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取士，不只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名人的推荐。应试举子将自己平日的文章诗赋抄写装裱成卷轴，在考试以前呈送当时社会的显贵名流，请他们向主考官推荐，以便增加自己被录取的可能性，称为“行卷”。

行卷有利有弊。行卷曾使一批无权无势、饱读诗书、具有才学的读书人脱颖而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考定终身”的制度缺陷，也促使考生在平日就注意提高个人的文化修养。如唐朝著名诗人杜牧参加科举考试时，曾向国子监行卷，献《阿房宫赋》，受到吴武陵的赞赏。吴武陵要求主考官崔郾录取杜牧为状元，但谁知状元名额早许他人，第二、三、四名也均已有人选，最后崔郾答应录杜牧为第五名。后来有大臣说杜牧“不拘细行”，企图加以阻止，但崔郾说：“已经答应太学博士吴武陵了，就算杜牧是屠沽（宰牲和卖酒，泛指职业身份低微的人），也不能改了。”[15]试想，如果没有吴武陵的一再力荐，杜牧纵有名满天下的《阿房宫赋》，也可能名落孙山。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唐人朱庆馀的《闺意》被广为传颂，后人可能会误以为这是一首闺阁诗，描写的是新婚燕尔的夫妻之间的对话。其实这是举子朱庆余宝历二年（826）应进士科时，向诗名满天下的水部员外郎张籍行卷，请求推荐，但不知自己的诗文能否被欣赏，心怀忐忑，故借新妇的口吻探问张籍。张籍回答道：“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张籍《酬朱庆馀》）对朱庆余的才华大加赞赏。果然，经过张籍的推荐，朱庆余诗名日隆，当年一举及第。

唐德宗贞元八年（792）进士科考试，陆贽担任主考官，选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庚承宣、欧阳詹等23人同登进士第，得人才之盛，被当时人称为“龙虎榜”。

但是，这种行卷的社会风气，也有极坏的方面，行卷弄虚作假，有人剽窃他人诗作。据《唐摭言》记载，唐才子杨衡初隐庐山，有人剽窃他的文章行卷而及第。杨衡及第后见到剽窃者，颇愤怒既而问曰：“‘一一鹤声飞上天？’在否？”剽窃者答道∶“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辄偷。”杨衡笑曰∶“犹可恕。”[16]也有人卑躬屈膝结交权贵，“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从而得以及第。贵者托以势，富者托以财，亲故者托以情，只可怜贫寒苦学之士纵有满腹才华，却行卷无门，“褰驴放饱骑将出，秋卷装成寄与谁？”（张籍《赠贾岛》）无人赏识。唐宪宗元和年间，考场内外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尤可，三杨杀我。”[17]苏张和三杨代指当时五位权倾朝野的大臣，他们推荐的考生，必定百荐百中，金榜题名，而贫寒子弟请托无门，多名落孙山。风气之坏，可见一斑。

行卷风气，由唐一直延至五代而不衰。到了北宋，科举考试实行糊名、誊卷、锁院的制度，行卷之风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