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1月1日，奉临时政府令改用阳历的张謇对于新政权的许多做法不无异议。关于改元一事，即认为：“以名义论，既不用阴历，不当复言月，当云某号某日，以号代月。”被推为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也觉得“时局未定，秩序未复，无从言实业也”。而“与孙中山谈政策，未知涯畔”。[29]辛亥十二月一日（1912年1月19日），家庙行礼，张謇写春贴“民时夏正月，国纪汉元年”；“晋以武兴虞不腊，周于农用夏之时”。可见其对时局的看法。他希望南北和谈成功，免予战事，对汪精卫极盼和局成就为人民幸福，觉得“此君解事可喜”。（663）因为汉冶萍与日人合资事，张謇与孙中山、黄兴等意见分歧，便以“前不能参预，后不能补救，自劾辞职”。清帝退位，张謇认为“大局定矣，来日正难”。（664）孙中山解职，张謇许以“设继清帝逊位后数日行之，大善”。（666）凡此种种，都显示在最后时刻抛弃清政府的立宪党人，对于革命党还是心存芥蒂。

民国元年，张謇刚好六十岁，生日那天，“时代已更，衣冠都简，烦缛较省”。（668）他倡建敬老院，贺寿的钱物均移作建院费。他对革命党人显然怀有恶感，对北京政府期望亦不高，虽然不能忘怀于政治，更多地还是愿意从事工商实业和社会慈善活动。

目前所见吴虞的日记一开始就是用皇帝纪年，所谓皇帝，其实是黄帝。他知道南京临时政府从1912年1月1日起改用阳历，可是日记仍然沿用阴历。吴虞不是绅，甚至没有士的身份，他进过书院，也留过学，至多算是新知识人。辛亥除夕，历经劫难的吴虞希望厄运过去，来年大吉大利。[30]进入民国的吴虞，准备半日看旧书，半日看新书，大量密集地温故知新，阅读范围包括政治、教育、经济、法律、哲学、社会学、历史、历代典籍。他继续参与组党活动，或许由自己的遭遇，所拟政进党政纲六条，第一条为完成民主宪政，后两条是提倡世界道德，改良家族宗教，并出任《政进报》主笔。又参与万国改良会。社会党发起人也拟推其为“党长”。

新纪元未必万象更新，但也有不少新气象。民国小学废止读经，初小男女可同校，“皆渐趋于新矣”。（24）看报见孙逸仙“孔教批”，“反对孔丘，实获我心。四川反对孔子，殆自余倡之也”。（36）尤为关注法律方面的改革，认为“孙逸仙以改订法律为第一要事，可谓知本”。（24）他最早倡议的中央政府设法制局，编纂宪法及法律，也得以实现。其他如废止刑讯，中央法部颁布暂行新律，现行刑律废止，“真第一快事。去年新律后附暂行章程五条概行删去，尤快也”。（39）成都一疯子殴死其父，拟办永远监禁。法部驳下，谓精神病者无罪。吴虞认为“此家族制度将消灭之征也。然成都人惊矣！”（66）因为此类事在前清非但不会从轻发落，甚至可能加重判刑。[31]

清季因为讼事，吴虞结怨不少，这些原来的当道者进入民国后多成社会对立面，而新政权对于吴虞较为维护，这让他感觉顺心。刘师培告以川人较南人迟十年，则使之觉得有责任破除茫昧。吴虞认为：“中国论理之文，以周秦为善，以言论思想极自由也。自汉以来，儒教既盛，惟纪事言情之作多可观。而论理之文，遂束于儒教一孔之见，不敢发舒。晋宋佛老大行，颇能持论，然多属单篇，不成专部，较周秦诸子固终逊一筹也。太西学说，则胜于古，最近者亦最有价值。亦因古代宗教专制，今日思想言论自由也。”（69-70）他先后撰写发表了《共和政治利弊论》、《共和政治论》等政论文。不过，家庭负累甚大，又让吴虞对现实颇多抱怨。

恽毓鼎是不肯改用新历的，壬子新正，他焚香谢天，东北向逊位的宣统小皇帝行三跪九叩礼，依然服清朝衣冠。并且函告友人：“改岁之后，别是一番世界。弟唯枯坐书斋，与古人唔对，不复问门外事矣。”[32]不过，恽毓鼎完全并非不问朝局世事，他鼓动同道者留任，理由是“弟非敢以民国官职浼公也，正以天下方多事，吾党之有才识气魄者，早握事权，庶几异日得所藉手耳。公当默喻此意也。一般无识之流，狂呼躁动，若大功已告厥成，而不知中国之祸，已悬眉睫。弟沉机观变，练心、练气、练识，以待事会之来。若得一障可乘，亦将搴裳以赴之”。（582）大有伺机反攻倒算之意。

恽毓鼎一类人最多的活动，是利用民初的结社自由，组织名目繁多的各种团体。他先后在顺直公益会（会长冯国璋）任协赞员，在社政进行会任会长，在江苏公会（会长陆征祥）任评议员，在顺直学校国民捐联合会任正理事（即会长），在教育统一会任理事（即会长。该会设理事四人，同时当选的还有汤化龙、王金绶、章炳麟），在顺天二十四属联合会任副会长（正会长金镜芙），参与五族共和合进会、中国学会的活动。又以“孔道式微，且有议废祀典者”，特与同人发起孔社，“专壹维持圣道，阐明正学”。（613）在重新兴复的医学研究会任名誉总会长（公推为评议总长，处宾师之位，不应）。又发起中华医学会，创办《中国学报》，任总编辑，作为来宾出席民权监督党的会议，还参与过一些从前清延续下来的团体的活动，如旅京公学教育会、医学研究会，并在顺直学校兼课，忙得不亦乐乎。翻看自己的日记，恽毓鼎大概也觉得开会太多，眉批道：“纪念会，欢迎会，追悼会，欢呶不已；评议会，秘密会，茶话会，絮聒不休。终年昏昏沉沉，忙忙乱乱，跳跳搭搭，乌烟瘴气，不知所做何事。”（616）这些团体无论新旧，均实行选举制，以得票多少决定人事和办事。恽毓鼎自认为旧人，竟然可以和不少当代闻人比肩，不禁诧为奇事。

恽毓鼎虽然忠于清室，反对革命共和，有时“夜梦与人论国亡之恨，失声大哭，不能止，痛詈执政之误国。既醒，泪珠犹被面也。余于故国之思，顷刻不忘，虽在欢场，偶一触及，则惘惘如有所失”。（588）对于民国的所作所为却并非一概抵触。他对一些旧日的陋习不以为然，如清季士大夫喜赤膊盘辫，虽大庭广众亦然，太不雅观。“剪辫易服后，能湔除此习，未尝不佳。”（585）当朝官均以清朝衣冠为耻之际，他自诩仍服往日冠服，可是不久就发现很不方便。如至大舞台观剧，“上流社会人垂辫者唯余等一桌而已”（588），所以自4月27日起束发作道装，5月21日，又剪去发辫，并且自我开脱道：“此辫与我相守五十年，一旦截之，不无恋恋。唯上流社会人俱已濯濯（唯商界中人尚有存者），余既不能杜门自守，不免驰骤于酹酢场中，日受刺激，只可降心从众矣。”（592）

发服形制，自清季以来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引发不少风潮。关于剪辫的解释，反清、从洋、个人卫生之外，恽毓鼎式的从众或许更为普遍。迄今为止，好看与否，仍然是人们在健康与审美之间抉择取舍的重要依据。而是否美观，绝不仅仅是客观实在，所谓时尚，便随着人们的观念变化而有异。若是不合时宜，在多数人以为丑的审视之下，有心立异者难免时时感受压力，而难以坚持。况且，除了不做清朝臣民的象征意义外，学习西方和个人卫生两项多少有些牵强。前者的确是当时变革意识的主要参照，列强各国的有无，即以为其所以富强而中国所以贫弱的标准原因，只是大都未经严格验证，至多不过是凭借即时的经验；后者则不及女性，女子普遍剪短发已是民国以后事。

尤为可怪的是，恽毓鼎以他人所说“身处今日，贵有旧道德，尤贵有新知识，否则将无以自立于社会中”为至理名言，不仅从来喜欢梁启超的文字，还好阅看《东方杂志》等刊物，“固以自助，亦以策励子侄”。（591）甚至对革命党人的《民立报》大加赞赏，“此报于政说学理特详，且具卓识，为南北各报之冠，而摭拾丰富，零金碎锦，多可采之辞。余素乏新识，中年脑力日减，不能更致力新书，而稍有一知半解，不见摈于当代闻人者，则得力于《国风报》、《东方杂志》及此种报纸居多”。（593）他看过《民立报》刊登的《社会知觉论》，认为“精微要妙，颇有至理，报纸阐明政理学理，唯此种耳”。（597）看了章士钊于该报发表的法律改良一文，也觉得“根据学说，发为探本之言。余因悟社会学亦从此发生。反复读之，殊得深味。儿辈阅报，唯看新闻、笑话及嘲谑之文，于此种政理学说，从不留意，固由程度相差，亦是志识凡下，安望其有成乎？”（599）由于上海的报纸要积三四份才送一次，有时不得不改看其他报纸，“然意味迥逊矣”。所以“读《民立报》，以增政见，广学识”，成为其“近日纯简之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597）

恽毓鼎等人筹划创办《中国学报》，仿效的对象居然是《国粹学报》，该报“寓排革之意于学说，使一般聪俊少年，皆印其说于脑中，遂成去秋之结果。法国大革命，发于卢梭；欧洲立宪政治，发于孟德斯鸠。学说之力，过武力远甚”。所以恽毓鼎取之“为吾学报之程式”。（601）

恽毓鼎的举动很难说是为了以其人之道还诸彼身，在学术观念上，他还真有不少趋新之意。日本的有贺长雄批评旧史家于事实止述帝室事实、法令发布、官职更迭、战争胜败，或是日食、地震等奇异征验，以及天皇御幸、大臣生死，“此外如风俗、美术、文字、语言之变迁，产业、贸易之进步，外国之交通，则反无所记述”。恽毓鼎颇有同感：“此数语虽讥日本历史，实洞中中国历史之病。”旧史家唯司马迁特具宏旨，于朝局主尚、社会风土、边事原委，“皆能着时势变迁之概，有千秋眼光。班史犹稍得其遗意。自后汉以下，直为一姓兴废之书，与世界无涉。其不作《志》者，并一代典制而亦不详。至宋、明二史，直为官书而已。若夫考订批评之学，尤其末矣。近来新学发明，其论史裁，识见实超出前人”。（591）他甚至认为：“近今世运所趋，生人思想为之一变。从前学界各书，如汉宋之争，朱、陆、王之辨，儒释之分，以及陈陈相因之经解史论，靡靡无实之之词赋文章，无当事功之考据，骈枝歧出之著述，皆将渐就淘汰。以数计之，当可减去十之五六。余尝患书籍过多，耗人精神，费人日力，而人辑一编，家刻一集，灾梨祸枣，汗牛充栋，更为耗蠹之尤。倘能举以上所列而空之，唯存道德上、政治上之学说，纪载哲学家、实业家之所体验、发明，庶几执要钩元，人得读书之益，而世界收为学之用乎？”（583）隐去名讳，这番话说是出自十年后新文化派之口也不为过。

与思想追求相符，恽毓鼎的行事也不能以守旧一概而论。他反对废除中小学堂读经，鼓动教育会向倡导其事的教育部提出抵抗。可是对于南北志士提倡国民捐，他虽然不甚赞同，却许为盛举，而且担任顺直学堂学生国民捐联合会的临时主席。他更像是在努力做一个合格的民国公民，而不是不食周粟的遗老。其时“京师新会林立，范围皆务为广大，而不顾其能否实行。以政群党为尤甚。几欲举国家大政，汉满蒙回藏五大族风俗政教，悉包罗而干涉之。余戏谓虽以大总统作会长，内阁总理作副会长，恐亦未能踌躇满志也。此社政会力矫虚夸之习，专就社会利病所在，发为言论，达于议院及地方长官，以谋兴革而进安全，庶几可收实益”。（586）恽毓鼎任会长的社政进行会提出的多项意见，如化除省界，多设工厂和养济院收纳乞丐，民国冠服必须用中国材料，禁赌，禁止女伶演**戏等，都不是站在与民国为敌的立场，而是正面表达自己的诉求，以求改进。尤其是该会的回教阿訇王宽等提议西行赴回疆，劝导回民勿受俄藏之愚，与中央抗拒，更是显然维护民国的统一和权威。

8月，孙中山到京，受到热烈欢迎。9月3日，恽毓鼎等人以“孙中山素持民生主义，与社政进行会宗旨悉符，函约相见。因与副会长李毓如丈、协赞唐修之、评议长孔仰恭代表全会，于十钟往访。宾客满堂，皆有求于中山者”。（606）5日，恽毓鼎等又赴孙中山茶会，来宾二百余人，孙中山致辞，“盛称北方气象胜于南方，从此猜嫌可以尽释，并畅论开放中国政策”。（607）章炳麟等也各有演说。10月25日，社政会第一分会成立，恽毓鼎“登台演说社会主义、社政会宗旨，并与诸会员约三事：一、会员当以人民为前提，抱定民生主义，热心毅力切实进行，期达利民初意。二、会员当以名誉为重，严守规则，尊重公德，不尚意气，不争权利，使社政会在世界有极大名誉。三、总会、分会当视同一家人……同心合力，使多数人民享最大之幸福”。（614）单看这样的要旨，很难想象是出自冥顽不化的旧人之口。

10月31日，梁启超在湖广会馆开茶话会答谢各界，恽毓鼎应邀前往，与梁启超互道仰慕之忱。恽毓鼎自称“向往任公十余年”，对其演说“甚不满于民国政治现象，谓前清政治机关完备，特腐败耳，得其人则法固可行。民国将机关拆卸殆尽，甚至并要件而失之。若不荟萃人才，亟谋建设，前途之危险不堪言”等意思，颇有同感，认为“皆平实不张皇”。（615）

恽毓鼎虽然社会活动繁多，内心却并不情愿，觉得“新立之会林立，大率皆为己之学，言国家言国民，特幌子耳”。（594）与不少讲官相似，恽毓鼎也属于自视甚高而不得志的一类。按照“达则为良相，穷则为良医”的座右铭，其所向往的还是从事医学，尤其是发扬光大中医。民元10月间，外界盛传其将得国史馆长。恽毓鼎觉得“虽较行政官员为可居，然非吾愿也。吾平生大愿，欲请巨款设一极大医学，以中医《内》、《难》长沙书为主，唐宋元名家为辅，而以泰西医学参之，附立伤科、产科、兼立医院，以为实地练习，药物检查，所以杜药肆伪混。开中华四千年未有之业，造亿万姓健全之福。此愿若遂，竭终身心力为之，不限止境，不营他业，庶几不虚生斯世乎？”（614-615）清季恽毓鼎曾奏设医学堂，“经理多不中程，又以款绌而废，至今以为憾事。倘得由国家发款，岁得十万金，在京师建绝大校舍，延聘名家，参以西说，而于其旁兼建医院，以资实验，收效必宏，中医庶有昌明之一日。虽使余终身从事于其中，亦所愿也”。（608）

恽毓鼎书法

在医学研究会全体会员大会演说时，恽毓鼎详尽阐明了自己对于中医的看法和抱负：

中国古圣贤医学，实能兼西学之长。凡生理解剖、实验化学，《内》、《难》、长沙、孙真人皆详其功用，而六经气化之说，精细分明，确有凭据（此等处皆引经说以证明之），无分毫影响，断非西医所能梦见，盖其程度尚不足以语此也……吾辈如能以西人研究科学、心理学、算学之心思眼光，研究《内》、《难》、长沙《千金书》，必能契古圣之心源，发前人所未发，中国医学将有大放光明之一日。否则，我不自求，泰西明达者流渐知《内》《难》诸书之可贵，以深锐心力代发其藏，而华人反师西人以求中医之微言大义，岂不大可耻乎？此实吾党之责也。（613）

百年前能说出这一番话语，的确难能可贵。一个世纪过去，中医的存废问题至今众说纷纭，不能适当解决。如果当时能够用其所长，恽毓鼎本人及中医的命运或许都会有所改变，岂非两利双赢？[33]

恽毓鼎一方面继续向逊清皇室尽臣民的忠义，另一方面则努力履行民国公民的责任。其建立极大医学的梦想，就并不排除由民国政府主导。12月20日，恽毓鼎投票选举众议员，（620），并认为伶人田际云（想九霄）当选大兴县议员“玷辱议会甚矣”。（622）[34]除夕夜，恽毓鼎照例赋诗一首：“万马光阴挽不还，又随烛影照衰颜。妻能知足家门乐，儿解分劳老境闲。故国遗踪轻似叶，一年今夜重于山。永和癸丑明朝是，水竹何时却闭关。”（628）其心境跃然纸上。

恽毓鼎的观念行事准则，在一封致兄长的信中有明确详细的表达，只是很难用今日的观念来理解，他说：

民国虽建，大难方兴。风俗之奢**，人心之诈巧，至吾苏而极。劫运之交，殆将不远。直隶淳朴俭苦，犹存老辈典型。恒赵深冀之间，至今尚奉宣统正朔，确守遗经，不知革新为何事。窃以为元气淳厚，一时未易散也。至于北京为争名之地，非闲野所宜居。青岛托庇外人，尤非所愿。又凡都会码头，生活程度过高，只便仕宦经商，而不便久寓。愚意拟于恒赵深冀间，择其文质相间者而卜居焉（过于固陋之处，用途虽省，而培植子孙则不相宜），终其身为北人，不复作首邱之想矣……摄政三年，亲贵遍布朝列，卖差卖缺，竟成市场，正人屏诸卑闲，危论付之不省。稍有知识者，皆知国将亡矣。革命军兴，推到恶浊政府，士农工商翘首以盼幸福，不料自私自利之见，更甚于专制之朝，统一无期，秩序不定，胶胶扰扰，如在梦中。志士心灰，外人齿冷。此中局面，万不能长。以愚意测之，大清无望中兴（亲贵之心死矣），共和决难成立，待其水益深火益热，有大英雄者起而收之，以君主之名，实行共和之政，吾中华将有雄视全球之一日。惜我辈不及见耳。我生不辰，其谓之何！弟燕暂栖巢，唯以看书、写字、赏花为功课，安贫习俭，为得过且过之谋。平日喜用脑力，此心不能无所寄着。而近来新发明之学理，实有胜于旧说者，以余力从事钻研，亦颇获餍心之乐。始而挽发作道士装，亦可通行社会，无如发根以逆挽而痛，且奇痒不可爬搔，其苦万状。继乃思身体发肤，贵乎适意，吾岂好辫哉！何必自寻苦吃！遂于亡国百日后四月初五之夜，毅然截而髠之，于是种种者变而濯濯矣……都中尚有一部分为清朝之官，如弘德殿、实录馆、崇陵工程、二陵、八旗、内务府、钦天监之类，具折谢恩，请安请假，皆直达内廷，钦奉上谕，有时亦有交片，盖用法天立道小玉玺，五大臣署名（两太保，内务三臣）。每日亦有宫门抄，称为宣统四年，仍用旧历。真自来未有之怪局。此为外间所不知之事，聊为两兄言之，幸勿传播，或生波折也。（592-593）

仔细揣摩，恽毓鼎可谓文化遗民，只是其安身立命的文化不得不附着于君臣纲常的政体之上，难以自拔。至于以君主之名行共和之政的臆想，看似怪异，实则百年来不知有多少变相。

严修以旧历记完辛亥年的日记，壬子新正（2月18日）起，改为阳历为主，阴历为辅。半月间，除2月24日袁世凯专人来问候外，平淡如常。3月2日午后，与来访的范源濂等同访李士伟，商议促成临时统一政府之策。闻保定日内大焚掠，知天津不得免。是日原定宴客，因将有乱事，改期。入夜十点钟，果然枪声大作，东西火光烛天，继而南面亦火起。有亲戚女眷来避，内外防守，彻旦不寐。次日，亲友来促其见当道要求维持秩序，有人建议非雇佣外国兵不能弹压，否则抢掠更甚。“余遂同伯苓、柱卿往巡警道署，路经北马路，残破不堪言状。行至铁桥，两岸之人如堵墙，闻枪声不绝，盖敬林观察率警兵捕拿抢掠之人也。捕获之人，随行于途，有哭泣者。”（1724）严修等遂与杨以德同行至警务公所，各团体及学界、商界之人络绎而至。午后总督等官员亦到，众意皆以雇洋兵为然，属严修言之当道。恰好张绍曾在座，问其有无流弊，答称无妨。遂公推张绍曾往见日本提督，又公推严修代表同往。日本提督慨允借120人，以40人搜查，80人巡逻。以张绍曾为司令官。下午四时，40名日兵先到，率以游街，警兵40人同行。在众人的怂恿下，警道杀抢掠之17人于东门外。当晚严家妇孺避居井上医院，严修则宿于厨房。

为了加强治安，防范再次出现大规模骚乱，次日，治安会开会，严修与张绍曾一同往见总督商借军械。张绍曾又专程进京面见袁世凯，拟招千名学生军。3月6日治安会商议进行次第，严修不赞成招学生军办法，主张先联络官、军、警及绅、商、学各界，使声气相通，不生误会。俟联络为一之后，再议成军人数。张绍曾表示赞成。两人遂往谒署理总督张镇芳。当晚，会商讨论治安会流弊及补救办法。（1725）此后数日，接连与各界及当道商议治安会事宜。3月11日，前一天就任大总统的袁世凯来电，委托严修为治安会会长。不过，当天在督署会议厅议事的结果，取消治安会，另行组织官民联合会，公举严修为会长，并应严修的请求，公举王绍濂（少泉）为副会长。（1726）

3月13日，张镇芳辞职，举荐严修接替直隶总督，袁世凯派人前来劝驾，正色辞之。为了稳定治安，将闹事的军队解散，同时取消学生团。3月15日整个上午，联合会继续开会，表决取消学生团，另行组织。午后严修到东宣讲所宣布解散学生团，众起质问，全场鼓掌和之，喧闹许久。在他人调停下，严修退席，避至劝学所，众又寻踪而来，纠缠不已。最后严修许以18日举代表来舍候信，才勉强散去。（1726-1727）次日，联合会开会商议商会提议、延长夜禁钟点以及谢绝外兵各事。

民初党派社团蜂拥而起，均设法扩张势力，籍忠寅、张国淦等即力邀严修加入国民协进会。章太炎、黄兴等人也来函致意。严修虽然不愿参与党派，还是列名国民协进会，对于当地政治及社会事务发表意见，参与协商提议质问本省财政及组织临时省会两问题，并协议商团章程。只是实际提出时，未与谘议局议长同往督署。（1727）3月下旬，虽然人心依然惶惶，严修等人已在商议取消官民联合会事宜。因为同类机构太多，当道也不免混淆。4月2日，由于误以联合会为保安会，当局即来人调解。（1729）4月5日，联合会开会，报告两议长往谘议局催询组织省议会事，并以多数人赞成为由，即日解散官民联合会。（1730）

此后，严修除了关注社会事务外，常常看戏，其时王瑶卿、金月梅等名角在津挂牌，尤其是汪笑侬演的各种新戏，如《珍珠塔》、《立国难》、《受禅台》、《党人碑》、《双泪碑》、《劈三关》等，严修颇为欣赏，认为“颇中情理”、“极佳”。（1729-1732）回津后戏瘾更大，一日之内竟然连看三场戏。（1734）这时严修看戏的瘾越来越大，7月20日，蔡学使邀集严修等人讨论改良戏曲事宜，严修同意他人建议，以礼貌邀请汪笑侬担任此事。（1744）

京津近在咫尺，又通火车，退而不隐的严修也曾几度进京。4月30日至5月3日，严修前往彰德袁世凯旧宅，接着转往北京，谒袁世凯，并拜访徐世昌等人，多不遇。5月26日至6月2日，再次赴京，到参议院旁听开会，便中参观各处，看戏，访友，会客，还游览了颐和园，虽然此前曾经瞻仰，仅至仁寿殿而止，此番则登至山顶，风景虽佳，而感怆殊甚。是日11点前往，下午6点归，行程长而尚不觉疲。（1738）在京期间，曾与教育部秘书长、次长会晤，力辞参加教育会之邀。10月29日至11月2日，因友人病重亡故，进京探视。（1751）

严修虽然不愿参与教育会议，对于民国政府的教育大政方针却相当关注。7月21日，为教育宗旨事到南开中学访张伯苓，事因教育总长蔡元培拟教育宗旨五项，为道德主义、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世界观和美感。教育会会议竟将四、五两条取消，“大奇大奇，余劝伯苓力争之。”（1744）

平日严修除了为各种教育事务奔波，就是参与开滦合办、洋灰公司、造胰公司等董事会议。其时滦矿公司发生内讧，股东攻讦总理舞弊营私十事，公司为此经常开会，最后查实多系误会。（1737）此外，对于来自各方的各种请托均一概推辞。有旧同年托其向袁世凯求官，敬谢不敏。仅允诺向另一同年写介绍函。（1735）6月9日，任北洋法政教员的日本人浅井周治来访，其嗜汉学，将入北京大学经科，年初曾托籍忠寅等介绍，欲师事严修，力却不可，当日与之久谈。（1739）

严修

7月25日，严修偕夫人、妹妹、女儿女婿等登大智丸轮船，前往日本，此行既非漫游，亦非考察，且与政治无关，只是牵率来探望留日的晚辈并送其中欲远行者。在日期间，住在横滨，终日静坐，或看小说，或与儿孙辈嬉戏，或往江之岛等近处游玩。有时也会见访客或是拜访中日友人。8月15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大燮来访。8月16日，辻武雄来访，久谈。后者于1898年即来北京，曾任江苏师范学堂教习。通华语，但不甚娴熟。拟于9月仍到北京，请严修介绍友人。严修为其写致范源濂等人名片。（1766）9月3日，在文科大学支那哲学文学研究室的北村泽吉来久谈。后又回访北村，看其所编荀子的书稿及其他汉学家著作，并于午饭时观赏旧日文人雅集时的胜景。（1772）

旅日期间，严修留意学习新事物，参观了一些学校、幼稚园、博览会、水族馆。对于日本人的勤俭立国，叹不能及。“每日四钟即起，夜过半始睡。且终日劳动，未尝安生。吾国之人，何能及此。吾家之人，亦多不能早起，视吾父吾母当年迥不同矣。”（1763）不过也第一次看见日本人之间的公开争吵。看日文杂志《声》，耶教人士所办，每月一册，已出至433号，材料丰富，征引繁多，科学知识之充足，决非天津青年会每月几册之报所能比拟。上海所出青年报，较天津远胜，比日本仍有不逮。回国后拟劝张伯苓等提倡此事，于中国基督教会不无裨益。（1767）听来访的水产学校养殖科学生谈养殖事业，问以中国可否仿行，得到在胜芳可购地数亩小试的建议，闻而心动，准备回国后实行，即使不做养殖之用，鱼苇菱萍之利，也必不至亏本。（1770）吃到日本的煎豆腐，味道甚佳，准备回国效法。（1772）故地重游十年前曾经参观过的高等女学校，注意到其注重直观教育，使学校与社会接近，并培养学生公益心。（1773-1774）9月13日，乘竹岛丸离日回国，16日抵达大沽，次日由塘沽乘车返津。（1745-17）

因为人望颇高，严修还是成为各方借重的对象。9月20日，顺直赈捐会代表前来，告以拟举严修为副会长，婉却之，仅答应为会员而不能到场。次日，该会举定冯国璋等为正副会长。10月6日，黄兴来访不值，得知后往访，并晤陈其美，谈二刻许辞出。10月12日，访梁启超，谈未数语，客络绎而至，不能尽其辞。遂先辞出，异日再来。是日，有人来以所拟道德救己社章程见商。严修于此举疑义甚多，不敢率尔赞同。（1748）11月9日，致函王小汀，辞国史馆总裁。（1752）

是年严修看戏的瘾极大，尤其热衷时事新剧或新编历史剧。10月16日，南开学堂首日演剧《华娥传》，女宾极多。严修佩稽查员徽章随同照料。剧凡八幕，中间穿插戏法、双簧等。次日，南开学堂纪念日，前往参观并听演说，晚饭后再度前往，可惜电灯损坏，不能演剧，来宾千余人均扫兴。19日，又到南开学堂观看运动会，与会学堂共8所，北洋大学堂、法政、高等工业、新学大书院、军医、德华、官立中学、南开中学。（1749）23日，到南开学堂遥观演飞行机。直到11月22日，因友人传言不解王少泉打牌和严范孙看戏两事，拟劝王不打麻雀牌，“又思劝人，必先自治。余近来耽恋观剧，亦非所以表率后学，遂矢志自今伊始，非关公益组合及真有关于戏曲改良者，决不涉足剧场。”（1778）从此剧场茶园足迹渐稀，但仍参与编排新剧以备募捐，青年会开音乐游艺会，亦偕家人往听。（1778-1779）取代看戏活动的，是恢复到各处听演说。

年底，严修接到京中来函，袁世凯欲请他出任教育总长，并托人前来劝驾。严修请劝驾者先行复函，表示1月上旬将赴京面谒。当晚严修在日记中总结其民国元年的生活：“余今年除东游一次，充官民联合会长一次外，竟无可记之事。临帖虽未间断，然不长进，东游时作诗数首，亦无足观。又虚度春秋一岁矣。”（1785）话虽如此，一年的岁末由旧历改为新历，且以民国纪年，在严修变化不可谓不大。尽管躐进共和，非严修所愿，袁世凯任大总统，却在严修可接受之列。只是他不愿出山做事，几次被邀入阁或出任其他要职，甚至一些社会事业，除非关乎天津地方，一概敬谢不敏。这样的虚度，或许正是严修所愿。与之来往的人物，除戚友同乡外，半是寓津的遗老，半是旧日的同僚。

壬子新正，早就赋闲里居的叶昌炽还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身在共和时代。武昌起事以来，经过近半年的内心挣扎和独自发泄，他只能面对现实。对于南京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极尽讽刺，又表示“吾侪小民，但知有皇上谕，焉知总统令，从此黜涉不知，不复污吾笔墨”。[35]虽然他期望平安，可是“天下安有无君父无政无学之国可以保治安哉？”（6899）民国的一切，在他看来一无是处，因而随时借题发挥，纾解胸中愤懑。如蚊虫叮人肤吃人血以为粮，叶昌炽即联想到“如今之政党，杀无赦。”（6975）凡旧友同僚出任民国官职者，都感到可惜可恨，顿有云泥之隔。总之一句话，民国不成其为世界，所以宁可与世隔绝。

张元济（1867—1959年，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光绪壬辰进士）自从戊戌政变被革职永不叙用，即不愿踏足政坛，虽然一度开复原官，进京任了学部参事和储才馆提调，很快便抽身南下。他所全力关注的，就是能够影响社会至深且远的出版事业。辛亥年还曾登报声明自己无意于官途。现存日记自民元5月22日始，所记基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各项出版事业的相关事务。商务原来以编印教科书为重要业务，进入民国，张元济因为与教育总长蔡元培以及教育部官员长期关系密切，编印教科书仍然具有优势。由于事起突然，时间紧迫，民元来不及新编教科书，只能将原有教科书略加审订修改，由商务印书馆承印的就有手工教科书二册，订正初小最新国文教科书十册，简明国文教科书八册，简明国文教授书二册，高小女子国文教科书四册等。[36]同时聘人新编各种教科书，如包天笑就受聘新编小学国文教科书。

教科书之外，其他出版计划以及相关行事，大都延续清季的安排，如庄俞参加临时教育会议，就援引从前谘议局、资政院议员例，送半薪。（4）革命造成国体政体变更的痕迹至少在日记中不大清晰。所涉及与革命相关之事有二，一是伍廷芳有议和本末一书，嘱商务发行，“索全稿阅过再定”。（2）一是陈重民以革命蓝皮书译稿见赠，“允出书送五十部”。（8）前者当为《共和关键录》，张元济看过全稿，似乎并未同意出版。目前所见署名观渡庐即伍廷芳所编《共和关键录》，是民元由著易堂书局印制。张元济与孙中山及国民党方面的关系总有些磕磕绊绊，蓝皮书为英国公布的有关辛亥革命的外交文件，反而能够由商务出版。何以厚此薄彼，不得其详。

黄沅的日记一直用干支纪年，改元没有造成什么困扰，仍然延续旧惯。可是平静之中已经是山河变色，不言国事，只好多说家事。少了那些连篇累牍、重重复复的呓语梦话，生活恢复往日的平淡，每日所记简单了许多，篇幅大减。回顾辛亥，黄沅相当沮丧，“余上年所作之事，一无成就，惟所化之洋，尚未大去，深为大幸。可见人生之一作一为，皆存诸定数，难于强求也”。[37]（423）

虽然帝制结束，实行共和，社会的变动的确很难说是天翻地覆，从清季到民元，在台州府、临海县、葭沚镇掌控权力的差不多还是那些有头有脸的士绅殷户，只不过各自的头衔名目有所变换。正月十一日（2月16日），陶寿农和黄崇威赴郡城，开会公举参议员。（424）临海县现任知事署缺未久，省中另委温州乐清县周姓知事接替，黄崇威疑心是由与己不睦者运动而来，陶寿农之子陶习之的同学与周相熟，即往杭州寻周探视，以定应对之法。（425）其实临海县知事冯仙阁夫人好赌最贪，邀同郡城赌徒多人至其家中，日夕开场聚会，人亦因在知事家聚赌，不至差累之忧，以致声传日广，省中官场上人亦闻，悉作为清谈。冯访悉其言，气恨已极，即邀县差至家，如见赌博，无论男女，随即拿署。差人去到，见赌兴方盛，随即拿人，其夫人阻止不得，梗留数人，差亦带一人到署销差。冯知事将带到之人交执法官严办，执法官知其家中之事，难于照例惩办，将所拿之人责释而已。自后冯与夫人大相滋闹。（442）

可是，在黄沅看来，帝制时代的终结，人生已失去任何意义。没有做过官也没有正途功名的黄沅对于清廷如此执着，多少有些令人费解。正月十四日（3月2日），他函邀关祥师来，商议就其天台山粘花室之侧造一茅棚，名曰止园，“落成之后，抛却家务，隐居于此，以终天年，为幸多矣”。（424）他还向华顶禅寺捐款50元，在天台山拜经台立碑。

万般不如意之中，也有聊以**之事。其父自甲辰年（1904年）赴京候选到晋，只有丙午年（1906年）请假旋里一月。山西反正后虽然决定辞官，因局势不定，迟迟未能启程返乡。上年黄沅即打算于开春前往迎接，亦难以成行。二月初三（3月21日），其父携带家眷终于从虞乡出发，经平阳府、榆次县换火车至天津，再乘轮船到上海。预计20日可以到家。（430）因途中耽搁，行程翻倍，直到三月廿四日（5月10日），终于携妻妾子女仆从等回到家中。（433）

因父亲平安归来，黄沅拟抛弃家中诸事，每年二三月间游览普陀、申江、甬江及各名胜，五月赴天台山避暑，九月回里，十月再游览近处诸名胜，最后两个月则料理家事，年年如此，长享清闲，胜过南面为王。（435）忆及友人亡故，觉得“人生空甚，古人云处世如浮云，又云人生若大梦，斯言真不谬也。富贵贫贱，均是一梦。生在天地间，总以无愧于神，无愧于心，则愿足矣”。（443）

辛亥年大水遗患，正月里台州米市即已告急，并出现闹米风潮。士绅除设法开导外，必须从包括暹罗在内的产粮地方籴米平粜。为此陶寿农、黄崇威轮番出马，多方筹措。（425）二月二十九日（4月16日），邀集本镇及六庄诸绅赴署公议米价，初定于三月初一日（4月17日）开粜。（429）议定平粜义仓每升46文，因葭沚镇人口过杂，须挨户调查再行发票。贫者之家吃平粜米，若有手艺，则随时裁汰，极贫者多沾润泽。（430）后改为每升粜价铜板五枚又钱一文，合计大洋一角籴米二升五合，每元二斗二升。现外米每包一石二斗五升，计洋七元九角，所亏颇巨。开粜日期调整为三月四日，“不意本镇无知之徒怂恿女妪至陶宅义仓滋闹，要求每一小洋籴米二升【斗】五升，又曰大洋一角籴米三升。只恐如是允从，下次难于办公”。次日将义仓移至区署发粜，由于陶寿农的坚持，每升仍照原定46文。“凡遇此等事，必须妥商在前，既已出示宣布，百姓滋闹要求而后允者，非办公之道。今陶寿翁执定原议，正其识见远到也。”因官米尚可支持一月左右，殷户接粜日子待定。其时台州各地办理米荒，间有处理失当，引起**之所。海门闹米，捣毁仓董人家，无奈之下，每升粮价小洋三分三厘，因亏空太巨，难以为继，只得暂停再行酌定。武林为此甚至可能再次引发革命，当事者颇多避往上海。（431）

三月二十日（5月6日），葭沚诸绅公议该镇殷户平粜事，义仓粜至廿三日为止，中空数日，四月初一（5月17日）起开粜。各家接连而粜，陶寿农、黄崇威及黄沅三家各承接10日，直到五月底。（433）然后由中户分粜一个月。（437）由此可见，黄沅家的资财在当地位居前三。二月初八（3月26日），黄沅长女出嫁，设细菜两席，粗菜85席。（427）十天之内，黄沅家共售米392石，其中包括不敷的30包，系向陶寿农籴来。总共亏洋900余元，均由其父经手。（438）

台州同昌盐号，原由外地人李商承办，本地诸绅一直不满，以为利权外溢。三月下旬，由俞棣生首领，电禀改为由台州六邑集股公办，奉浙江都督批复，准如所请。正式公文尚未到台，俞棣生等即行接手开售。（434、441）而李商虽然已将大盘交付他人，并无亲信夥友在台，未能具体办理交接事宜。所托之人怕吃眼前亏，且无力阻止，仅将簿秤交与新商。黄沅料想将来李商势必多事。据说此事主意皆出诸黄崇威，但其不愿合伙，碍于情面，于600股中仅出10股，本洋仅千元。（442）果然，李商同时赴部呈控，批饬续办，并有正式明文，因而不肯交盘。而台州各地则禁止李商售卖。（444）后来得知李商五月中旬已将同昌总号改名台州盐务公司，并得到部中批准续办临海、仙居、缙云、永康、武义五县盐务，但是电文到台而无效。俞棣生等获浙江都督批准办理台属七邑盐务，李商不肯交盘，俞棣生等只好到海游鼎新总号接盘，其法与同昌接法一样，抛开前商一切盐觔不顾，取其秤来，随行开卖，并禁止鼎新售卖。但鼎新原来只办宁海、天台两县盐务，因而与李商的争拗还将持续。（448）

进入民国，原有的社会权力关系依然延续，士绅的作用还有进一步扩张之势。杭州派驻台州的陆军第50旅共1500人，其中1千人驻郡城，500人驻海门。四月十六日（6月1日），该镇官绅20人假区署宴请该旅57位军官，连同陪客共74人，黄沅也是做东者之一。（437）五月初，因驻扎海门的台防第二营管带诸事过于认真，其防营兼作征兵营办理，勇丁不满管束过严，深为隐恨。端午节有勇丁前往看戏，管带即将看戏者传至罚跪，同类胆大者不服，有40余人即行滋闹，各怀军器，明言赴郡禀诉统领，实欲逃归。并到黄崇威处诉说，要求斥革告状的哨官，而不得革退押束滋事的哨弁。黄崇威恐生意外，一面挽留，一面调停，暂时了结。（440）

清制外官须避籍，改官制后拟废除，民初正式实行，省府州县的大小官员，多由本地人出任。对此一般认为是改善之举，符合宪政精神，黄沅却极为不满，以为乡民大为吃亏。去冬章唤新赴省谋台防帮统，旋言省中谋差最易。五月廿日（7月4日），新任临海知事周六介到郡。（443）随即更换财政、民政等科科员。（449）六月中旬，省委台州新任各官与当地官绅会面，台州地方审判厅推事楼蕴山，绍兴萧山人，拔贡，为人最精明；临海县知事周六介，温州永嘉人；临海县警察长施新初，永康人，均为年约30岁左右的新进。（449）而当时浙江全省担任各县知事者，不少仍是前清的知县知府，在前清候补者，民初仍然候补，只是名目变换而已。（452）

临海俗例，大暑之时，江边堂香客极旺，百余里外者亦来拜佛，唱戏贩卖，向有赌徒聚众赌博。黄崇威因新任知事周六介颇有锋利之名，又初到任，恐赌风大盛，似难为情，邀周梅五出示严禁，不意仍然如旧。于是再邀巡官到现场拿赌。本来巡官打算与周梅五先为到场禁止，若不见效，再为拿办。而周梅五担心与赌徒结怨，只派巡官与保安队8人至江边堂，赌徒误会巡官拿人，先将赌钱收拾，假言被保安队抢去，百余人看巡官将到水塘边，即将其与3名保安队拥落塘中。四人被救起，周梅五饬差会同保安队访拿为首赌徒，不能骤得，即行具文县知事，并邀巡官一同晋郡，亲与知事接洽如何办理。（446-447）后因正凶逃亡在外，只好随便抓一赌徒顶缸。（456）

权力结构的重组使得官场之上与官绅之间的争斗日趋激烈，暗潮汹涌。友人告以“如今世时，皆以言语为刀枪剑吉【戟】，一言而致福，一言而致祸，凡遇说话中，必须格外留心，是为至切。”（442）葭沚镇区官调至海门任警察长，与陶寿农不睦，以致禀控，“其情节多端，乃为孔方不满其意，致相互控。可见状纸无真，水银无假。前有秩序时代，常且如此，何况于今乎？”（432）据称陶寿农私收烟捐，所控已经省署批准。（441）陶寿农被举为商会总理，上峰借警察长禀控劣迹批驳。后又有绅士电禀上峰，所谓葭沚劣董，互相龃龉。（439）浙江都督换成朱瑞后，陶寿农被前海葭镇巡警长盛秉德攻讦之事，已经浙省各司宪批示森严，着宁波地方审判厅讯明办理。现今新规，倘若延宕，即曰有心趋避，即照原呈定拟。陶寿农因未运动确实，不敢赴质。上月有人赴杭，代为运动妥当，于十五日赴甬质讯。陶寿农对于此事开始不为介意，后见省批如斯，即与盛说开，又托人设法让盛与石门县巡警长互调。不意盛过于刁难，不肯赴石门，留在宁波待质。（450）

做官不避籍增强了本地人掌控本地利权的意识。五月，临海议事会开会，提议全省75县各举代表至省，计算各本县钱粮，以年余三分之二拨归地方公费。临海举周载熙、李樵甫二人为代表。其事即由两人发起，尤其李樵甫占主动。（449）而利权所归，也就是利益所在，争夺自不可免。黄崇威所办统捐局，省中亦有撤换之说。黄崇威准备接到正式公文，即行赴省与某致讼。（444）五月底，接办统捐局的朱德侯（兴岳）接到正式明文，而海门各商家以及驻防新军致电省中，言台州统捐章程，仿照温州或甬江办式，不知省中如何回复。继任者可能受到诸多掣肘。黄崇威则拟于朱德侯到台接办后，即行晋省质讯。（445）

黄崇威久有谋办海门厘局之心而不得，后以厘局改为统捐，较抽厘更优，海门一区，每年剩余四万有余。海门统捐一席，浙江省法院陈院长代黄岩朱老先生言妥，已经送稿待发表，不料黄崇威托人携洋4000元请雷莹阁令侄运动得之，令陈院长和朱老先生有失颜面。后陶寿农到省，提议双方名义上合办，每月送朱一二百元作为脩金。而黄崇威以为雷君力大，不肯合办。周平泗返台，与黄崇威谈及浙省官场的黄岩籍人士上则臬司，外则各机关者不少，统捐一事恐有变数。两人筹划，让黄岩人参与台州盐务集股，又让任第六中学教员的黄岩人挂名台州统捐局会办。可是黄岩办盐务者不知系黄崇威暗中相助，黄岩籍教员又不愿挂名会办，在省黄岩人觅黄崇威之短不得，遂借故将其即行撤差，另委浙江都督朱瑞的堂兄弟朱德侯继任。黄崇威邀各商家及新军致电而无效。（450）六月十七日（7月30日），朱德侯抵台接办统捐局，黄崇威拟避往上海，伺机报复，并将家藏快枪运上船中存储，以防不测。总之，无论官场浮沉，官司输赢，还是商场盈亏，背后都有错杂复杂的人脉运作。所以黄沅认为，虽然事有定数，还是尽量不要与人结怨。（452）据说此前陶寿农、黄崇威高见虽佳，凡事半出自周平泗之出谋划策。去冬周平泗避姚梧冈之锋赴瓯，未能留意此事，以致两人行事判断有误。（450）

各种层级的选举是士绅参政的重要形式，而权力的争夺则使会场变成战场。五月初七日（6月21日），选举初级议员，黄崇威意定周载熙、王云梯、周孟东、潘赓藻（云轩）、丁继楹五人，复选时可举周载熙为议员赴省。投票时黄沅未到场，据说到者约数百人，其中保安队勇百余人，而投出的票数却高达万张，较投票者逾20倍。“其所由来者，不言可知。世事如斯，地方安有公理乎？”（447）其时黄崇威家繁华异常，黄沅自警勿效，人生福分，能有几何，以免乐尽悲来。（447）果然，不久黄崇威被免去办理统捐之职，避地沪上。周载熙欲竭力运动坐省议员，因黄崇威不在，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旁人视之能者不为能，不能者不谓不能，抛却红尘，世界便是洞天福地。只求人皆如是心，则争斗之念无，争斗之念无，则厚己之心亦无，厚己之心无，平心中正，何异神仙焉。”（455）

不过，黄沅虽然不满黄崇威等人的为人行事，对于官绅以及士绅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争斗，也不随声附和，有时还会秉公直言。八月，有人捏名秉控黄崇威借保安队为名，勒捐肥己，浙省饬临海县知事查复。作为亲历知情者，黄沅深知上年六庄所办保安队，虽由陶寿农、黄崇威两人经手，其实由陶一人经理，况且此事六庄受益匪浅。邀各庄大小村董前来查询，则并无具名者其人。众人遂愿联名递禀，为其辩诬。黄沅亦允列名。（474）

至于已成定局的革命，黄沅仍然耿耿于怀。有时看到各地投入革命的前清官员在民国政坛上起伏，便会忍不住议论几句，将上年那一套忠孝节义的陈词滥调重复一遍。（462）死于辛亥的山西巡抚陆锺琦是浙江萧山人，其子、妻、仆相继而死，黄沅以为“忠孝节义出于一门，死犹生也”。并将知情者所言山西藩、学、臬在变乱时的表现详加记述，当时该省大小官员或去或逃，不去不逃者，均代民军办公而已。（492）他还详细记述各地浙籍官员的表现，“或忠孝节义俱全，或慷慨捐躯，或赤心报国，均是浙人，千秋之后，非独陆、张之馨香万世，即是浙江人民，均仰余光于无穷也”。（493）

与此相反，革命党人在黄沅眼中则基本是负面形象。仙居县城内外互相纠斗，知事将为首四人拘押。其中有朱益卿，本无赖子，“入泮后由官费送入东洋肄业洋务，因此投入孙中山，革命之所致也”。（484）而同样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的杨子商，上年在上海制造炸弹，失慎毙命。九月间，其灵柩运抵台州，进城之日的当晚，台州泰丰门城墙便倒塌，不知应何征兆。（485）据陶寿农说，孙逸仙在外洋创说革命数十年，上年为大总统时，只行一阴历改为阳历之事耳。（494）

成见既深，民国的各项举措及相应变化鲜有是处。据报载，民国成立一年以来，教育非特毫无进步，且大有一落千丈之势。（521）当地椒江中学改为商业中学，所请教习是日本商学毕业，每年脩金1200元，在台州居首。（435）黄沅的亲戚赴北京就读实业学堂，“现在时事如斯，赴京肄业，多化有用之银钱，置诸无益之地，深为可惜”。（454）新式学堂花费较从前不止二十倍之多。陶寿农长子陶习之在杭肄业，每年须一二千元之巨。（461）[38]对于文明结婚，“好时者以此为新式奇闻，我等可以不必学此，以存其旧为妙”。（487）台州士绅家女子读书，尤其是入女子学堂后，大都不遵从父母之命，要求退婚。黄沅感叹女子不识字为一德，斯言不谬也。（520）

六月三十日（8月12日），黄沅停止订阅《申报》，改订本地的《赤霞报》。“现在报纸所纪各事，实无趣味，今年购取半载，余而详览者不及十纸。今之时世，报纸亦不可不买。海门新出《赤霞报》，倘不向购，颇难为情，彼又自行送下，难于固却，只得购彼一分可也。”（454）黄沅购阅《申报》，从丁酉年起，迄今已有16年之久。《赤霞报》新闻大约将各报消息拾掖而成，全年订价四元五角，所言虽不详，亦有可观之处。（460）而且尽管言事较迟，但免得七日一往海门取报，且每日送来，可谓至便。（461）后该报一度不能正常出刊，八月廿四日（10月4日），由郎翰臣、江梦生代为经理。

尽管黄沅对共和时代诸多不满甚至可以说是心怀敌意，毕竟要面对现实。七月初四（8月16日），在其父的主见下，黄沅家停业已久的庆源典重开店门，再行交易，赴当者数及百千。（455）既然要继续生活，态度不能不有所变化，原来的孙文、孙贼变成孙中山，事实上承认了中华民国，又关注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还沿用报章的说法使用过“辛亥革命”的概念来指称上一年推翻清朝的变乱。（522）九月廿三日（11月1日），购《六法全书》即新刑律，“当今之世，如余等本无所用法律诸书，欲为购买一册者，亦能广于识见耳”。（484-485）

是年黄沅身体欠佳，寒湿颇重，进补甚多，又信风水，其家人也多病，因而日记中记述了不少医理药理医德之事，包括各种参茸补药的药性、药价、药店、服法、疗效等信息。所用名贵药材，价格极高，一般家庭，根本无力负担。乡绅中也有不少人信奉退为良医之说，好讲岐黄之术，实则于医理医道只能纸上谈兵，无俾实用，自以为是或自欺欺人者，难免庸医杀人。临床诊治，还是西医治病见效较快，令黄沅称便。（454）受王俊卿的影响，黄沅认为中国方药较外洋为佳，而外洋跌打损伤及外用药较中国为好。（458）

民初政局动**，外国势力乘虚而入。六月间，一艘英国兵舰驶至海门关外，问以何事，答称浙洋匪氛不靖，来此梭巡。向来外洋兵舰即或进洋，彼此各放21炮，今则不然，驻三天而去，言赴温州。“度其用意，看是处者并无有国，偶然至此而玩耍之。”（448）自七月中旬起，黄沅对纠纷不断的中外关系逐渐关注，七月十七日（8月29日）听陶寿农说外国人在伦敦公议将中国瓜分，“闻言之下，不胜长叹而已。何至中国乃堂堂大国，今至若是，令人悲泪如涌。余自正月以后，有言国事者均不与闻，己亦不言而已。今陶寿翁言及如斯，偶而记之”。在他看来，“以前百姓畏官，官畏洋人。百姓畏官，即是畏君，尚有王法在焉，所以君尊则治，君卑则乱。官畏洋人，恐致交涉，事事退让，国气衰弱而已。今则百姓不畏官而畏洋人，不畏官者，目无王法，所以君卑则乱，畏洋人者，百姓无知焉，知有交涉乃天意焉，其中奥妙深机，非草野所敢言耳”。（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