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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庸调麻布
隋朝的租调制度是在开皇新令中与均田制一起颁布的，据《隋书·食货志》载：“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img alt="" src="../Images/image218-2.jpg" /]，麻土以布，绢[img alt="" src="../Images/image218-2.jpg" /]以匹，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徭役制度，“仍依周制，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所谓丁男一床即一夫一妇，每年缴租粟3石，另缴调绢1匹（4丈）、绵3两或布1端（5丈）、麻3斤，单丁及仆隶减半。丁男每年服役一个月。
这一规定不久就做了修改，《隋书·食货志》载，开皇三年（583）正月，“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即成丁年龄由18岁提高到21岁，每年服役时间由30天减为20天，调绢亦由1匹减为2丈。开皇十年（590）六月又规定，丁男年满50岁后，可免役收庸，即由缴纳布帛代替服劳役。
唐朝对租庸调制度的具体规定，载于《唐六典》：
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img alt="" src="../Images/image219-1.jpg" /]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img alt="" src="../Images/image219-1.jpg" /]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有闰之年加二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得过五十日）。
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十分损四已上免租，损六已上免租调，损七已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输者，听免其来年。凡丁新附于籍帐者，春附则课役并征，夏附则免课从役，秋附则课役俱免。
凡丁户皆有优复蠲免之制（诸皇宗籍属宗正者，及诸亲五品以上父祖兄弟子孙及诸色杂有职掌人），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闾者，州县申省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7]
唐朝税制规定：每年每丁纳粟2石，是为“租”。“调”，根据不同区域的物产情况，每年每丁纳绢（或绫、[img alt="" src="../Images/image219-2.jpg" /]）2丈、绵3两；不产绢绵的地方，缴布2丈5尺、麻3斤。不愿服劳役的人，可缴绢或布等实物代役，一天折合绢3尺，称为“庸”，与隋朝对庸的规定相同。如果政府额外加役，加15天免调，加30天租调全免。每年的额外加役，不得超过30天。正役之外还有杂役。对于遭受水旱虫等自然灾害的地方，唐朝政府有减免税的规定。一般灾情在四分以上，免租；六分以上，免租、调；七分以上则课役全免。
唐朝的租庸调制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即“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这一制度源自隋朝，并做了相应的修改，主要表现为征收量的进一步减轻，这样的税制显然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每户租粟，隋朝为3石，唐朝减为2石；调，北魏为4丈，隋朝减为2丈，唐朝与隋朝相同，也是2丈；隋规定50岁以上可免役收庸，唐则规定所有的丁均可以庸代役。以庸代役，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使社会生产有了相应的保证，并使劳动者有了可自由支配的劳动时间，生产积极性也会相应提高。由租调制向租庸调制的转变，是对劳役税这种原始落后的赋税征收方式的否定，具有进步意义。
唐朝的租庸调制，反映了当时政府赋税管理的日渐成熟和完善，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100余年间的繁荣，与同时期的财政改革，尤其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实施有着密切关系。下文便分类叙述一下作为正税的租、庸、调的规定与征收情况。
（一）租——正税之一
租庸调制度中的田租税额，现有史籍中，均认为每丁征粟2石，但《新唐书·食货志》中则记载“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斛，稻三斛”。虽然许多学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但根据当时的历史事实来看，南方与北方气候条件有异，北方产粟，南方则以稻为主要农作物，所以北方田租缴粟，南方纳稻应该是很自然的。故《新唐书》的记载，应该是指每丁纳粟2石是全国统一标准，但如果是南方，应折算为3石——如此理解，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除了田租正税之外，还有田租的附加税，如藳税等。这是由秦汉时期的刍藳税演变而来的，为田租的附加税，所征的藳草主要用于军队马匹饲料以及一些祭祀类的活动。唐朝前期将藳税与租庸调并称，可见其重要地位——藳税事务由司农寺丞职掌，各州均有相关的官吏负责征集刍藳之责。
田租的缴纳，唐朝政府根据各地气候的不同以及农作物收获早晚的差异，明文规定了缴纳租粮的期限。《通典》中记载：“诸租，准州土收获早晚，斟量路程险易、远近，次第分配，本州收获讫发遣……若无粟之乡输稻、麦，随熟即输。”[8]该法令规定的纳税期限是以粟为准的，至于水稻、小麦等，则根据收获时间，即时向国家缴纳正租。
农民向国家缴纳田租，要自己运送到官府指定的地点。州县集中大批租粮后，再定期将其输送京师，或在朝廷指定的地点储藏——如唐朝遍布漕运线路沿线的各类大型粮仓：含嘉仓、太原仓、永丰仓、龙门仓等。这些巨额的运输费用，通常却由纳税人自己承担，被称为“租脚”、“脚钱”、“租庸脚直”、“车脚”、“运脚”等。其实，这些租脚仍然可以看作田租的附加税，唐中期以后，甚至出现了免田租而不免租脚，独立征收租脚的事，成为民众的一项沉重负担。
唐朝国家政府征集的租粮，主要用途在于军事和官僚机构的开支。《通典》中记载，天宝年间约每年纳租粟2500万石，其中1000万石供各道节度军粮及贮备各州仓，500万石为地方官员俸禄等，400万石在江淮等地方造米后送京，供京城官员俸禄及各国家机构使用，300万石送入京城各大粮仓，另有300万石折充绢布，送入京库。[9]
（二）庸——正税之二
唐朝的免役收庸制度，直接从隋朝沿用下来。按唐朝前期的赋税制度，每丁每年原则上要为国家无偿服劳役20天，在国家平安无事时，允许“折庸”——缴纳实物代役征收。这种折役收庸制度规定，每天按绢3尺计算。唐中期的陆贽说：“以其出绢而当庸直，故谓之庸……有身则有庸。”[10]白居易也说：“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矣。”[11]
唐玄宗时，免役收庸制度得到进一步强化。据《通典》记载，天宝年间全国征税的丁口约820万，根据区域的不同，按绢、布征收庸和调，纳入国家财政，即当时全国范围内丁役基本上被庸取代了。唐朝政府征收庸税，农民每丁一年要缴纳庸绢6丈，加上调绢2丈，庸调总共为绢2匹（每匹4丈），但也有部分地区，如西北地区不产丝绢，则纳皮代役——这也是根据实际情况对征收方法进行的变通。
（三）调——正税之三
租庸调的税帛中规定，“其调，绢、[img alt="" src="../Images/image218-2.jpg" /]、布，并随乡所出”。绢、[img alt="" src="../Images/image218-2.jpg" /]是丝绵织品，布是麻织品。一般来说，蚕桑产地征收绵绢，麻布产区则以布、麻纳调。在实物货币经济之下，唐朝的赋税征收，尤其是庸、调的征收，也只能是因地制宜，随不同区域出产而进行征收。
调的征收依据是丁口数。虽然陆贽曾称“有身则有调”，但是唐朝前期历次对调进行的规定，往往均称“每丁绢二丈，绵三两”（武德二年，619），“每丁岁入……调则随乡土所产”（武德七年，624），“诸课户一丁租调……”（开元二十五年，737）——这些赋税的征收法令都非常清楚地表明，庸调都是计丁口而征的。
调的税率，史籍记载很有出入。《唐会要》载：“每丁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12]《资治通鉴》载：“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13]究竟是2丈，还是2匹，史籍中的记载比较混乱，根据相关研究，这两种记载都不算错，前者所记是“丁调”，后者所记则是庸调的总和：赋役令规定每丁年服役20天，丁庸每日绢3尺，20日为绢60尺，加上每丁年调绢2丈，庸调总共是80尺。唐制40尺为匹，80尺即2匹。
至于调的缴纳及解运时间，由于丝、麻织品的生产具有季节性，唐朝政府规定“凡庸调之物，仲秋而敛之，季秋发于州”，随后随各地的“庸调车”入京。《通典》载：“诸庸调物，每年八月上旬起输，三十日内毕，九月上旬各发本州，庸调车舟未发间有身死者，共物却还其运脚出庸调之家，任和雇送达。所须裹束调度，折庸调充，随物输纳。”[14]这说明庸调绢布要及时缴纳，至于所需运费，则由各纳税者支付，甚至所需的包装费用也同样由纳税者承担，无疑又增加了一重附加税。
调属于正各的一种，征收有定制，除遇天灾等不可抗灾害外，一般不会轻易减免。在征收过程中，“折变”是常用的一种手段——在遇有灾害等情况时，由政府规定以其他物品折充纳调，如折算成米粟或能够长久贮存的物品。通过调征收的大量绢、绵、布、麻等织物，主要用于贵族官僚体系及士兵等的衣着被服，并由中央统一调拨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