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最初传入中土时，只是被当作方术的一种，并没有为人们所了解。《魏书·释老志》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秦景在大月氏使者伊存处听其口授《浮屠经》，但当时中土之人对佛教所知甚少，没有在知识界引起注意。信奉佛教的基本是从西域来的人士，汉人没有出家者，官府也明令汉人不得出家。据《晋书·佛图澄传》记载汉人不得出家的禁令，直到魏晋时期仍在执行。

汉末三国动**的时局为佛教的进一步传播提供环境，佛教开始逐渐流布开来。曹魏时期一些西域和印度僧人在洛阳活动，其中从中印度来的昙摩迦罗译出大众部戒律的一部分《僧祇戒心》。曹魏时期出现第一位落发出家为沙门的汉人，是颍川人朱士行，于甘露五年（260）出家为沙门，此后汉人出家为沙门逐渐增多。朱士行出家后，读汉译佛经常感觉不通，于是西行求正本，成为第一个西行求佛法的汉僧。

佛教入华，主要通过陆路，东汉以后，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佛法亦从海上传入。在南方的东吴地区，安世高、支谦、康僧会等人在江南地区传布佛教。汉末南方汉人中信奉佛教最为著名的是笮融。《三国志·笮融传》记载笮融在广陵修建浮图祠，规模弘大，浇铸铜人，以黄金涂身，衣以锦彩。整个浮图祠可容纳3000余人。笮融下令其统治界内以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免除徭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5000余人户。每当浴佛，笮融便在路旁设酒饭，连绵数十里，吸引来观看和就食的民人有上万人。这些人虽然未必都信奉佛教，但笮融的行为无疑起到扩大佛教在当地影响的作用。

魏晋玄学兴起，名士清淡虚玄无为，以清言放达相尚。佛教的般若空无说亦于此时传来中国，与玄学颇有相似之处，佛僧附于玄学以扩大其教，当时名僧与名士多有交往。如汤同彤先生所说的僧人立身行事与清谈者契合。《般若》理趣，又与《老》、《庄》相符。文献中对名僧与名士的交往多有记载，西晋时佛僧竺叔兰与当时清谈领袖乐广有一段清谈故事：竺叔兰性好嗜酒，有一天喝醉了卧眠路旁，被押送至河南狱。当时的河南尹是乐广，也已经喝醉。说：“君侨客，为何学人饮酒？”叔兰回答说：“杜康酿酒，天下共饮，为什么要问侨旧？”乐广说：饮酒可以，为什么狂乱？”竺叔兰说：“民虽狂而不乱，犹府君虽醉而不狂。”[39]乐广大笑。另一位佛僧支孝龙则被列为当时的“八达”之一。通过这种与社会上流社会的名士交往的方式，佛教日渐扩大其影响，由此得以普遍传播。西晋时，佛教寺院已有180所，僧尼3700人。在寺院已有为死者举办法会的宗教仪式以及信徒持斋供养。《法苑珠林》里有一则故事便反映了这种情况：西晋有个叫阙公则的人，晋武帝时，死于洛阳，亲朋好友为他在洛阳白马寺举办法事，通宵诵经为其超度。他的母亲则十分信佛，长年诵经，供养僧人。

西晋短暂的繁荣统一很快被八王之乱及其后的五胡入华打破，晋王朝被迫迁到江南，偏安一隅。中国北方重又陷入动**分裂的局面，动**的时局，生命无常，人们生活困苦不堪，人们更需要精神上的抚慰。佛教经书中多提到只要念诵佛名便可解脱烦恼，如《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40]只要信奉佛法，便可解脱人生的无尽苦难，佛教在此前的基础上得到更广泛的传播。《释迦方志》提到西晋十六国时期，“观音、地藏、弥勒、弥陀，称名念诵，获其将就者，不可胜纪”。

北方自晋室南迁，先后为各少数民族政权所控制，史称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更替频繁，战争不断。此时期北方主要有佛图澄进行传教活动。佛图澄来自西域，精通佛教经典，博学多艺，多有神术。他到中原时正值西晋末的兵乱，生灵涂炭。他深得后赵政权的石勒、石虎信任，利用佛教教义中的因果轮回，根据生前行为的善恶，人死后会得到不同的报应，在六道（阿修罗、天、人、畜生、饿鬼、地狱）间轮回转生，以劝说石勒、石虎减少杀戮。“凡应被诛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41]。因为他得到后赵上层统治者的信任和支持，对于他的传播佛教活动极为有利，后赵政权还下诏令胡汉皆可出家为僧。他身边的弟子常有数百，门徒有万人之数。后来的名僧释安道、竺法雅、竺法和等都是他的弟子。通过他及其弟子的传布，佛教在北方社会得到了普及，不论胡汉，很多人都出家奉佛。《高僧传·佛图澄传》里说：“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中州胡晋，略皆奉佛”。在后赵时期，佛图澄及其弟子共建立了893所佛寺。

佛图澄之后，其弟子释道安是北方著名的僧团领袖，在动乱的北方传布佛法。随着僧众的增加，他制定僧人的戒律以约束僧人。释道安的弟子众多，一度分众南下。当时北方战乱，释道安为避乱率领僧众南下，行至新野，为免同时遭难，把众僧分派到各地。释道安的弟子分赴各地，有的到了南方，如竺法汰；有的到蜀地，如昙翼，促进了佛教的传播和南北交流。

北方各民族政权的统治都崇信佛教，前秦苻坚对释道安十分尊崇，这对佛教的传播非常重要，正如释道安所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42]。十六国时期后期北方佛教的领袖是鸠摩罗什，龟兹国人，自小出家，为西域著名佛僧，亦名闻于中原。后秦姚兴自少便信崇三宝，建立政权后，派人往迎鸠摩罗什到长安，给予国师的礼遇。由于姚兴的扶持，社会各阶层上下信佛者甚众。据《晋书·姚兴载记》记载，自公卿以下莫不钦附，沙门由远方慕名而来者有5000余人。修建佛寺以安置沙门，坐禅者常有千数。在上层社会崇佛的氛围的带动下，后秦统治下的州郡纷纷向慕，“事佛者十室而九矣”[43]。上层统治者的支持使佛教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事佛者十室而九，虽然夸张，却是反映了当时佛教的兴盛状况。为管理人数逐渐增多的僧尼，后秦政权还设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僧官管理机构，以鸠摩罗什的弟子僧[img alt="" src="../Images/image118-1.jpg" /]为僧正（最高僧官），僧迁为悦众（也称都维那，协助统摄僧众），法钦、慧斌共同掌管僧录（僧尼簿籍及有关僧尼的事务）。

南方的东晋政权是西晋灭亡后北方士族南逃到江南与南方士族共同支持下所建立的，因此士族在政治上拥有强大的势力。魏晋正始之玄风也随之南渡，中原名僧有些为避战乱也来到南方，他们与王公大臣及士族名士继续交游，如王谢子弟多与沙门交，《世说新语·赏誉》说，僧人竺法汰刚从北方来到南方时还不知名，与王导之子王洽相交，王洽每次出游名胜，都要和法汰一起。“不得法汰，便停车不行”，法汰名声由此传开。东晋孙绰《道贤论》把两晋的佛僧竺法护等7位道人比作竹林七贤。其他如帛尸梨密多罗、康僧渊、竺道潜、支遁、于法开、慧远等都与名士相交游酬对。帛尸梨密多罗是西域人，不通晋语，却深得王导、庾亮、周[img alt="" src="../Images/image118-2.jpg" /]、谢琨、桓彝等人的敬重，周[img alt="" src="../Images/image118-2.jpg" /]曾说：“若选得此贤，令人无恨。”[44]死后王珉为之作序，将其比之为汉代的金日[img alt="" src="../Images/image118-3.jpg" /]，称赞他：“心造峰极，交俊以神，风领朗越，过之远矣。”[45]又如竺道潜，也是得到晋元帝、晋明帝及王导、庾亮等人的钦敬，“钦其风德，友而敬焉”[46]。东晋时期的佛教领袖慧远是释道安弟子，在庐山建立精舍修道，传经说法。慕名而来者甚众，“不期而至，望风遥集”。修行的居士也常来听讲，如刘遗民、毕颖之、宗炳等人。慧远在庐山修道30余年，文献记载他“影不出山，迹不入俗”[47]。虽然不出山，但他与外界尤其是上层社会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桓伊、桓玄、王凝之、何无忌等人关系密切，同时和殷仲堪、谢灵运、刘裕、卢循也有交往。

东晋时期不仅王公大臣与名僧交往，东晋以来的皇帝也都越来越多支持信奉佛教。如晋明帝司马绍“及长，善书画，有识鉴，最善画佛像”[48]。东晋孝武帝崇奉佛法，为沙门立精舍于殿内居住。晋恭帝更是“深信浮屠道，铸货千万，造丈六金像”[49]，并步行10多里，亲自到瓦官寺迎接佛像。佛教僧人通过与王公贵臣的交往辩论，提高自身在上层社会的影响，从而获得他们的支持，建寺设庙。例如，何充因为崇信佛教，便布施大量钱财给予寺庙修建佛寺，供养“沙门以百数，糜费巨亿”，毫无吝啬。他的弟弟何准也是“唯诵佛经，修营塔庙而已”[50]。其他王公贵族出资修建寺庙史籍也多有记载，这些寺院大都在建康及附近，僧人集团以寺院为据点，进行讲经说法，传布佛法，从而推动佛教的传播。

上层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信奉佛教，会对社会起着一种仿效作用。据史料记载，东晋的寺庙和僧尼都比前代大为增加，寺庙达到1768所，僧尼有2.4万多人。

东晋之前，佛教经典主要由外来僧侣或侨民传入，佛教的传播，使更多的中土僧人产生到佛教的原生地求法的愿望，他们西行游学扩大了中土佛教的影响，吸引更多域外僧人来华。他们带回大量的佛教典籍，增添了汉译佛典的不足，其中法显西行求法最为著名。法显，俗姓龚，平阳郡人。因感慨佛教经律的短缺，于隆安三年（399）从长安出发到天竺寻求戒律，义熙八年（412）回到青州，前后共15年，带回不少佛教梵文经典，并把游历所见所闻写成《佛国记》。

进入南朝，信奉佛教的现象更为普遍，佛教发展达到一个新的**。南朝宋、齐、梁、陈四朝更替，统治上层为争夺权力相互争斗、残杀，内乱不已。南朝诸帝及王公士族信奉佛教的人更加众多，南朝帝王中崇佛最为著名有梁武帝、简文帝，梁武帝更是以佞佛出名。梁武帝原来可能信奉道教，后来转向佛教。他曾4次舍身入同泰寺，以佛教为正道。梁武帝不仅自己皈依佛教，吃素戒肉，还曾下诏要求王公大臣舍邪入正，“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51]。《魏书·萧衍传》记载他要求皇室子弟都要接受佛诫，对于事奉佛法精苦的子弟，便加以菩萨之号。梁武帝十分优崇佛教僧侣，大量兴建佛寺、造佛像。士族如吴郡张氏、陆氏，庐江何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都信奉佛教，有的还精通佛理。何氏世代信佛，何胤与开善寺智藏游，注有《百论》、《十二门论》各1卷。周颙兼涉百家，擅长佛理，著《三宗论》论空假义。谢灵运著《辨宗论》、《佛影铭》。

在帝王贵族及士族上层精英分子信奉佛教的带动下，南朝社会崇信佛教的气氛十分浓厚，佛教信徒众多，高僧的门徒往往达万人之多。如齐法通“白黑弟子七千余人”，梁僧祐“凡白黑门徒一万一千余人”[52]。梁武帝在同泰寺讲《摩诃般若经》时，参加的有高僧千人，与会僧俗达319642人。文献所反映出来的南朝时期的寺庙和僧尼情况：宋，寺1913所，僧尼3.6万人；齐，寺庙2015所，僧尼3.2万人；梁，寺2846所，僧尼8.27万人；陈，寺1232所，僧尼3.2万人。[53]僧尼人数的激增，既有佛教普及的原因，僧尼免徭役、不输租调的特权也是吸引下层民众的因素。

北方经过十六国时期，鲜卑拓跋统一了北方，建立了北魏。拓跋氏在接受中原儒、道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佛教。北朝虽然发生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废佛之事，其他诸帝大多崇信佛教，扶持佛寺的发展。如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常与沙门一起讨论佛理，在平城建永宁寺，造七级佛塔，高300余尺。他还在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43尺，用赤金10万斤，黄金600斤。北魏宣武帝元恪在洛阳南的伊阙山为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选石窟刻佛像，为开凿龙门石窟之始。北朝的佛教较之十六国时期有着更为广泛的传播，据史籍记载，北朝各代的寺庙、僧尼数量：北魏孝文帝时平城寺庙约100所，僧尼2000余人；各地寺庙6478所，僧尼77258人；到北魏宣武帝时，各地寺庙已达13727所。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末年，仅洛阳就有寺1367所，全国佛寺3万余所，僧尼200万人。北齐邺都有寺4000余所，僧尼8万人，全国的僧尼更是高达200余万人。北朝的佛教与南朝佛教不同处之一在于注重修寺造像，积累功德，修造了大量的寺庙、佛像，其数量规模都远超南朝。并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的石窟艺术，如石窟寺、莫高窟、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响堂山石窟等都是这一时期开始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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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云冈石窟

随着僧尼人数的增多，为管理众多的僧尼，以防伪滥，在后秦设立管理佛僧的机构后，南北朝都设立了僧官制度。南朝的僧官制度主要沿袭后秦，最高僧官为僧正，或称大僧正，僧正之下为都维那、京邑都维那。地方州郡僧官称僧正或僧主，都由皇帝任命。北朝僧官制度以北魏僧官体制为主，中央的僧官机构为昭玄寺，崇玄署。“昭玄寺，掌诸佛教。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亦置功曹，主簿员，以管诸州郡县沙门曹。”[54]沙门统是全国最高僧官，都维那为其副职，协助沙门统管理僧尼，以佛门戒律约束僧尼。地方上有州统、州都，郡统、郡维那及县维那，管理地方的僧尼和处理日常佛教事务。

佛教的发展，寺庙的增多，帝王、王公大臣及地主信徒赠予寺庙大量的土地，使寺院拥有数量巨大的土地，寺院开始从事经营土地及其他的营利活动，寺院形成一定规模的寺院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南北朝时，佛教在中国传播已经历400多年，佛教的一些基本理论已深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