名臣房玄龄、姚崇、宋璟、张九龄、裴度等。

史载唐太宗曾私访进士科的考试场所御史府，见到新科进士鱼贯而出，不禁洋洋自得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皇帝把科举比喻为网罗人才、控制人才的工具。经历了南北朝末年到唐初的动**局面，人才对统治者而言，一旦为其所用，就是建设国家、稳定政权的重要力量，但若流离民间，则难免成为反叛的有生力量。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打破阶层界限、全方位网罗人才的重要尝试，它的发展给读书人树立了坚定的目标，“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观，零散的社会力量被科举确立的层层选拔机制集中起来，从地方到中央，围绕权力中枢形成了层层固定的壁垒，知识阶层与皇帝通过科举而结盟。

科举制度也在无形中扩大了知识的力量，充盈了士人的影响力。隋唐之前，士人阶层在政权中的力量是无规则和不稳定的，受限于人才选拔机制，社会中下层的读书人遇明主固然可以成为治世能臣，但多数还是处于“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的困窘局面。科举制度给了中下层知识分子进取的动力和可能性。唐朝名臣狄仁杰、宋璟等，都是家世一般的中下层士人，若非科举之功，很难想象他们的最终发展，也难以预料缺失了这些名臣的支持，是否还有开元盛世的全面繁荣。而在隋唐时期，因为科举考试内容的限定，尤其鼓励文学之士的创作，唐诗、唐文、唐传奇等文学类型名家纵横，佳作频出，科举在其中有重要意义。今人所熟知的陈子昂、白居易等文学名家，都是科举出身。

科举考试对读书人的激励力量是极其巨大的，中唐诗人孟郊有一首名诗《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是有名的孤寒诗人，诗作多写民间疾苦，有“诗囚”之称。他的名诗《游子吟》，以克制的情绪描摹母爱的伟大，既有真挚的感情，也可见早年生活的困顿。孟郊两考进士不第，46岁时才在母亲鼓励下再次参考并一举得中。与他的其他诗作相比，《登科后》的感情是极其外露和浮夸的，格调并不高级。孟郊中进士后的官途也并不平坦，只能充任一些地方小官。以此对照，《登科后》的洋洋自得甚至略显可笑。但这种毫不克制的奋**绪的表达，又何尝不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儒家所追求的“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取向，在科举的鼓励机制下，有了更丰沛的发展。

总之，科举制度打破世家大族的特权垄断，提高了官员素质与行政效率，保证了政府行政人员的来源，扩大了统治基础，同时促进了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公平公正。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自有其明确而重要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