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在日本的史书中被称为“西海使”、“遣大唐大使”、“入唐使”；对唐朝而言，则和对其他来交流的使者的称呼一致，都称为“朝贡使”。有唐一代，日本前后共19次派遣遣唐使团来唐朝访问，实际到达唐朝的有13次。日本遣唐使团规模很大，据史书记载，多则达650多人，少则也有120多人。如第8次遣唐使团人数达594人，第13次遣唐使团计划的来唐人数达651人（但其中一艘船在出发时遇难，船上载有的140人未得入唐）。虽然数量很多，但是遣唐使的人员都经过了严格的筛选。遣唐使者不仅要具有外交才能，拥有端庄的仪表、优雅的风度，还须通晓经史，并对唐朝情况有一定了解。从身份上讲，一般在日本的遣唐使团中，主要设有大使、副使等官员代表，还有囊括了知乘船事（船长）、造船都匠（造船技术负责人）、船师（航海长）、卜者（掌管航行方位、测定风力）、水手长、水手等一系列航海人员。除此外，还有译语（翻译）、主神（掌管祭神）、医师、画师、史生（文书）、射手（警卫）、音声长（负责乐队）、音声生（乐手）、杂使（杂役）、玉生（玉匠）、铸生、细工生（手工艺品匠人）等。部分使团还有围棋高手、琵琶演奏者，以求与中国艺术高手进行切磋。同时，遣唐使团还负责送留学僧和留学生。

日本来唐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也是经过严格选拔的。来到唐地以后，唐朝对外国留学生的生活，照顾得很周到，如规定在唐的日本、新罗等国的留学生，每人每年给绢25匹及四季衣服，使这些来唐学习的留学生生活较为充裕，可以专心一意从事学习。他们一来中国，往往就待上二三十年。中国的天文、历法、音乐、美术、建筑、雕刻以及工农业方面的一些先进生产技术，通过他们被介绍到日本。同时他们还带去大量图书仪器。由于日本很多学者熟谙汉字，因此他们很重视中国的书法，二王的真迹、名家的碑帖，大量传入日本。日本书学泰斗中田勇次郎先生曾将日本书道的历史分成9个时期进行考察。其中有3个时期跟中国的唐朝相重叠，即飞鸟时代的隋唐书法、奈良时代的晋唐书法和平安时代的唐朝书法。日本书道史上的“三笔三迹”都集中在平安时期，被日本人尊为书法圣人。平安时代初期（794—897，相当于唐朝中晚期），三笔活跃于书坛。能书三笔者，嵯峨天皇、橘逸势、僧空海。参与书写宫廷内府匾额即《十二门额》者，三笔全都在内。由此可见，“三笔”已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书法家了。这些均与学习唐朝书法有关。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著名日本人士有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和空海等。

吉备真备（695—775）先后两次入唐，在唐朝留学达17年。日本圣武天皇天平七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吉备真备回到日本，带回的书籍中有《唐礼》130卷、《大衍历经》1卷、《大衍历立成》12卷。吉备真备所带回的《唐礼》，对日本朝廷礼仪的完善和改进有很大影响。除了礼书和历书以外，吉备真备带回的东西还囊括了音乐、军事等各方面。音乐方面，吉备真备带回的乐器和乐书对于唐乐在日本的传播起到积极作用。军事方面，弦缠漆角弓、马上饮水漆角弓、露面漆四节角弓、射甲箭、平射箭等军事用具，也由吉备真备在此时带回到日本。吉备真备的各项成就无不与中国文化的浸染有关。他精心著述的《私教类聚》一书，集中地反映了其思想观点，是吉备真备为了培养和训诫自己的子孙而作。《私教类聚》尊儒学重佛法，强调忠孝、修身和务实，是吉备真备两度留唐期间以《颜氏家训》为范本写作而成的。

阿倍仲麻吕（698—770）于开元五年（717）随遣唐使来唐朝留学，汉名晁衡（朝衡）。他在太学肄业，成绩优异，不久，任左春坊司经局校书，还担任过左补阙、卫尉少卿及秘书监。晁衡先后结识了中国诗人储光羲、李白、王维、赵骅、包佶等。储光羲对他十分赞赏，曾写诗《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相赠。诗云：“万国朝天中，东隅道最长。吾生美无度，高驾仕春坊。出入蓬山里，逍遥伊水傍。伯鸾游太学，中夜一相望。落日悬高殿，秋风入洞房。屡言相去远，不觉生朝光。”天宝十二载（753），晁衡和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共乘一舟回国，途中遭遇风暴，李白以为他逝世了，以悲痛之情写下了著名的《哭晁卿衡》一首：“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该诗成为中日友谊史上传诵千年的名作。晁衡脱险后，再次入唐，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卒于长安。

作为日本佛教真言宗创始人的空海（774—835），是佛学方面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空海15岁时开始学习《论语》、《孝经》；18岁时，学习《书经》、《诗经》、《左传》。804年，日本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空海随遣唐使入唐求佛法，他在长安遍访各地高僧。回到日本后，他继续从事佛法研究，著有《辩显密二教论》、《秘藏宝钥》、《十住心论》、《即身成佛义》、《付法传》等佛学作品。在学习佛法的同时，他对中国书法也非常感兴趣，曾向韩方明讨教书艺。空海的书法在日本也影响巨大。现藏于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的《金刚般若经开题》是空海的书法代表作之一。如果你有幸看到这一书法作品，可以发现这件草书作品既有东晋王羲之的书法渊源，又带有唐朝颜真卿的影子，具有明显的唐式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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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鉴真像

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人是鉴真和尚（688—763）。他东渡日本，携去律宗、天台宗等经典以弘扬佛法。日本天平胜宝六载（754），孝谦天皇任命鉴真为大僧都，成为日本律宗始祖。鉴真在平城京（今日本奈良）创建唐招提寺，并著有《戒律三部经》刻印流传。除了弘传佛法外，鉴真还积极施医送药。他治愈了光明皇太后的疾病，皇室因此把备前国水田100町赐给了鉴真。他虽然已经失明了，但还能够凭嗅觉鉴定药物，日本宽平年间（889—897）藤原佐世所著《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还载有《鉴上人秘方》1卷，可惜今已失传。与他同行弟子中有擅长雕塑、绘画、建筑等的，他们在日本也起到进一步传播唐朝文化的作用。

在政治上，日本大化元年（645），中大兄皇子取得大臣中臣镰足的支持，消灭了专权的大臣苏我氏，拥立孝德天皇。孝德天皇以中大兄为皇太子，中臣镰足为内臣，建元大化，迁都难波（今日本大阪）。孝德天皇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改革，日本历史上称之为“大化改新”，它标志着日本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改革的中坚人物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是圣德太子派往唐朝的学问僧南渊请安的学生。在这次革新运动中，高向玄理和僧旻被任命为国博士供天皇咨询。高向玄理是唐朝留学生，僧旻也是派往唐朝的学问僧。很明显这次改革有模仿和借鉴唐朝的性质。新政府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结合日本旧习，规定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在此之后，参照均田制实行班田收授法；也实行租庸调制；仿照唐制实行户籍制、计帐制；参考《唐令》制定了《大宝令》和《养老令》等。平城京、平安京（今日本京都）均模仿长安的坊、市、街道设计建筑。日本的法律，也是参照《唐律》而制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