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时期的运河系统

春秋至战国初年，中原地区可以通航的各条河流，基本都已经被人们所利用，交通网络的构建也已经提上日程，《尚书》中的名篇《禹贡》是当时人们的一种设想，并详细记录了这一交通网络的轮廓。《禹贡》的作者，据考证是战国初年人士，他假托大禹之名，设想在一个统一的华夏国家中，如何利用水道交通的便利。《禹贡》将全国划分为九州，并将国都定位于冀州西南部的黄河附近，其他八州的贡赋都可以利用水路运输到国都来：冀州利用黄河水运；兖州利用黄河、济水、漯水；青州利用汶水、济水、黄河；徐州利用泗水、淮水、菏水，再进入济水、黄河；扬州则利用长江绕海路入淮水，再借助徐州贡道；荆州有江、沱、潜、汉各水，运输到豫州边境，陆运转入豫州的洛水，再进入黄河；豫州则有洛水、伊水、瀍水、涧水等入于黄河；雍州则通过泾、渭二水进入黄河；梁州利用潜水进入汉水，再陆运入渭河、黄河。这一理想的规划，已经可以充分看到先秦时期对于水道交通，采取的是尽可能加以利用的方式，并不断发展和扩充新的水道交通。

《禹贡》之后的先秦时期，早期的运河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司马迁曾在《史记·河渠书》中记载，战国时期“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司马迁的这段描述，基本上已经勾勒出了秦汉以前中国境内著名的运河网络。

一般认为，最早开凿运河的，是吴王夫差。《春秋》载，鲁哀公九年（前486）夫差开凿邗沟以沟通江淮间。但更早的，则是楚国孙叔敖曾在楚庄王时（前613—前591）在云梦泽畔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有学者认为从郢都至云梦泽应该有运河相通。据说楚昭王时（前515—前489）时，伍子胥伐楚，也曾开凿运河，被称为子胥渎。但总的来看，有明确记载的运河开凿，仍要数夫差时期的邗沟。这条邗沟由广陵（今江苏扬州）引江水东北行，通入射阳湖中，再由射阳湖通到末口入淮。邗沟的得名，是由于夫差开凿运河时，在水口修筑了一座以邗为名的城，运河由邗城流过，水随城名，就称为邗沟。但这条运河也随不同时间，不同区域，而有渠水、韩江、邗溟沟、中渎水等别的俗称。邗沟在西汉和三国时代仍然是南北交通的水路要道，并成为隋朝大运河开凿的重要基础。

除邗沟外，中原地区还有一条重要的运河，即著名的菏水。在春秋战国之际，泗水与济水之间仍然是一片沼泽，包括了大野泽、雷泽、菏泽等湖泊，吴王夫差为会盟中原，遂利用开邗沟的老方法，在泗、济两河流之间开凿了另一条水道，“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16]，即后来所称的菏水。据《水经注》等史书的记载，菏水分济水于定陶东北，折而东流，合泗水于湖陵县西60里谷庭城下（今山东鱼台），夫差在开凿菏水之际，基本上仍然尽量利用自然河道加以修整。菏水的通航，使得运河沿岸经济迅速发达起来，兴起了一些著名城镇，如“天下之中”的陶——这个城市位于菏水由济水分流的地方，东可通齐鲁，西可通秦晋，南可通吴楚，北可通燕代，水陆交通的兴盛，使得陶成为天下的经济中心，并产生了如“陶朱公”这样闻名天下的富商。

除了这两条著名的运河之外，齐国也在淄、济之间开通了运河，李冰也在成都等地开河行舟。当然最为重要的，就是黄淮之间的鸿沟运河水系，该运河水系也是隋朝通济渠开凿的基础。

鸿沟的开凿，比较公认的看法认为，这项工程是由梁（即魏国）惠王在位时期实施的，由于在惠王时期魏国都城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为更好地与山东各国交流，达到政治与军事目的才主持完成了这项大工程。鸿沟由荥阳引黄河水流向东南，分支很多，基本上覆盖了黄淮之间的广阔平原地带，当时沟通了宋、郑、陈、蔡、曹等各诸侯国，下游分别注入济、汝、淮、泗等河流，大致在荥阳之东，泗水之西，淮水之北，济水之南，在鸿沟的总名之下，又分流出汳水、获水、浪汤渠、睢水、鲁沟水和濄水等河流。但遗憾的是，鸿沟经过的区域，也是后世黄河泛滥比较严重的地区，能够保留到现在的鸿沟遗迹，几乎已经很难找到。

总之，先秦时期各条运河的不断开凿，使得以前不在一个系统中的水道彼此联系起来，由于交通的方便，各地交往自然容易，商业和经济也随之兴盛，促使了各诸侯国之间的经济、文化的整合，奠定了政治统一的经济、地理基础。在《禹贡》中作者已经显示出了当时对统一的要求，而儒家所追求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四海之内若一家”，也是在中原地区各诸侯国文化整合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虽然最终的统一大业由秦国通过战争来完成，但由运河开通客观上所带来的统一条件，也是不容忽视的。

（二）秦汉时期运河的开凿与利用

秦统一全国之后，将首都仍然选在原秦国的旧都咸阳，这里与传统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有相当的距离，这样一来，虽然能够保证首都在应对北方匈奴等少数民族威胁时能够发挥及时有效的功能，但毕竟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需要大量的漕粮进行补给。于是，秦朝便利用于战国时期的运河系统，在荥阳附近建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敖仓——正位于鸿沟和济水由黄河中分流出来的地方，以便利用济水和鸿沟运来的粮食在此会合，进而转船至黄河，上溯至关中地区。敖仓一直到刘邦项羽楚河战争时仍然在发挥作用，刘邦当时就是接受了郦食其的建议，迅速占领并坚守敖仓，扭转了战局。

当然，在秦汉时期，关中地区还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满足民众的日常粮食需要，其中秦汉两代采取的最有成效的措施，便是大力发展关中水利，包括白渠等灌溉系统，使得关中成为“天府之国”，减少了对关东地区的漕粮依赖。

鸿沟水系在秦末汉初，曾有过相当长时间的萧条。因为在汉朝初年，原山东六国之地遍布分封的诸侯国，鸿沟流域上游是梁国，再下是淮阳国、楚国，再向南是淮南国、吴国，这些诸侯国财政相对独立于中央政府，具有极大的自主权，基本不向汉王朝中央政府缴纳赋税。如此一来，鸿沟的官方运输便十分没落，虽然不能完全证明鸿沟民间运输的衰落，但没有政府的及时疏浚，必然会使鸿沟的河道状况变得更差。

鸿沟遭遇的另一个问题，是黄河决口的影响。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在今濮阳附近决口，向东南方向改道，汇入大野泽后溢出，沿菏水流入泗水，再注入淮水。这使得原本并不太深的鸿沟受到湮塞，包括菏水在内也同样遭此厄运，直接导致了陶这一经济都市失去了原本的“天下之中”的地位。此后，一直到东汉明帝时，王景在黄河下游沿岸筑堤，两岸经济逐渐恢复，但由于黄河冲刷损失太大，鸿沟水系中仅剩下汳水这一支。鸿沟原来是一系列水道的总称，但此后仅存的这条汳水，逐渐演变为汴渠，成为隋朝通济渠水道走向的基础。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政府已无暇顾及漕渠的兴废。直到曹操统一北方前后，着力经营河北地区时，为平定袁绍势力，开凿了一条运河，由今河南浚县黄河水滨，遏淇水入白沟，经过内黄而通邺县附近的洹水，沿淇水故道而行。据称，由于河床积有许多白蚌壳，下游干涸后，遂被称为白沟。不久之后，曹操北征乌桓，又开凿出两条运河：一是平虏渠，即引呼沲水（即滹沱水）入泒水；一是泉州渠，即由洵河口凿入潞水，并以通海。这两条运河差不多纵贯了今河北省的南北。这三条运河，基本构成了隋朝永济渠的基础。

因此，在曹魏时期，南北贯通的运河格局初步形成，虽然因政权割据的原因，不可能完全实现各段运河的沟通，但在这些割据政权相对稳定的间歇，或多或少能够对运河加以疏浚或拓展，使得隋朝统一全国之后，有了大规模沟通南北运河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