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城市数量的增多、规模的扩大，又有利于商业活动在更广泛的领域内进行，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了宋朝商业的繁荣。随着宋朝商业的发展，金钱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人们逐渐改变了以前把商业视为“末业”的传统观念，社会各阶层竞相投资商业领域，宋朝出现经商的热潮。[30]

宋朝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人，首先是纯粹的商业经营者。他们仅包括在城镇开设店铺或从事贩卖的人户。“行者为商，坐者为贾，凡开店铺及贩卖者皆是。”[31]从居住地考察，这些商人大都居住在城镇内，一般属于坊郭户，以纯粹的商业经营作为自己的职业。

除职业商人外，宋朝商业经营的热潮，带动了其他社会群体将资金投入商业领域，特权阶层是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官僚、宗室、军队等。官僚经商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官僚经商者，但只占次要地位。此后，贵族、官僚经商牟利日益增多。北宋前期，士大夫中“粗有节行者”还能恪守祖训，“皆以营利为耻”，但从北宋中期开始，社会风气显著变化：“仕宦之人”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动以舟车，贸迁往来，日取富足”。一般官员如此，许多大臣也皆“专以商贩为急务”[32]。宋徽宗时，汴梁“万姓交易”之所相国寺佛殿后资圣门前，各路罢任官员带来的土特产品都集中在此出售。汴梁大街上还开设了带有各种官衔名号的店铺。

宋朝宗室日益繁多，逐渐散居各地，他们大多在地方上“逐什百之利，为懋迁之计，与商贾皂隶为伍”[33]。宋宁宗时，一宗室在岳州（治今湖南岳阳）“扑买”了洞庭湖大小湖泊的大半，“攘其利，鱼鲜之入不赀”[34]，几乎垄断了当地的渔业。宋朝军队经商的现象亦十分普遍，如宋仁宗时钤辖贾逵曾令禁军5人为一保，给钱10万，凡回易50日，得息钱40万，以备犒军，即利用禁军进行贸易的典型例证。南宋的大将张俊也曾给老卒钱50万，恣其所为，于是其人广收物品，带客将十数辈，兵卒百余人，浮海而去，在经过一年的贸易后归来，“珠犀香药之外，且得骏马，获利几十倍”[35]。从北宋到南宋，军队中以回易贸易为代表的商业活动历久不衰，南宋时格外兴盛。

此外，宋朝寺院、道观的兴盛，使得很多僧道、尼姑也经营商业。如宋徽宗时，开封府的尼姑公然在相国寺的两廊销售绣作、领抹、珠翠、冠子等货物，孟家道院的王道人也到此经销煎蜜。而广南、江西等地的僧道充当坐贾经商牟利，垄断茶叶经营，更多的僧寺则设质库，从事高利贷经营，从中谋取暴利。

宋朝商业贸易大潮将乡村地主、小农也卷入商业经营的大潮。宋朝僧人道潜曾在诗中描述南宋乡村集市：“农夫争道来，聒聒更笑喧，数辰兢一墟，邸店如云屯。或携布与楮，或驱鸡与豚，纵横箕帚材，琐细难具论。”[36]即生动地描述了宋朝乡村小农携带劳动果实到市场出卖的景象。农户在市场出售的不仅是余粮，而且也有鸡豚、布帛之类的副业产品。地主经商也是宋朝经商群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将收来的粮食、布帛等拿到市场上出售，换回各类日用品和奢侈品。此外，从事商业经营的还有举人、手工业主等人。总体而言，宋朝商业经营者成分极为复杂，既有专职商人，又有兼营商业谋取利润者。社会各阶层从事商业经营热情之高，投入精力之多，形成的社会经商牟利群体之庞大，在以前朝代是较为少见的。

随着城市中“讨生活”人群的聚集和经济的发展，宋朝社会分工日益细密，行业门类也逐渐增多，从隋唐时期的112行发展到南宋时的414行，这些“行”按性质大致可分为3类：一是手工业作坊。手工业的同行组织或称“作”，分为官府作坊和私家作坊。官府作坊主要集中于汴梁、临安等大城市，汴梁城中有修内司、八作司、书艺局、绫锦院、内酒坊等。这类作坊规模较大，人数较多，但极少进行商品生产，主要为官府特别是皇室的用度服务。私营手工业作坊有专门制造产品的，如伐木、造船、造纸、笔墨、砚的制作等。有的在制作产品的同时兼营买卖，这类亦商亦工的作坊，在城市作坊中比重较大。二是各种商业行铺。商业行铺中，生活消费品的买卖占主导地位。如汴梁东华门外，商铺林立，皇宫物品多买卖于此，凡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金玉珍玩衣着，买卖的都是天下新奇的物品。商业行铺中往往是同一行设在相同街道坊巷，顾客购买时可货比三家。在行铺当中，涌现出经济力量极其雄厚的大行铺，如交引铺、金银铺、彩帛铺等，成为商业资本的代表；而以典当起家的库户或钱民，则是高利贷资本的代表，他们在当时社会经济中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三是服务性行业。其在城市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其中饮食业所占比重甚大。以酒楼为例，汴梁的“正店”酒楼就有72家，其余的小酒馆谓之“脚店”，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往往依托于大的酒楼，正店酒楼往往经营规模极为庞大，利润丰厚。饮食业外，茶坊、浴堂等服务性行业也大量存在，其中的浴堂有“香水行”之称，颇得外国观光者的称赞。这些行业中容纳了大量的下层百姓，使他们得以维持生计，如有专门锤取莲肉供应果子行的人户，有专门切草以供应养马之家的民户，这些都是属于服务性行业的。

宋朝行会的建立与完善，是宋朝商业发展与繁荣的一个标志，它们在城市商业贸易中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职能：首先是统一市场价格。主要表现在经济力量强的商行行首对价格的垄断，由此取得高额利润。如临安城的米铺经营者，“每户全凭行头于米市作价，经发米到各铺出粜”[37]。实际上中小经营者完全成为各行行首大户的附庸，秉承他们的意志行事。

其次是限制市场竞争，防止外来商人侵占市场利润。宋朝商业行会对外来商人经商的干扰和阻挠一直存在，这限制了各地商品的自由流通和贸易，因而为宋政府所不满。如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臣僚就上奏请求：对于农民、外地商旅进城贩卖者“行户不得障固，如违，依强市法科罪”[38]。这个奏章反映了宋政府对于行会阻碍市场竞争的不满及其限制性措施，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行会的势力之大，不经过“行”的许可而“入市货卖”是非常困难的。这种做法限制了外来商人进入本地市场，保证了“行”对贸易的独占地位。

最后是应付官府的科索。宋朝宫廷、官府对各项商品的需要是非常多的，商业行会的建立，其中一项重要的职能就是为官府应役，应付官府各种物品的摊派。

宋朝官方对于商业行会的物品科索可谓苛剥至极，主要表现在：其一，供应物品的规格要求严格。供应皇室御用的物品必须都是上等货色，如宋高宗宫廷所用木炭必须是“胡桃纹，鹁鸽色”[39]，否则退拣；而供各级官府所用物品也必须精良，如供应不良，则可能受到严厉的处罚。如宋神宗时“三司副使有以买靴皮不良，决行人二十”[40]。其二，供应物品的时间限制严格。官府对于各种物品的需要，往往是“给限供纳”的，“宫禁取买物许于杂买务下行收买”，“各令行人等第给限供助”[41]，如果官方非时限纳，商业行户往往难以应付，贫困破产。甚至有的行户被逼迫而死！更为不公平的是，宫廷官府得到了上等的物品，又规定了时间限制，而面对价格的支付，则根据所谓的“时估”付价，“时估”是每旬日一议价格，在这种“时估”下，“贵价令作贱价，上等令作下等，所定之直，不啻数倍”[42]，而在一些地方州县，还大量存在着只买物品，少偿或不偿价值的“白著”现象，行人为此苦不堪言。

官府对行会、行户的剥削非常沉重，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行户们总是想方设法逃避纠行。逃避的主要办法就是向有权势者投靠，得到他们的庇护。如宋神宗向皇后的父亲向经就是以其国丈的身份，影占大量的“行人”。另一种办法就是牺牲本行下户的利益，行首、富户与官府相勾结，把当行需要供应的物品转嫁给贫困下户，由此，也就造成了稗贩贫民“失职”破产，“每年行人为供官不给，辄走失数家，每纠一人入行，辄讼不已”[43]。因而行会富户与下户贫民之间，商业行会与封建官府之间矛盾日益尖锐。

宋朝经济的发展和经商阶层的扩大化，促进了商品交换媒介——货币的进步。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创制纸币的国家，而纸币即产生于繁荣的宋朝商品经济发展中。北宋真宗朝，出现于四川地区的交子，不但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它的出现是受到当时商品货币经济繁荣发展影响的；而纸币之所以首先产生于宋朝四川地区，也与当地使用的铁钱有关。宋朝四川商品经济相当发达，而铁钱价值太低，10个铁钱才当1个铜钱使用。当时，每10贯小铁钱就重65斤，因而即使是普通街头商人买卖，有三五贯的生意，一般人就拿着很费劲了。这样，商品流通的发达和等价物的铁钱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这一矛盾促成了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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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 交子图

宋朝四川的纸币——交子，其发展可以分为开创时的民办和后来的官办2个阶段。宋真宗时，张咏在四川为官，他看到铁钱使用不便，于是组织当地的16家富商“连保作交子”[44]。用同一色的纸张印造，上面用印，印文为树木、人物，还有各自的押字和隐秘题号。当时的交子数额是临时填写，不限多少，持交子领取现钱的人，每1000文要扣掉30文作为铺户收益。而在夏秋粮食收获时期，又印交子一两次，用交子贱价收购米麦。由于铸造交子利润很大，交子户大发横财。由于交子能够兑换现钱，当富商们准备金不足时，他们往往关门不出，或者规定1000文只能兑换七八百文，以致老百姓聚众闹事。最终，在大中祥符末期，在成都知府寇瑊的主持下，停止了交子的发行和使用。到了宋仁宗时期，天圣元年（1023），薛田担任成都知府后，看到因取消交子，出现贸易不便，买卖萧条的现象，于是提出由官府主持发行新交子。朝廷批准他的请求，当年十一月，成立了四川交子务，开始了官办交子发行的历史。交子是以铁钱为基准和本位的纸币，当时规定：发行的交子上标明数额，自1贯至30贯，并用印、押字，由监官掌管。交子可以兑换现钱，每兑换1贯小铁钱扣下30文入官。与现代纸币发行最为不同的是，当时的官造交子有使用期限，称为一界。当时规定二年为一界，到期要回收旧交子，换发新交子。这一次，宋朝官府发行的交子流通比较成功，至南宋普遍行使于东南诸路，还出现了钱引、东南会子、淮交、湖会等众多纸币形态，它们有各自的流通区域。宋朝纸币的发明、官方化及广泛使用对于宋及以后中国乃至世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随着宋朝商品经济的活跃，宋朝货币流通也获得巨大增长。不但铜钱大量地出现，金、银也在流通过程中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宋朝的铜钱在当时宋、辽、夏、金诸国乃至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都成为国际通行货币。日本、高丽诸国得到宋朝的铜钱，分库储藏，以为镇国之宝。外国客商来宋朝做生意，要求必须以铜钱来结算货款。而宋朝商人到海外诸国做买卖，也须携带铜钱前往。当时宋朝的铜钱流往海外数额非常惊人，南宋士大夫包恢曾讲：“海外客商以高大的海船，一船就可以装载数万贯铜钱而去，而南宋北自明州，南至泉州、广州，沿海一带数千里，一年蕃商不知道要运走多少铜钱。”当时宋朝人也感叹：“中国货宝今乃与四夷共用之也！”[45]近年来，在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诸国也发现了大量宋朝年号铜钱，体现了宋朝货币经济对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