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出现的民间道教派别，有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和张陵的五斗米道。东汉末年张角以太平道组织民众进行反对政府的黄巾起义，遭到东汉政府的残酷镇压，随着起义的失败，太平道销声匿迹，此后不见于记载。

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主要活动于巴蜀地区，以《老子》为经书。为什么称为五斗米道呢？据《华阳国志·汉中志》说：“其供道限出五斗米，故世谓‘米道’。”[1]是因为入道之人必须交纳五斗米给道师，所以俗称为五斗米道。张陵传教以符水治病，并要求病人思道悔过，初步具备宗教规模，有道书、教义、教仪和戒律等。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承为师，张衡传给他的儿子张鲁。张鲁在汉末据有汉中，史书上说他以鬼道教民，自称师君。刚加入的教民称为鬼卒，修炼到一定程度称为祭酒，领有一定的教众，人数多的则称为治头大祭酒。教民以诚信不欺诈，设立义舍，里面放置着义米肉，以供行路之人量腹取食，如果贪心取多则会遭到鬼道犯病。因教主称为天师，故也称为天师道。张鲁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在汉末军阀割据的局面下，并不能维持长久。

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曹操率军征伐张鲁，张鲁经过一番抵抗，最终不敌曹军，率部投降。张鲁被北迁到邺，大批信道的民众随张鲁北迁，被安置在关陇、洛阳、邺城等地。为安抚他们，曹操采取怀柔政策。张鲁作为教主，得到曹操优待，被封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其五子皆封列侯。其他部下也大多被封侯拜将。

随着张鲁及其部众的北迁，天师道也随之传到北方。魏晋时期北方的天师道有阳平、鹿堂、鹤鸣三大治，却无法对整个教团起到约束作用。天师道虽然在民间流传，但各地教团已不遵守旧有的道法、教义，贪财**的现象严重，组织涣散，各自为政，科仪教律废弛。虽然没有统一严谨的组织，但魏晋时期天师道在北方仍然得以流传。

五斗米道最初流传于巴蜀地区，张鲁降曹北迁后，张陵所传的道法仍见流传于巴蜀地区。据《华阳国志》记载西晋咸宁时益州犍为有民人陈瑞，以鬼道惑民，为师者称为祭酒，陈瑞自称为天师。鬼道、祭酒、天师的称谓显然是师承天师道，陈瑞的徒众有千百数，说明天师道在巴蜀地区的流传颇为广泛。西晋末年流民起义的首领李特、李雄在益州地区得以立稳脚根，建立成汉割据政权，与当地的天师道首领范长生的支持密不可分。据文献记载范长生“善天文，有术数，民奉之如神”[2]。范长生支持李特兄弟建立政权，足见其在当地的势力和影响，他后来被封为天地太师。

魏晋时期，除北方、巴蜀地区外，江南也有道派的活动，主要有于君道、李家道等。汉末孙策时江东有道士于吉的活动，于吉为琅琊人，世传道术。后来到吴会，建立精舍，烧香、读道书，以符水治病，为吴会人所信奉。于吉所传为于君道，奉《太平经》为经书。于吉后来被孙策所杀。孙吴末期，有李家道从蜀地流传江表。李家道是汉末蜀地流传的一个道教团体，以李阿和李宽为首，事奉李八百。据葛洪《神仙传》记载李阿为蜀人，容颜不老，判断事情的吉凶都非常灵验，后由李宽传到吴地。《抱朴子》中记载有一个蜀地人李宽来到吴地后，以祝水治病十分有效，人们都认为他是李阿，称为李八百。李宽在吴地召收的弟子将近千人，后来吴地发生瘟疫，李宽也染疫死亡，其弟子认为他是化形尸解之仙，而转相传授，在江南地区流传很广。两晋之际，江南又有李脱及其弟子传道，自言800岁，所以也称为李八百。李脱从中州到建邺，以鬼道给人治病，署人官位，当时人多信事之。李宽和李脱皆号称为李八百，以祝水治病或以鬼道疗病，同为李家道一派，流传于江南地区。

道教的出现是由多种因素所促成，植根于深厚的古老民间文化。民间浓厚的鬼神崇拜及巫术是道教存在的土壤。中国的鬼神崇拜源自上古，古人相信万物有灵，《尚书·尧典》提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偏于群神”，对上帝、山川群神等神灵的祭祀是古老的传统，成为后世官方祭祀的系统，《礼记·祭法》记载：“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3]山川百神只有统治者才有资格祭祀，到汉朝更是形成众多的神灵祭祀，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朝官方祭祀遍及日月星辰、风雨、四海及山川河流的神灵。“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余庙”[4]。官方掌握对各种神灵的祭祀，既是对民间古老神灵信仰的继承，反过来也对民间的神灵崇拜产生影响。民间鬼神崇拜中更多体现在对巫鬼的迷信。中国的鬼信仰也源自上古，《礼记·祭法》提到“人死为鬼”，另一篇《祭义》则进一步说明：“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5]祖先崇拜是鬼信仰的表现。鬼能佑人也能害人，古人面临灾害、疾病时多以为是恶鬼作祟，需要用巫术进行驱除，所以古代常巫医不分，如《论语·子路》篇：“南人有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人们遇到疾病时往往求助于巫师作法禳除。汉末以来道教吸引教众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道士可以治病，或以符水治病或以鬼道治病，在古代医疗落后的情况下，这是人们摆脱疾病痛苦的重要途径。也是道教得以在民间传播，获得众多信徒的原因之一。因此，以符水、鬼道治病是早期原始道派的特征。

中国的神仙方术是道教形成的因素之一，追求长生和得道成仙是道教的特点。向往长生不死的思想亦源自很古，《山海经》里有不死之国、不死之药、不死之民的说法，先秦时代传说彭祖寿800岁，这些都是人们希冀长生的反映。为达到长生不死，人们寻求各种方法和药物。战国以来，老子思想中长生久视之道的论述以及《庄子》对于真人、至人、神人的描述，他们能够“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更是助长了神仙思想的兴盛。[6]如何才能长生久视，《庄子》提出了导引、守一、坐忘等方法。服食药物则是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的另一种方法。战国时期有关神山和神仙的传说增多，如海上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及山上的仙人，极大地激起人们追求长生和不死之药的热情，由此出现一批专门寻求药物，炼制不死成仙之药的方士。例如，宋毋忌、正伯侨、羡门期等人，他们都是向慕古人名，仿效神仙者，“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7]。在他们的鼓吹下，战国时齐宣王、齐威王和燕昭王都曾派人到海上寻求神仙之药。寻仙访药的热情直到秦汉都长盛不衰，秦始皇和汉武帝更是利用强大的国家财力和物力去寻求传说中的长生不死药，企图长生不死。秦始皇曾派遣徐褔率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寻求仙人。终其一生，他从未停止过求仙问药。汉武帝对于不死之药的热情比之前者更是有过之无不及。方士们投其所好，纷纷宣扬自己能致神仙、炼制不死的丹药。《史记·封禅书》说：“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汉武帝对此深信不疑，不仅派遣方士入海求仙，也让方士炼制丹药以期服食丹药得道成仙。汉武帝在位期间，给予方士大量的财物以求仙和制丹药，对方士加官封爵，极大地刺激了民间对修道成仙的风气，当他东巡海上时，“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数以万计”[8]。虽然无一应验，然汉武帝仍深信不疑，乐此不疲。

战国以来，帝王对寻仙问道的热情和痴迷虽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方士的影响，然而民间对此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希冀长生久视，延长生命的历程是中国古老文化的内容，在帝王狂热的寻仙求药的带动下，民间对于求仙访道、炼丹化药之风也是十分兴盛。这既是道教产生的因素，也是它在民间拥有信徒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