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进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和传播，不仅充实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也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僧的东来，不仅带来佛经也带来许多的佛像，把印度和西域的绘画风格也带到了中国，给中国绘画和石刻艺术以深远的影响。佛教为利于传播，要塑造通俗形象的佛像，由此引入印度的绘画技法，给中国绘画带来了新的技法和理论。例如，在传统的装饰纹样之外出现了莲花纹、狮子纹、忍冬草纹、锯齿纹、卍字纹等，又如凹凸法的引入，中国绘画出现新的面貌。这时期中国绘画史上出现了众多以绘画佛教人物著名的人物，如孙吴的曹不兴、两晋的张墨、卫协、顾恺之、陆探微、北齐曹仲达、南梁张僧繇。他们绘画佛像各有特点，顾恺之所画的维摩诘形象是“清羸示病”，陆探微是“秀骨清像”，戴逵是“神明太俗”，曹仲达是“曹衣出水”，张僧繇是“面短而艳”。

佛教的兴盛，推动信众刻经造像以祈福，开凿了大量的佛教石窟。现存著名敦煌、云冈、龙门、大足石窟都是这时期开凿，这些石窟艺术也是深受犍陀罗和印度风格的影响。

在建筑方面，魏晋南北朝南北方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的塔寺。佛塔源于印度，塔是梵文的音译，意思是高显处，是印度一种纪念性坟墓。印度式的塔，是由台基、覆钵、宝相轮组成的实心建筑。塔传入中国时，和中国本土的木结构建筑形式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佛塔式建筑。

音乐方面，佛教的传入也给中国传统的音乐带来新的特征。佛教音乐称为梵呗，是佛僧在进行宗教仪式时的颂歌。南北朝时期，佛寺众多，“梵唱屠音，连檐接响”[68]。佛教音乐的引入，带给中国音乐以新的乐曲、乐器和理论音乐。佛教的广泛传播，还促使新的音乐形式—说唱音乐如变文、弹词、鼓词等的出现。

佛教的传播，对中国文学方面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这时期大量佛经的翻译，给中国文学带来新的词汇、文体和意境。佛经的翻译，需要把梵文译成意义相同的汉文，汉文旧的词汇往往难以满足，不得不创造新的词汇，由此扩大了汉语词汇的内容，从而为文学提供更多的词语来源。在语法方面，佛经的倒装文很多，形容词、重叠语等也不少，没有之乎者也等字，文章的结构形式清新，这些都给予中国文学写作很大影响。如马鸣的《佛所行赞》是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则促进了晋唐小说的创作。

佛经的内容为中国古代小说提供了思想内容和情节，刺激了六朝志怪小说的创作。佛教的《般若》和禅宗思想则深深影响到诗歌创作，如陶渊明的诗歌中便深含佛教的禅理。

佛教僧人传播佛经时，为吸引普通民众，往往采用说唱的形式，即俗讲。俗讲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如讲说、诵读、歌唱、有说有唱等，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新文体即变文。变文是佛僧俗讲的文本，敦煌石窟所发现的各种变文，都是文词流畅、想象力丰富的通俗化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可以说是后世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俗文学的渊源所自。

此外，印度声明学的传入，促使南朝齐梁音韵学上四声的创立，中国古代汉语的反切也是受梵文拼音的影响创立。

随着佛教的传播深入，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上也有着佛教的影响。在民俗节日方面，出现了与佛教相关的节日，如浴佛节即佛诞节。据说夏历四月初八日为释迎牟尼的诞生日，为纪念佛的诞生，佛寺在这一天要举行法会诵经，以各种名香浸水灌洗佛诞生像并供养香花灯烛。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会，俗称鬼节。盂兰盆是梵文的音译，意思为倒悬。与佛教经文中目连救母的故事有关，目连为救母，于七月十五日准备斋食供给十方大德僧众。《佛祖统纪》记载，汉地首次举行盂兰盆地是在南朝梁武帝时用盂兰盆供养众僧。

受佛教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修行成佛思想的影响，民众往往从事写经造像、斋戒静修、焚香念佛、超渡亡灵等佛教活动。这些活动影响到中国本土固有的习俗，如人死后百日、忌年，死者家属为死者写经造像、作水陆大会、设斋供养佛僧等可以为死者免去生前的罪责以升入天道或转世为人，以免沦入地狱。

中国传统岁时节日也融入了某些佛教文化元素，如荆楚腊日十二月初八日，村人戴胡头，扮作金刚力士以逐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