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能力的一位君王，素以勤政节俭著称，同时依靠杨素、高颎、苏威等一批能力极强的文武大臣辅佐，推行汉化与改革政策，在严刑峻法之下辅以儒、释的教化，使得统一国家逐步稳定，经济迅速繁荣，可谓历史奇迹，史称开皇之治。

隋朝建立之后，在各项制度方面，均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

第一，职官制度的革新，废除北周六官，恢复魏晋旧制。从西魏时期宇文泰采用《周礼》六官建立了一整套的官僚制度起，一直延续到北周末年，根据六官制度，中央行政机构中设置6个长官，即大冢宰（天官）、大司徒（地官）、大宗伯（春官）、大司马（夏官）、大司寇（秋官）、大司空（冬官）。大司徒以下各官分掌各项重要政务，大冢宰为六官之长，总揽朝政，这一来源于理想化设计的官制，在西周时期是否曾经实施尚未可知，但在秦汉之后，中央集权日益强化，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因为位高权重，逐步变为虚衔，诸事归于台省，大冢宰的权力之大，无异于集三公于一身。因此，事实上六官制度实施也只是以特定的历史背景为基础，在西魏和北周初年，宇文泰、宇文护相继专政，才得以大权独揽，北周武帝诛杀宇文护之后，皇帝亲掌大权，大冢宰实际上已没有什么实际权力。隋文帝即位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北朝六官制已经不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了，魏晋时期的省寺台府官（即三省制）也随之得到恢复。

隋朝初年改革的这套新的职官制度，据《隋书·百官志》记载：“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等省，御史、都水等台，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等监，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侯、左右领、左右监门、左右领军等府，分司统职焉。”这套中央职官体系，继承汉魏以来的官制变化，开启唐宋以后各代的官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隋朝中央官制的核心是三省制，即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内史省原为中书省，隋以避文帝父杨忠讳而改称内史省，置内史监、令各1员，不久废监，置令2员。又置内史侍郎4员（后减为2员），为之辅佐；下有内史舍人8员（后减为4员），内史通事舍人16员。门下省长官原名侍中，为避杨忠讳，改称纳言，纳言2员；其副职称给事黄门侍郎，设4员，后改称黄门侍郎，减员额为2人。《通典·职官典》称，自梁陈以来，“举国机要，悉在中书；献纳之任，又归门下；而尚书但听命而已……内史、纳言，是为宰相。”三师、三公虽然地位崇高，位居正一品，实际上只是荣誉职务。三公之前是宰相正官，隋文帝废除三公的官署及僚属，将其拨归尚书省名下，使三省长官知政事，成为宰相之职。隋朝尚书省在三省之中的地位最高，《隋书·百官志》称“尚书省事无不总”，体现了其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权力与地位。尚书省置尚书令一员，尚书左右仆射各一员，下置吏部、礼部、都官（后改称刑部）、度支（后改称户部）、工部等六尚书。六部之中，每部下辖四司，是为24司，每司置侍郎1员或2员，六部共36侍郎。

三省之外，又有秘书省（长官秘书监）和御史台（长官御史大夫），隋炀帝时又分置殿内省，连同尚书、门下、内史、秘书省共为五省。又增置谒者台、司隶台，与御史台合称三台。又成立少府监、长秋监、国子监、将作监、都水监，合称为五监。六部之外，又有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等九寺，置卿、少卿各一员。

总之，隋朝第一次清晰厘定了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综括了台、寺、监等集成的中央官制，对唐朝以后各代的政治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改革地方行政区划制度。自东汉末年起，由于战乱影响，地方行政制度进入混乱时期，先是州刺史和郡太守职权相继扩张，成为州、郡、县三级的地方行政区划。南北朝之后，又在州上设置都督或总管，统辖诸州军事，兼管地方军民事务。南朝自梁、陈以后，北朝自北魏后期，州郡县的区域被分割缩小，州郡县的数量却在大规模增加。南朝、北朝两方又各自分设侨州郡县，使得地方行政区域的混乱程度更甚。所谓“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6]这种混乱状态，早在北朝后期曾有所改革。北齐天保七年（556）下令裁并州郡，大概“并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县”[7]。但北周疆域内，州郡县的混乱依然如故。

隋朝建立之后，必须要对这种地方行政区划的格局进行改革，削减中央与地方的冗员与额外开支。时度支尚书杨尚希也指出：“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又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一，动须数万，如何右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需要进行的改革是“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8]。隋文帝遂于开皇三年（583）十一月下令，“罢天下诸郡”[9]，取消郡一级地方行政区划，以州统县，将东汉末年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这一过程中增加了54个州、53个县，但废除的郡则有500多个。开皇九年（589）灭陈，将这一改革措施推行到江南各地，合计全国共有300州，统辖1000余县。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又改州为郡，变州县两级制为郡县两级制，同时又进行了一次郡级政区的省并，全国共计郡级政区190个，县级政区1235个。

地方行政区划制度由州郡县三级制向州县二级制改革的同时，隋文帝又部分沿袭了北朝旧制，在沿边或较大的州境设置大总管，统辖数州甚至数十州的军事，还在各道置行台，长官为行台尚书令、行台左右仆射、行台兵部尚书和行台度支尚书，主管每一大行政区的军政事宜。如此一来，与行政层级的减少同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相比于地方行政区划制度改革之前，大大加强了。

第三，废除九品中正制，创设科举制。与官制相辅相成的，是选官制度，隋以前实行最久、影响最深远的是九品中正制，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利用九品中正制，基本把持了官僚选举用人之权，形成门第森严的等级制度，这与隋初中央集权的趋势无疑是相违背的。早在北朝后期，已经有不少明智之士对九品中正制提出批判，西魏时期苏绰曾批出：“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若门资之中而得愚瞽，是则土牛木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10]隋文帝开皇三年（583），正式下诏停止了九品中正制体系中“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11]的州郡中正行使选举品第的权力，改称其为“乡官”，成为闲职。到开皇十五年（595），将“乡官”之名也一并裁撤，作为世家大族的政治工具，存续了300余年（219—595）的九品中正制正式被废除。

隋文帝在废除九品中正制的同时，于开皇七年（587）下令诸州岁贡三人；乡官裁撤之后的开皇十八年（598），又下令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等官员，“并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12]，选官制度的改革进入正轨。至隋炀帝初年（605），“始建进士科”[13]，科举制开始作为主要的选官制度，影响了之后1000余年的中国社会。

还值得关注的是，隋初在废除九品中正制的同时，又把过去刺史、郡守等地方官员署用僚佐的权力，也收归到中央。规定地方政权机构的僚属，官品自六品以下，过去由刺史自己署任的，必须改由吏部选曹来任命。《通典·选举典》称这一改革为：“五服之内，政决王朝；一命免拜，必归吏部。”这一改革对中央集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四，推行法律制度的改革。魏晋南北朝以来，各少数民族政权长期统治中国北部，决狱定罪极为轻率，罕有依据律法而行者；讯问犯人时，也往往以严刑逼供为主。故隋文帝即位之初，在开皇元年（581）颁布的新律之中，下令“尽除苛惨之法”，尤其是自周秦以来灭绝人道的宫刑，至隋朝也正式从法律上予以废除。

隋朝法律形式分为律、令、格、式，史载隋律有《开皇律》500条12卷，《大业律》500条18卷，隋令有《开皇令》30卷，但已经与格、式一同湮没于历史长河。开皇元年（581）隋文帝命高颎等制定新律之后，开皇三年（583），又命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又免除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徒、杖等千余条，是为《开皇律》。炀帝大业三年（607）又颁布新律，进一步减轻了刑罚，是为《大业律》。其中，《开皇律》12卷，分别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这些内容基本上被唐朝法律所继承。

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隋朝规定了死、流、徒、杖、笞5种刑法。中央主管司法的机关有都官（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都官掌司法行政，御史台负责检察不法行为，大理寺掌审判案件。大理寺设大理寺卿、少卿，以及大理寺丞、大理评事、大理司直和大理正等，地方上负责司法审判者是各级政府。隋文帝在免除各类酷刑的同时，还规定被地方政府判处死刑的囚犯，在行刑之前，必须经朝廷批准才能执行。

第五，府兵制度的发展。府兵制度形成于西魏、北周之际，初期府兵不从事耕作，府兵制也不与均田制结合在一起，府兵有单独的兵籍，与编户齐民的民籍是分开的。到了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筑武功、郿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诸城，将府兵与府兵家属安置于此，但府兵仍然不事耕作；北周武帝建德二载（573），募百姓充当府兵，仍然要与民籍分开。开皇十年（590）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14]，则可知府兵的兵籍已经与一般民众的民籍统一起来，府兵一样从事农耕生产，但保有其军府组织，基本上达到兵农一体的结果。

隋朝初年，府兵军府称骠骑将军府、车骑将军府，将军之下设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等各级武官。军府之上是十二卫府，即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左右领左右府、左右监门府、左右领军府。隋炀帝时对府兵组织进一步改革，军府一律称鹰扬府，改骠骑将军为鹰扬郎将、车骑将军为鹰扬副郎将（后改称鹰击郎将）、大都督为校尉、帅都督为旅帅、都督为队正。中央十二卫府也进行了改置，改六卫为十二卫，即左右翊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候卫，每卫置大将军1人，将军2人，以总府事。改左右领左右府为左右备身府，与左右监门府皆不领府兵，备身府有备身郎将1人，直斋2人，监门府也有郎将1人，直阁6人，分别掌侍奉左右和门禁守卫。

府兵之外，隋炀帝于大业九年（613）募民为骁果，置雄武府以领之，其组织类似于府兵，但是性质不同于府兵。骁果隶属于中央的左右备身府，属于募兵，兵额曾达到10多万人，是府兵制的重要补充力量，承担宿卫和出征的双重任务，享受全家免除赋役的待遇。

东汉末年之后，由于地方上州部权力坐大，造成军阀割据的局面，中央政府无法驾驭地方，中央集权更无法谈起。直到府兵制度确立，兵权集中于中央，皇权大大强化，地方与中央抗衡的局面才得以完全改变。

此外，隋朝还在经济制度上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包括均田制、租庸调制的继续发展等（见下文各章），进而迎来了史籍所载“开皇之治”的昌盛，正如《隋书》中的所谓“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15]继隋而兴的唐朝，能够在短期内迎来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格局，也可以说都是建立在隋朝统一与改革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