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赤霞报》之后，偶尔关注时事的黄沅开始记录和议论中国的边疆之患，如蒙古兵在奉天与中国军队开战，北方各省一律戒严；俄罗斯与日本协约，以保护铁路为名，由西伯利亚铁路往吉林、黑龙江两省进兵，并且无视中国关道的询问；日本欲趁京中扰乱，占据南满洲。凡此种种，黄沅认为非中国之福，深为浩叹。（461）只是他言及外患也要引申到内政，八月初五日见报载蒙古占据科布多，北省戒严，“忆自上年八月初五日海内清平，不意一年之中，致有如此变更。变之又变，更之又更，不识一年之后，又如何耳。余自今年以来，并不言及国事，今则言及，心为惨切。偶又记焉”。（466）九月初四（10月13日），阅昨日《赤霞报》，段祺瑞宣布政见，不与蒙藏宣战；大借款未成，无力筹饷；英俄干涉，外交为难；民军操演未精，不能制胜。“四条若然，民国前途深为至虑。”（477）阅《赤霞报》，见蒙古、云南片马等处危机日甚，西藏、回部亦不稳，慨叹“当今时事，外交如斯，内政如斯，时事如斯，吾侪正无安枕之日，深为焦急万状”。（501）

民初党派林立，相互争斗，不问世事的黄沅偶尔也会听人说起一些时局，如七月间省城暗杀党盛行，现在党界分持异常，北京亦纷争不下，南方同盟会盛，北京则共和党多。（457）这样的情形也影响到台州，章唤新是同盟会员，黄崇威亦加入。（475）据陶寿农说，现今国民党、共和党两党为正党，“国民党以社会主义，共和党以保富主义，社会主义人人均有自治之权，保富主义中央尚有集权。各党均大放运动手段，谋为选举地步。时事如斯，未识作何了局也。浙江之国民党以褚辅成君首领，现今至台设立支部，俞棣生先生及楚卿兄为经事员云云。现今时事，愈出愈奇，名色愈出愈奇，正不可思议。适当其时，听之于数可也”。（491）

台州种烟农户甚多，鸦片问题历来严重，清季官府厉行禁烟，查处销售吸食之外，四乡禁种罂粟，常常引发与民众的冲突。浙江其他地方烟祸同样严重，温州瑞安甚至发生禁烟官员随从被戕害的惨剧。新政权更加厉行禁烟，但有时操之过急，而且有图钱之嫌。如黄岩县知事禁烟最严，到任以来，专寻吃烟者以罚款为要，随时饬差闯入民居搜查烟浆烟具，地方士绅家庭每受其扰。黄沅对其做法不无微词，但认为搜获烟鬼，即为德政，重罚烟户，分所宜然。“使黄色诸君悉均从此断瘾，全台有瘾者而此戒之，台民自此脱离黑籍之苦，其功何可言欤？”（463）该县士绅郑亮采素有烟瘾，知事趁其外出，饬差至其家中查获烟具等物。郑绅闻讯，一面至上海广慈医院戒烟，一面晋省呈控。断瘾后回台，知事恨其控己，仍饬差往拿。郑绅知道赵知事见有钱者无不量力勒罚，不敢回家，借宿于黄崇威处。黄沅以为，该绅“虽有烟瘾，总是名列贤书，既然已经断瘾，复以挟嫌致扰，成何事体”。尤其是其弟病故亦不能见面，手足离别，此亦惨然。尽管禁烟理宜从严，可是自行戒断，仍因有钱而设法勒罚，则黄岩真暗无天日，希望知事尽早去职。（483）

海葭镇查禁烟委员原为王云梯，因黄崇威、陶寿农相继赴申，自请告退，由娄祝三接任。（457）十月，禁烟监督到郡，四乡种烟者颇多，随至南门外三洞桥地方先行禁止，该处百姓与其龃龉。（487）郡城东乡及小渚地方，民众聚集万余人，将委员凌辱，营勇打伤，并将枪械夺去。（494）为了禁种罂粟，省中由台防旧兵中挑选两棚，配足四哨，官兵均加饷。但烟价昂贵，乡愚贪利，虽然禁种禁吃雷厉风行，仍有人不惜以身试法。若能禁止，台民无穷之福。（496）后禁烟监督谢祖康亲自下乡查禁，巡视烟苗，并出示通告。黄沅认为，鸦片本极坏之事，自康熙末年输入中国，日渐月积二百余年，“以致国民被害者不知凡几。今则速为禁除，未免为难，欲其速为禁除，非此严厉不可。倘若禁除净尽，非独台民幸福，即中国万姓之大幸也”。（502）十一月中旬，禁烟监督连同本地文武官员赴各村庄禁烟，午饭时在设饭之家墙内发现种有罂粟，又从房中搜出烟具烟膏，即拟惩办。该主人本不吃烟，经同行的雷莹阁统领说情，从轻罚洋150元。（502）当地士绅，或充当禁烟董事，到处罚款，或创办戒烟局，收费戒烟。因利益冲突，还一度发生纠纷。（502）

浙江禁烟甚厉，知事、监督、委员之外，又特派督办，带领众多亲兵，地方文武官员查禁不力，可以撤换。若因严禁酿成重案，则可以不问；查禁得力的文官，无论何等控告，均置之不理。（526）禁吃之外，尤重禁种，务必将罂粟扫除干净。（527）黄沅虽然赞成厉禁，对于《赤霞报》讥讽禁烟是有钱有势的拿钱换烟，没钱没势的小百姓遭殃的说法颇有同感。（508）黄岩县的严禁就有演变成到处敲诈私种者之势，不分良莠，不问情节，法令成为病民之具。（512）甚至无论吃烟与否，均想方设法罚款，还动辄刑讯。（517-519）有时饬差搜索烟具不获，便清晨闯入民居，将已经戒瘾者百般凌辱，随意科罚，不问烟之戒否，只管出钱了事。（521）好在台州六县，除黄岩外，其余尚守理法。（518）

台州盐务之争，双方一直僵持不下，背后都在设法运动，并寻隙互讼，难以下台。如果决裂，很有可能改成官办，则集股诸君吃亏过大。台盐公司，系由卢槐士欲台人自办台州财源，挽黄崇威邀同俞棣生合力，订立合同，创立公司，接办台属七邑盐务，以6万元为本，百元一股，分作600股，临海、黄岩、太平、天台、仙居、宁海六县平摊，太平悉均推却，并无合股，其他五县集股不过半数，其余均由经事者自行凑集。黄崇威心中有忌俞棣生之意，见其事成，才允集10股，公司诸事亦不与闻。一切生意及资本，均是卢槐士鼎力而为之。俞棣生籍本黄岩，因总商开设临海，挽寒儒秦雨亭出名具禀上达，省中之事由俞棣生任之，公司银钱生意则由卢槐士经理。盐务本由盐商办理，原是有帖，改行改店，亦须用帖，用帖则有帖税名色。如今集股包办，名曰公司，实为商办，亦须领帖而有税。官办则不必领帖，自然无帖税。黄沅因有帖股，不希望鹬蚌相争，令当局渔翁得利。（500-501）

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士绅商富往往包揽争利，不仅与外籍人士争，内部也相争不已，时起冲突。椒江粉面捐，设局集股办理，做面公司，设于黄岩临海交界处，其粉面系太平所出，经黄岩所属之水路至临海官行销售。粉面做成，分售之处，临海多于黄岩。所抽捐中，报捐学堂公款800元，临海500元，黄岩100元，做面当地200元。后黄属议事会公议两县分划界限，自立粉面局。经调解，增加当地学堂经费150元，共350元。而原来承办人不肯，将豆面扣留。双方各自叫来地方数十游手人，预备斗殴。（490）据称“今之新例，一县一方，均有自己权利，各县各方不能侵占，将来办公掣肘，何待言乎？”（495）

台州盐务和粉面之争，各有不同的后台背景，反映了民初各级权力的不统一。因而争利之外，更要争权。而争权有不同层级，北京与各省，省府与州县，州县与乡镇，重重叠叠，犬牙交错，加之地缘关系缠绕其间，更加错综复杂。各省独立之际，大小官员均由各省军政府委任。统一之后，海关监督改归北京政府授任，姚梧冈为其弟姚石勋运动得温州海关监督，恐归京放之后，不能连任。（501）由于浙江民政司和提法司均为台州人，台州籍任出各县知事者亦不乏其人。（475）据说黄岩知事即为浙江提法使私人，抵任以来，有钱者均与其为难，与提法使不和者亦与之作对，以图从中渔利。黄岩民风素孚乡望，后辈敬服年长者，而台州出应征兵者，多系无赖之徒，退伍后依然如故。县知事非但不以年长者为是，而且指为恶棍，却相信退伍征兵之言，是非倒置。（468）黄岩素称难治，十余任知县，无论贤与不肖，悉均匿造浮言，以致被曲难言。新任知事因为有所靠山，虽然上控者颇不乏人，依然不为所动，或许代此前历任出气耳。（477）

各方势力你争我夺的角力之下，临海县知事一年之内几度换人，人事和施政很难保持连贯性。九月，新任临海知事来长泰到任后，鼓动在海门开演戏园，有人附和，黄沅以为开设戏园需款实多，台州地瘠民贫，加之谷价昂贵，小民度日艰难。若能将看戏之资以及日需非分之款移作赈济贫民，则积德累仁，未可限量。（497-498）后因票价昂而戏不佳，有名无实。（501）黄岩县知事则因为后台硬，可以为所欲为。地方官绅或士绅之间发生矛盾纠纷，各自找人关说，连打官司也要预先疏通，才能两造出庭对质。

权力之争不仅发生于行政方面，清季以来推行地方自治，民国成立，更将宪政由预备付诸实现。这意味着一事两面，一是政权向基层社会延伸；二是士绅扩张权力的机会增加。众议院和省议会选举，成为士绅各自彰显权势，互争高下的战场。十月下旬，黄岩、太平两县为选举事大为致闹。临海看似平静，实则另有玄机。葭沚镇为第七区，黄崇威将票及票柜取来，自己写定几人可为自己扛轿者放入柜内，另行照范做票数百张，以为当日投票作为名色。“想各区均照如是办理，是有权者均有分派妥定，所以不致聚众致闹耳。”（494）十月底，加入民主党的姚梧冈来台运动中【众】议院议员。本来黄崇威欲自做众议员，姚来即让与彼，黄崇威改以省议员为目标。省议员复选需16票，其于本镇初选得13票，易于招呼。但驻京众议员须40余票，方可当选，本镇初选只得8票，相差较多，即使大力运动，亦难达成。（496）十一月初二（12月10日），葭沚镇投票选举众议员，先有传单通告，来者颇多，初六在郡开票。（497）因选举日多，每届其时，人欲被选者最为运动异常，以此见争，黄沅觉得真不足道。（498）

明争暗斗的逞强之外，又有利诱贿选。据《赤霞报》披露，选举省议员投票之日，因为有人欲谋当选，叫乡民至投票处书写其名，每人与铜板5枚。是日到者甚多。而众议员投票时，无人欲谋其位，以致无人投票。第七区即海葭镇因为黄崇威欲做议员，将县中领来票纸自己嘱夥友朋友书写，分为13人，悉均当选初选议员。投票日自行另印票纸千余张与人书写。即选众议员亦如此办法。黄沅好奇实行民主制的美国，不知选举议员总统，作何办理。姚梧冈欲运动众议院复选议员，必须初选议员投其40票，方可当选，其初选可以落实者不到20票，还少20余票。黄崇威欲将海葭镇省议员13票与人调换众议院初选议员，已经联络各人。又担心省议会复选在十一月廿六日（1913年1月3日）投票，而众议员复选在十二月初四（1月10日）投票，其间或有中途变更者。而且即使调换成功，也只有30票左右，还要四处运动，或出钱买票。（504-505）眼见省议会及众议院选举，都是有势力者自行书写亲朋好友之名，以备复选时投票给自己，可以稳操胜券，黄沅讥讽此事真是人民自选者。（506）后台州当选众议员为周平泗等5人，姚梧冈不在其列。（518）直到十二月间，姚才设法成为候补众议员，还要等正选者取消才有递补的机会。（527）黄沅以为，选举之法，若真的才堪大用，百姓联络公举，还唯恐其不应举，如今只选有财有势者，有何趣味。况且姚梧冈为了候补以致涉讼，更不堪言。（525）

台州历来土匪较多，由于政局动**，地方不靖，甚至出现白昼抢劫之事，有钱人家大都藏有枪械，走火误伤事件时有发生。当局维护治安不力，却热衷于一些表面的除旧布新。各省按察使以及道府厅州县衙门，均塑有萧王神像于其班管之侧，据说为前汉立法之祖，所禁犯人尝往叩神。黄岩县署牢狱前亦有萧王神像，该县知事饬法警将其抬抛浮桥之下，顺水漂走。“以理论之，数千年之旧迹，偶然抛弃，未识其何故也。至于中国大礼，拜跪叩谒之仪，非大清一朝之习惯，自中国开天辟地以来，均有此等礼仪。今则中华民国改跪拜为鞠躬，亦素所未有事也。”黄沅不满于此类事情，更重要的还是对民国政治的法则理念不以为然，他说：“余草野小民，不知朝廷立法，各国之法则，更不知矣。惟圣人云，君尊则治，君卑则乱。现中华民国改专制为共和，以共和二字详解之，人民各有自由之权。人民既有自由之权，不能受人压制。如今时势，名之曰共和，较之专制犹尽专制，如是专制，何云共和，直曰专制可也。”（504）怀念君权固然可笑，批评共和更加专制却未必全然无理。黄岩执法员张宗翰将求免二角印花税的乡民羁押刑讯至死，且在追究期间离职脱身而去，令黄沅大为愤慨。（524）

革命废除了繁文缛节，可是杨墨之道不如圣人之道持久且治安。（528）十一月间，黄沅听说浙江政局不稳，有第二次革命之说，官员不安于位，且多亏空，无隔夜之粮。旗人生活异常艰难，饥寒交迫，以致全家服毒自尽者。一些前清官员毫无差使，一贫如洗。“自古开辟之初，政治若何，未得其详。自周代孔子降生以后，见重忠孝节义之人……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而见重焉。今则中华民国不以忠孝节义为然，又无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只以人民共和、人民各有权衡为言，究其实济，受其专制之压力过于专制之时代。果共和乎？果专制乎？余均不得而知，只知其无忠孝节义而已。余之私论如斯，质诸载熙兄，不以为然。未识高明君子以为何如哉。”（506）据说俄罗斯皇帝尊崇孔教，建立孔庙，而山东曲阜的孔庙被火焚毁。停科举后，学堂取士，有用之才日少，平权自由之龌龊者日众，必须大加清涤，感化文明，尊孔的俄罗斯以高呼下，所以中俄国势有别。（526）黄沅不曾料到，老大的俄国很快也将浴火重生。

十二月二十八日（2月3日），又值年关，眼看街上萧条，觉得一年不如一年。甲午之前猪肉洋一元可购十六七斤，此后年年涨价，上年尚有七八斤，今年则只有四斤多。谷价甲午前早谷每元一石二三斗，京谷、糯谷则一石一二斗，晚谷一石四五斗。此后也是年年涨价，今春谷价昂甚，早谷、京谷、糯谷均为每元三斗五六升，晚谷亦只五斗二三升。其余柴油盐酱醋茶，无不倍徙。（529-530）除夕之夜，黄沅只求岁岁平安。前一日天气晴好，应古人所云，“最喜立春晴一日，农夫不用力耕田”。希望来年岁登大有。（530）

1912年6月24日，姚永概重新续写日记。自上年旧历九月初一（10月22日）中断以来，家国命运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进入共和民国时代，日记改为阳历纪年，姚永概本人则受严复之聘，进入北京大学任文科教务长。本来京师大学堂分经科、文科，教育总长蔡元培将经科并入文科，分列经学、史学、文学三门。严复掌校，管人似乎并不在行，多有风潮。北大因改选科之事，也引发不满，以至学生推举代表与校方交涉，并呈请于教育部。姚永概主张缩短期限，加增时间，年终毕业，则不改选科亦可毕业。（1203）

姚永概的交往各方都有，柯劭忞屡次称许其诗在并世诸公之上，（1204）又与夏曾佑等畅谈保孔之策。（1209）他已经剪去发辫，经友人介绍，参与共和建设讨论会，认为“此会议论宗旨似无权利之见，较可信”，还介绍友人参与。不过对于世事变化，未必一概认可趋新，暑假回到桐城，觉得“世风一变，至此较十年前又每下愈况，可为心伤”。（1207）对于安徽的动**以及军人势大感到不安。暑假结束北上，于长江轮船中所写“出门”诗，颇能显露其心境：“我老倦行役，其如世变何。已无鸿鹄志，深恐虎狼多。苦县书成疾，甘陵部未和。兵骄谁召汝，不敢怨天瘥。”（1208）

北京各界提灯庆祝共和

10月初，严复因校事去职。姚永概系严聘来，亦随之辞职，为教育部挽留。可是继任校长马相伯虽然以书相留，“词既轻亦闻其不诚，拟却之”。（1216）后教育总长范源濂执意挽留，马相伯又托人来劝，只得勉为敷衍一月余再归。10月10日为民国纪念日，在琉璃厂设会所，姚往观之。此时北京大学因为各种问题风潮持续不断，部分学生反对马相伯继任，迫其辞职。教育总长范源濂亲自到校调解，也只能勉强维持。寒假回里，与友人谈及学界之事，忧心忡忡。[39]

湘中大儒王闿运于壬子正月初二（2月19日）才得知清帝逊位的消息，在他看来，“清廷遂以儿戏自亡，殊为可骇，又补廿四史所未及防之事变，以天下为神器者可以爽然”。[40]两天后，王闿运作了两首感时诗：

北望邮尘千里昏，杜陵忧国但声吞。并无竖子能成事，坐见群儿妄自尊。元纪沐猴妖谶伏，楼烧黄鹤旧基存。请君莫洒新亭泪，且复清春指杏村。

家家守岁岁仍迁，愁对清尊画烛然。大壑藏舟警半夜，六龙回日更何年。宪期缩短难如愿，游宦思乡且未旋。若补帝京除夕记，料无珂蟗（删去中间的出）咏朝天。（3161）

将旧主新国一概骂倒，从中可以窥见其心境。对于新政，他同样不满，以为造成军界学界的种种悖逆，使得读书人言行不一，“诗自忠节，行自叛逆，诗言涕泪，而方贺新国”。（3162）清廷“整军兴学，遂令人不知顺逆，何邪教之迷人如此，惜不令孟子拒之”。（3163）不过，王闿运年近八旬，名满天下，好帝王之学，并没有愚忠清室之意。后来他就任国史馆馆长和参政之职，虽然不过是礼遇，也算身心都踏入民国了。

民国元年，王振声依然用旧历日记，经历大变动，年初一（2月18日）他写了“元日感怀诗”。又从《爱国报》获悉清帝宣布辞位，定为中华民国共和国体。（108）本来他想返回北京，可是京师兵变不断，始终不太平静，一直拖到三月十一日（4月27日），才举家返京。（114）回京之后，王振声偶尔还注意时局，记录了国务总理唐绍仪逃到天津、内阁总理更换、国民党阁僚集体辞职、孙文到京等事。不过，国体变更对于他的生活而言，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阳历10月10日，开共和纪念会，国庆三日，王振声记其事，却没有任何表示。（129）九月十一日（10月20日），二十四属联合会开成立会，“儿辈赴会”。（130）少有的新活动是几次到兵部街看飞艇。（131-132）他记载了众议院议员选举投票事，至于是否参与投票，则不得而知。（135）

邓华熙虽然同时使用中华民国和大清宣统纪年，仍然沿用旧历。“正月元日，天色晴明惠风和畅，丰年之兆，于此卜之。商贾仍用旧历建寅为岁首，新历仍未颁布。”[41]由此可见，进入民国，对于86岁高龄的邓华熙来说并非难以接受的痛苦，他的心情似乎不错。而新政权的新举措一时间难以贯彻落实。不过，邓华熙一直住在香港，没有返回广州。他所关心的，主要是自己的财产和存款收益。至于民国的政局以及广东的情势，似乎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了。

[1] 《汪荣宝日记》，956页。后李家驹与汪荣宝商议，未将此节写入条文。本书征引各日记，除首次出现以页下注标出所有信息外，后续一般仅夹注卷、册及页码。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档案馆编：《湖北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310、325、32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相关各处记载日期有所出入。

[3]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二，561页。

[4] 《汪荣宝日记》，1059、1077页。

[5]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376页。

[6] 《沈家本日记》，见《沈家本未刻书集纂补编》下，1342页。

[7] 《朱峙三日记》，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2辑，267页。

[8] 袁世凯执政期间，强调行政官员的专业出身，各部门官员的学历在短时期内迅速提升。这一现象颇为一些研究者所关注，以为是行政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实情并非如此简单。清廷停罢科举考试以后，取而代之的文官考试迟迟没有施行，而学堂实际上无法承担培才与抡才的双重重任，众多士子不得入仕的门径。开始清政府严格控制法政学堂，后来迫于压力，不得不开放，结果大量的公立私立法政学堂迅速涌现。民初政府有意改造行政，法政学堂更是盛极一时，为数众多的欲入仕途者蜂拥而至，以法政学堂为终南捷径。据说北京周边即聚集了数十万此类“高等游民”，想方设法在法政学堂混一张文凭，有的甚至并不入校学习，只是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不正当渠道获取文凭，就算拿到当官的敲门砖。在此背景下官僚的学历程度迅速提升，必须仔细梳理考究，才能察知实情底细。

[9]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第19卷，75页。

[10] 最早提出让清帝和摄政王逊位交权而给予相应优待的，应是张謇等人。1911年11月上旬，鉴于各省风从响应武昌首义，江浙立宪派人士转变立场，赞成共和，邀集各方，连续召开会议，磋商筹备设立中华民国新政府，并以上海为临时外交政府所在地和临时国会召集地。参与发起者除张謇（苏）外、还有樊增祥（鄂）、宋教仁（湘）、于右任（陕）、夏敬观（赣）、唐文治（苏）、赵凤昌（苏）、庄蕴宽（苏）、汤寿潜（浙）、张元济（浙）、姚梧冈（浙）、江易园（皖）、高梦旦（闽）、伍廷芳（粤）、温炳臣（粤）、汤寿彤（黔）、程德全（蜀）、王搏沙（豫）等人。11月11日，上述诸人联名通告倡议组织全国会议团，主张各省派人到上海建立临时会议机关，商定共和政治，会议四要件之一，为“对于清皇室之处置”。次日，张謇等人又奏请监国赞成共和，宣称“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国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识者议论亦无异致，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人。倘荷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不特为安全满旗而已。否则战祸蔓延，积毒弥甚，北军既惨无人理，大位又岂能独存。”同时致函庆亲王奕劻，告以已电请皇上及监国逊位，同赞共和。希望奕劻“致君于尧舜之揖让与民享共和之幸福，则皇室不失尊荣，生灵得免予涂炭”。（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册，366-3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南北和谈期间，参与上述活动的伍廷芳成为南方代表，他于第二次会议时首先提出逊位之说，并称前此已和汤、程、张各都督致电摄政王，只请逊位。而会谈期间又间杂使用“让位”一词。伍廷芳致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及独立各省的正式电文一般均称退位，但在1912年2月6日复袁世凯电时，则标题和正文混用逊位、退位。如标题为“关于皇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行文开头称“清帝退位之后”，各款行文又说“清帝逊位之后”。同日伍廷芳致电孙文、国务各总长、参议院议长，也称“逊位之后”。2月9日伍廷芳致电孙文、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则混用退位、去位。此后，伍廷芳对北方将领及袁世凯所发函电，多用逊位。而对南方政府及各省光复政权，则主要用辞位。如2月13日致孙文等电，用辞位。2月17日致孙文、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电，专论此事，多处提及，全用辞位。但其他致孙文各电，仍有间用逊位或退位的情形。（均见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转见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下册，390-498页）

虽然张謇等人向奕劻提出逊位之说时，确有希望清帝仿效尧舜揖让之意，作为南方谈判代表的伍廷芳与南方通函通电中沿用“逊位”一词，未必全都含有禅让之意。但是，北方如全国联合进行会、临时国民公会、宪政实进会等却有此理解，并且表示反对。他们的意见是，资政院决定采用英国宪法，“是直谓共和立宪可矣。”官军争持君主立宪，致使国民怀疑清廷有反汗之心，“于是取极端主义，而禅让之说起。夫禅让之说，固天子荐贤自代之意，非臣下所宜言。”（《宣统三年十一月□□日全国联合会代表张琴等致内阁袁世凯呈》，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16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清廷方面，虽然失去统治权已经是既成事实，但是对于涉及名分、体面以及待遇之事，仍然想方设法力争有利于己。关于宣布交出统治权的诏书的具体措辞，到了最后关头，清廷还想使用辞政的名义。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才达成协议的唐绍仪以为辞位才能享有优待，若辞政，则宣布十九信条清廷即已经无政权，光复独立的十四省军民以生命财产力争，专在位字，请袁世凯入觐时必须力持办到辞位二字。（《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清议和总代表唐绍仪致内阁总理袁世凯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24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正式发表的隆裕太后懿旨，刻意回避争议，只是说：“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但卸政权，不废尊号。”而清方公布的清室优待条件，则一律使用辞位的名目（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184～18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11]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108页。

[12]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1册，198页。

[13] 北京鲁迅纪念馆编：《钱玄同日记》3，1013～1014、1082～1083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两处内容相同，前一处是后一处的改订誊正本。归国时，钱玄同日记中止，直到民国元年9月1日才恢复。这一册日记的顺序前后有些颠倒，前面的内容或是后来的誊录（文字间有改动），或是9月以后当日所记的延续。曹述敬《钱玄同年谱》称钱玄同于1910年5月从日本归国任教于海宁中学，然后于次年春转任嘉兴中学，疑误。

[14] 黄尊三：《留学、归国日记》，见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二，264页。

[15]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1，170页。

[16] 论及民初的遗老，或者好与清初的明遗民相比较。其实时代环境不同，观念及行事也大相径庭。满汉问题，本来只是旗民分治的演化，可是在清季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下，虽然夷夏之分多指华洋之别，汉臣看待旧主的眼光中多少还是有几分非我族类的异样，大都不愿为异族政权效愚忠尽臣节。加之清室以退位形式终结，小朝廷依然存在，还得到民国政府的优待，政权更迭之际，愿为清王朝殉葬者屈指可数。民初的清遗臣当中，虽然京津沪以及青岛、港澳等地还有一些遗老聚居，宗社党的复辟活动一度猖獗，后来又有“满洲国”的闹剧，真正与民国为敌者为数甚少。其余既缺少不食周粟的本钱，更没有不事新朝的意愿。被视为遗老聚集处的清史馆，名义上虽由总统个人出资，实际上还是民国政府的拨款。而且其中许多人早就拿过民国的俸禄，甚至做过民国的高官。所以，时人根据遗老的身份品行，分别等秩。严格说来，大都已经不再是清廷的忠臣。有的虽以遗老自居，实则本来并未做过清朝的实官，不为真正的遗老所见纳，至多只能算是遗民。

不过，民国取代清朝，同时也是共和取代帝制，与历来改朝换代的最大不同，即与帝制相适应的中国文化也面临灭顶之灾。诚如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所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犹希腊柏拉图之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借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抨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像王国维那样的人，与清室本来没有多少瓜葛，指其死为殉清，的确有些勉强。可是王朝体制与中国文化密切联系，为此文化所寄托者，可谓之曰文化遗民。民初自杀者众，其中不乏这样身殉文化的文化遗民。因为生活习性和志趣品位彼此相近，遗民及文化遗民与遗老往往形成共同的交际圈，也有些诗词雅集之类的结社活动。即便如此，也是形似而实不同。坊间不察，一概目为遗老，情有可原，研究者不分青红皂白，则不免鱼目混珠。例如将与清廷有杀父之仇而“愿做神州袖手人”的陈三立视为遗老，便是典型的误判。

[17]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709页。

[18] 《徐世昌日记》手稿。

[19] 谢兴尧整理点校注释：《荣庆日记》，206页。

[20] 袁世凯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的地点在京师石大人胡同府内的外交部迎宾馆二楼，时间是3月10日下午三点。因为京津一带甫遭兵乱，袁世凯主张一切从简，礼节次第为：1.各项人员齐集礼堂依次排列。2.引导员请大总统至礼堂中间偏北面南正立。3.各项人员就本位向大总统行一鞠躬礼，大总统答礼。4.大总统诵宣誓文，诵毕奏乐。5.各项人员分班至大总统前行一鞠躬礼，大总统答礼。礼毕退回原位。6.大总统退至门次立定，各项人员向大总统行一鞠躬礼，大总统答礼，遂出。7.各项人员以次退。8.大总统至他室，分次接见进谒人员，由各部首领带见。9.茶会奏乐。各项参礼人员包括：欢迎专使及欢迎员，黎副总统代表，各省总督都督代表，北京各部首领副首领，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副都统每旗一人，军统镇统协统统领，海军舰长，步军统领左右翼统兵，顺天府尹大兴县知县宛平县知县，各省在京绅士每省一人，满洲、蒙古、回族、西藏绅士各二人，北京市民代表商务总会、总董事会各二人（《袁大总统举行受任礼纪盛》，《顺天时报》1912年3月10日第七版《时事要闻》；《袁总统受任之要电》，《神州日报》1912年3月11日第三版《要闻一》）。据3月12日《神州日报》第三版“要闻一”《新总统受任之别报》援引《字林报》、《文汇报》3月10日北京电：“袁大总统衣军服，由旁门入，面向众立，有英武之气象，旋即当众宣读誓词……首由南京专使祝贺新总统，次喇嘛二人衣长黄服进前致贺，其余各代表大半皆衣常服或制服，依次致祝。已而袁大总统退入休憩室，各专使代表等一一入室面贺，享以茶点。时卫军军乐队同时起奏。”后人认为袁世凯着军服及仪式从简，是对民国有轻慢之意。而据当时在场各报的观察，“礼节虽甚简单，然颇庄重”。《字林报》和《文汇报》虽然系外报，《神州日报》予以刊载，也算是认可。据3月12日《民立报》第三页的北京电报，礼仪程序确定后，在大总统宣读誓词后增加三项内容，“（一）袁大总统以誓词交于蔡专使，将由专使赍送南京参议院。（二）蔡专使代表孙大总统致祝词，袁大总统致答词。（三）喇嘛代表二人供哈达，袁大总统回送哈达各一”。另据3月11日《时报》第二版专电，誓词系由秘书长代为宣读，“众皆鼓掌，欢祝民国万岁，大总统万岁。是日接海内外贺电凡数百通”。各界代表到者数百人，唯都督代表只有5人。袁世凯事前曾遍请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及报界到场观礼，因各国使馆尚未正式承认中华民国，皆派参赞到场观礼，唯日本公使未派人前来。逊清皇室的隆裕太后亦派世续致贺词，并赠品物甚夥。

[21] 在1912年3月10日举行的临时大总统受任典礼上，迎袁专使蔡元培代表孙中山所致祝词和袁世凯的答词，即可见双方对于共和各有侧重的选择取舍。蔡元培的祝词称：“我国新由专制政体而改为共和政体，现在实为过渡之时代，最重要者，有召集国会确定宪法诸事。孙大总统求全国第一能负此最大责任之人而得我大总统，因以推荐于代表全国之参议院。参议院公举我大总统，而我大总统已允受职，孙大总统为全国得人庆，深愿与我大总统躬相交代，时局所限，不克如愿，用命元培等代致祝贺之忱，希望我大总统为我中华民国造成巩固之共和政体，为全国四万万同胞造无量之幸福焉。”袁世凯的答词则谓：“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敬谢孙大总统及欢迎团诸君。”（《民立报》1912年3月12日，第三页，专电·北京电报）两相比较，祝词着重于造成与专制相对的共和政体，答词却回避此节，凸显自己的众望所归。由此看来，虽然袁世凯在誓词中也表示要奠定共和基础，其共和的意涵更多是指五族共和。

[22] 《绍英日记》，第2册，281～283页。

[23] 关于此事，各报均有报道，内容较详的如1912年9月17日《神州日报》（四）“清皇室欢迎孙中山之颂辞（由溥伦代表）”，所记溥伦的欢迎词谓：“语有之，非常之人始能建非常之业，斯言也，乃于中山先生见之。先生洞观四千余年之历史，二十世纪之时艰，非以共和定国体不能为人民谋幸福，不能与列强谈竞争，于是遍游欧美，鼓吹提倡数十年，苦口热心，始达共和目的，方诸华盛顿何多让焉。此固见先生有志竟成，亦由我皇太后及皇上大公无私之心，遂以天下之神器，举而还之天下。不图唐虞揖让休风，复见于今日也。独是建设以来，内忧外患，险象环生，大陆风云，更亟于先生未创共和伟伦以前。然则时势造英雄，抑英雄造时势耶？今先生翩然北上，北方人士争以望见颜色为荣，且与大总统握手言欢，论道经邦，一堂扺掌。本爵现因小恙，未能亲接鸿言，心殊抱歉。深愿海内升平之治，将于先生倚之赖之，正不仅我皇室享优待之荣也。非常之人，非常之业，惟于先生是望。”

另据《申报》1912年9月18日第三版黄克强在京之酬酢观（二）：清皇室之招待：“清皇室于前日下午八钟在金鱼胡同那宅设宴招待孙中山诸人，由贝子溥伦主席，俟黄、陈二君赶到后，即相偕入座。先由溥伦致欢迎词，略谓孙、黄二君皆今日非常之人，故能建非常之业。此次国体更新，共和成立，皆孙、黄诸君数十年鼓吹之功，我皇太后皇上鉴于孙先生之仁德，且深信共和政体为二十世纪大势之所趋，毅然退位，赞助共和，实为民国之福。今日我皇族诸人得与诸君欢聚一堂，曷胜欣幸。更望以后实行五族平等，巩固国基，即我皇族诸人，亦永受其赐矣。溥伦演说后，即由黄克强君起立答词，谓此次中国改建共和政体，实为顺大势之潮流，又得孙先生数十年鼓吹诱导之力，故能人心一致赞成。然若无隆裕皇太后之明哲，及诸公之辅佐，成功绝不能如此之神速。故此次改变国体，破坏不多，成功最易，实诸皇族之力也。”

孙中山此次北上，在京师与逊清皇室有所交往，除了参加欢迎宴会外，还会见过前摄政王载沣，并由世续陪同游览颐和园。

[24]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397～398页。

[25]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705页。

[26] 陈衍：《石遗室诗话》（二），395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7] 《顺天时报》，1914年7月16日。

[28]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29]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662页。

[30]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上册，21页。

[31] 参见谭悦《清代逆伦行为的认定与量刑》，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32]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二，578页。

[33] 今日海内外研究近代中医改革，往往目光集中于太炎门生的主张活动。实际上，章太炎虽然出身乡间郎中之家，本人又好谈岐黄之术，作为门生遍天下的学术大家，从中西文化关系关注中医改革，影响自然广泛。而且据说其自诩医学犹在经学史学之上，为天下第一，可是章氏用文化观念谈医理，并不等于可以在临床方面通医术，所开医方当时鲜有敢试用者，后来精通医术者甚至目为庸医。反之，像恽毓鼎这样在当时医学界地位甚高、影响甚大之人，却几乎不在相关研究者的关注之列。类此情形在音乐、绘画等研究领域同样存在，显示历史本事与后人认识的差异。其关键或许就在于今人的研究重点太受后来时势变化和观念变动的左右。

[34] 民初实行民主共和制，国会问题一直吸引海内外研究者的注意，所关注的主要是参议院。尽管北京政府时期的国会备受争议，尤其是曹锟贿选事件，更坐实了人们的质疑，可是无论国会有多少弊端，甚至名不副实，毕竟仍有其作用。孙中山护法，所护不仅是约法，而且包括作为立法机构的国会。所以胡适说转换角度看，贿选表明国会还有作用，执政者不能恣意妄为。

田际云（1865—1925），直隶高阳人，名瑞麟。12岁入涿县双顺科班习梆子花旦兼小生，在京津一带声名渐起，15岁被礼聘到上海金桂园挂牌，红极一时。沪人称之为想九霄，“意谓其颜色之美，虽九天仙侣，当亦不无遐想也”。（穆辰公：《田际云》，张次溪：《燕都名伶传》，钟碧容、孙彩霞编：《民国人物碑传集》，108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张次溪编纂《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所收《燕都名伶传》无此条。奇怪的是，1936年北平中华印书局出版的王芷章的《清代伶官传》原有“相九箫”一则，而后来在此基础上扩充而成的《京剧名艺人传略集》却未收录）1885年回北京继侯俊山（十三旦）为瑞胜和班台柱，“至则结束登场，发吭引声，一座尽惊叹。于是贵人达官，下至贩夫驺卒，无不啧啧‘想九霄’者。或偶觌一面，接一语，则视轩冕圭组之荣不啻过之。一时声誉所流，遂远胜沪渎十倍”。（王韬：《瑶台小录》中，张次溪编纂：《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续编下册，673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1886年恽毓鼎看过财盛馆的接场戏后在日记中记道：“有想九宵者名噪都下，举国为之若狂。观其演戏两出，名花笑日，翠柳摇风，正如姑射仙人桃霞而出，情移目夺者久之。”不过，几天后筵席中“客有招想九宵者，颇觉减色，不似彩氍毹上碧衫红袖，使人意消也”。（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1，20页）

1887年，田际云回到上海，1891年重返北京，组织大玉成班，网罗京剧名角，开二簧、梆子合演之例，后来又担任精忠庙庙首和内廷供奉。穆辰公《田际云》称：“会时小福以梨园会会首病故，内务府改派际云充之，并得供奉内廷。时值戊戌政变……”据张次溪《燕都名伶传》“时小福”条，时卒于庚子五月十七日，补其缺者为余玉琴。田际云所补为1894年刘宝山之死留下的缺，时间当在1895年（王芷章：《京剧编年史》下，670、792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张次溪《燕都名伶传》“时小福”条又记梨园四大会首事：“会首者，内务府堂所派，以掌梨园者。在精忠庙设公桌，会首上座，傍则诸管事及场面等梨园子弟，有不遵会规，经众议决革籍，则终身不得演剧。是以四大庙首，非德望隆重，不足服众。彼时庙首为程长庚、俞润仙、谭鑫培及君也。又北京梨园子弟，每组新班，须先将班名拟妥，送内务府堂郎中处审核，俟准后始能出演。往往经年累月，不易揭晓，是以又须庙首至府恳托。光绪间，新班层出，得君之力为多。盖君性好事使然也。”按惯例精忠庙首即梨园会首一般只从生行推选，余玉琴先因内廷赏识而得破例，田际云则以急公好义，众望所归，但碍于老例，以棒子花旦反串皮黄老生唱了一出《文昭关》，算是不违老例又顺应众望地做了最后一任庙首（景孤血：《精忠庙首琐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京剧谈往录》，525页。关于梨园公会，参见王芷章：《清朝管理戏曲的衙门和梨园公会、戏班、戏园的关系》，见《京剧谈往录》，515～523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田际云身在伶界，好趋新，广交游，先后与维新党和革命派有所牵连。民初精忠会解体，曾组织伶界的正育乐化会，任副会长。作为同盟会与党的中华民国自由党北京分部成员，有不少是伶界人士，使得该党具有一些神秘色彩。田际云是否加入该党，还须进一步考究。恽毓鼎欣赏田际云的演唱，对其身份则仍有偏见。

[35]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11，6883页。

[36] 《张元济日记》上册，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7] 《黄沅日记》，见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编：《清代稿钞本》，第22册，423页。

[38] 科举时代，读书是士子个人的事。除了塾学、义学、社学的发蒙识字，学校、书院主要是提供包括金钱在内的资助和各种机会，教学尤其是师的讲授和生的听取，如后来西式学堂的主要形式，并非常态。可是私人的读书以科考为旨归，反而成为地方公众事务。学子从入学开始，就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连续不断地获取奖励资助，使之可以安心读书，甚至养家糊口，终生从事举业。相较于近代域外移植而来的国民教育，科举是一项少花钱乃至可以赚钱的事业。这也是科举延续千余年，与社会牢固结合，促成社会垂直流动，成为社会发展的黏合剂和永动轮的奥妙所在。

[39] 晚清桐城派，亦称湘乡派，或者如有人所说，应当称为湘乡派。曾国藩之后，桐城派弟子转到李鸿章门下，后来又成为袁世凯门下的重要幕僚。直隶总督所在的保定，就成为晚清桐城派的重要基地。袁世凯入直军机，严修进入学部，桐城派也转到京师，影响更加扩大。自从五四时期钱玄同说了“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名言之后，桐城派的历史地位似乎就被盖棺论定。其实这样的论断与事实相去甚远。章太炎晚年承认，天下文章，十之八九仍然出自桐城。桐城文法，如同历史上任何程式化的文法一样，也无可避免地有其局限。同时无疑也是卓有成效的文法，可以使运用汉语言文字者普遍得心应手地写出不错的文字。钱玄同的断言，与其说是在说明事实，毋宁说是表达主观的态度。尤其是作为民初才得以进入北京大学的太炎门生，必须用这样的口号来打倒此前在北大盘根错节的桐城弟子和选学传人，才能稳固自己在首席国立大学的地位，并进而取得控制权和话语权。这样的指向刚好与白话文运动合拍，成为抨击文言文的利器。可是，退出北京大学的桐城派虽然遭受重挫，却并未一蹶不振，销声匿迹。部分桐城派传人北上出关，与东南大学的学衡派人士合流，在东北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继续从事教育学术文化活动。重估桐城派，不能像五四时期的钱玄同，激**潮流，罔顾事实，而要使得桐城派的活动及其作用尽可能如实呈现出来。况且，桐城派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文法，学问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便是桐城派的重要主张，其影响至今犹存。

[40]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5卷，3161页。

[41] 《邓和简公日记》，见《清代稿钞本》，第2册，5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