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制度与土地制度是紧密相关的。东汉末年，因诸侯战乱，北方黄河流域地区大量土地荒废，成为曹魏时期实行屯田制度的时代背景——中央政府通过派军队划定区域，进行开垦耕种的方式，掌握了大量土地。但仍有极大一部分的土地，被流亡民众独力开垦，并被名之为“占田”。至西晋初年，赋税制度的实施，便以占田为名。占田制的内容，载于《晋书·食货志》，以诏书的形式发布全国，全文如下：

王公以国为家，京城不宜复有田宅，今未暇作诸国邸，当使城中有往来处，近郊有刍藁之田，今可限之，国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处；近郊田，大国四十五顷，次国十顷，小国七顷。城内无宅，城外有者，皆听留之。

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一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已以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不事。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

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认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前躯、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椎斧武骑武贲、持钑冗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1]

这一法令把土地占有称为“占田”，沿袭了秦汉以来称私有土地为“占田”的历史传统，将汉末以来的屯田制难以维持所造成的土地私有加以承认，并将“占田”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平民的占田，以人口和性别为标准，二是官吏的占田，以官品高低为标准。

占田制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有促进作用。占田制虽然也有很多的缺陷，但它是对先秦以来各种财政思想的一次成功总结与继承发展。占田制反映出了以对民众的必要让步实现抑制土地兼并，并运用赋税手段鼓励耕植，按劳动力强弱、贫富差别等确定占有土地及纳税数额的赋税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占田制下赋税的征收，是通过所谓“户调”来实施的，即由国家对农民家庭按户课征的赋税。三国曹魏建安九年（204），始确定“户调”制度，由此开始的赋税制度改革，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汉末商品货币经济瓦解的历史事实。这使得赋税征收与农民的生产结构逐渐结合，即除了粮食产品为代表的租粟之外，主要对农民家庭手工业产品征收实物税：每户农民缴纳绢2匹、绵2斤。这是最早的户调。

东晋南朝时，户调以纳布为主，故又通常称为税布，不再提及输绵、麻等物，但其实征收户调额，仍沿用西晋的旧制；此外，还有与“户调”相对应的“丁调”，史载梁天监元年（502），“始云人赀，计丁为布”，“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课，年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2]其中，除“租米”，以及明确标明的布、绢、丝、绵才称为“调”，其它以“禄”字开头的都是附加税。

户调的征收，以户等划分为基础，但户等的划分，往往又操之于官僚或豪强之手，使得国家所能征收的赋税并不是真正的实数。因此，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也就与南朝各政权先后取消了所谓“九品混通”（九品相通）的按户计赀纳税的方法，也确立了以丁为主的赋税征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