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把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总不免要对其特点加以思考。然而一旦真正探讨起这个问题来，才发现已有的说法虽有不少，但真正得到学界较为认同的观点其实并不多。由此也可见该问题的难度。在笔者看来，以下几个现象，或许可以为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些许启示。

首先，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对列强欺压和侵略予以自觉回应的现代性思潮和运动，其勃兴、发展和高涨始终都与“日本因素”特别是其连续不断的侵华活动密切相关。长期以来，这样一个似乎相当明显的事实和特点，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全局的角度加以把握者并不多见，从“民族主义”的心理、思想和运动“三位一体”的角度来自觉进行整体性剖析的，就更为少见了。实际上，同为“黄种”，过去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但不为中国所重的日本通过学习西方，成功改变自己被列强欺辱的民族命运，并最终发动甲午战争打败中国，不仅成为刺激中国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勃然兴起的标志性开端，随后大批中国人到日本留学和由日本大量转输西方新式文化资源，还孕育出清末第一批完全自觉的民族主义者。日本在军国主义的支配下加入列强行列，对“同文同种”的中华民族不断实施侵略、掠夺与歧视的残酷打击，可以说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最为重要和持续性的动力来源，同时也塑造了这一民族主义耻愤交加、空前奋发和最终在绝境中通过涅槃获得重生与自信的情感品格和精神素质。“中华民族复兴”这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最具象征性的论题之提出及其思想建设；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觉醒并将“民族性”置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特性之首的重要转变[12]；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普及和认同的基本形成，也都是在“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1935年日本入侵华北和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才得以实现的。

对于日本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关系的研究，美国学者柯博文（Parks M.Coble）1991年出版的《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一书[13]，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该书对国民党政权的有关努力及其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一致关系的审视，尤为难得，不过其探讨的时段主要限于日本大规模侵华时期[14]。最近，有中国学者著文尝试从甲午战后中日关系全局的角度来整体把握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显示出将中日关系的事件史与民族主义的思想史结合起来的可贵自觉[15]。该文以1895、1905、1915、1925、1935、1945年六个关键年度为视点，考察了伴随中日关系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历程，透视了各个时间点民族主义的特征及其与日本因素的关系。当然，这一问题所涉范围极为广泛，难度不小，作者的有些分析似还存在可以商讨的余地，如作者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1905年，就未必妥当；而他认定1945年抗战胜利后这一民族主义就走向了“基本的终结”之结论，恐也难以服人。在笔者看来，此后以“沈崇事件”为标志，以反美帝侵略为主题，以致不少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也都卷入其中的民族主义浪潮，应该才是鲜明地体现了该思潮时代特色和历史功能的终结标志[16]。

其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包含“抗议与建设的两面”，总的说来两者是“相辅相成而不可分割”的关系[17]，但与前述现象相关，它也表现出“反抗”或“抗议”的一面更受关注并凸显、“建设”的一面相对发展不足的特点。“反抗”“抗议”本身，既彰明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防御”性质、政治正当性和激烈悲壮的道义色彩，同时巨大的生存危机对“民族自信力”的本能呼唤，又为“文化民族主义”的繁蘖创造了条件；而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建设”面向的展开，则蕴含了其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复杂胶合的历史多面性及其内在张力。其中“自由民族主义”的思想选择，至今仍是一个亟须重视和深入研究的课题。

由于始终不断的救亡逼迫，对内建设“民族国家”的许多任务不及着手，遑论完成？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建设因此发生现实矛盾乃至思想冲突，实不足怪。但如果仅以此来认识两者之间的历史关系则是偏颇的。从理论上说，民族主义的最终价值根据恰是独立和平等的民主原则，这一点也恰恰体现了两者之间内在的相关性和交叉性；而从历史上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一开始就以激昂的声音呼唤“新国民”，无论是提出“三民”思想的严复，还是鼓吹“新民说”的梁启超，实际上都已成了基于自由民主价值自觉的民族主义思想先驱。

不过，关于“自由民族主义”的提法在西方学术界虽早就存在，国内的研究者在相关民族主义分类中也早有提及，而有关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的系统深入的专题研讨却一直相当缺乏。这与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研究的热闹情形恰成对照。在这方面，许纪霖教授近年发表的《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18]一文，颇值得关注。该文不仅认真梳理了从梁启超到张君劢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而且细致论析了其内部由政治民族主义向文化民族主义演化的思想脉络和该思潮的一些重要特点。其自觉将文化民族主义置于自由主义的框架里而不是以往学界通行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框架下来认识，的确对今人认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质和复杂性有所助益。不过，对于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的研究也不能情绪化，有学者不分时段，也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是一厢情愿地把那顶“理性民族主义”的桂冠戴到那些身份待定且不断游移的所谓“自由民族主义者”头上，这种简单化的做法本身就未必是“理性”的和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

回到“反抗”与“建设”的关系上来。事实上，在有的自由民族主义者看来，自觉、持久、有组织、有准备地“对抗”过程不仅是“建设”即民族建国的前提，甚至其本身就是“建设”的一部分。傅斯年和张君劢等人就都曾具有以“反抗”求“建设”的自觉意识。如日本占领东北后，傅氏就曾激动地声言：“大规模的抵抗便是中国受严格的国民训练之开始。中国之彻底腐败，非借机锻炼一下子不可的。譬如打铁，钢是打出来的。以局势论，这是中国人挺起身子来做人的机会，以力效论这是我们这老大国民再造的机会。打个落花流水，中国人才有翻身之一日。”[19]可见对于傅斯年等人来说，“反抗”只不过是“建设”的一个手段而已。

在民族主义“建设”的面向里，尤其是在强烈不满政治文化现状的“未来取向”的思路中，还会自然出现程度不同的所谓“反传统”倾向问题。明确提出“反传统”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特殊形态”并由此引人深思两者之间“历史”关系的，仍然是罗志田教授（见前引文）。不过对此一断言，笔者虽大体接受，却以为尚需要做点分辨。

在近代受外来列强欺压而又专制严重，缺乏近代民族传统的弱小民族里，民族主义者通常都不会绝对不反“传统”，他们也会干着“以传统反传统”，或确切地说“以此传统反彼传统”，以历史反现实，以“复兴”相号召的事情。但真正思想上自觉的民族主义者，尤其是“文化民族主义”者却一般不笼统地、全方位地、整体性地“激烈反传统”，而是在批评某些传统的同时，又特别自觉、有选择地积极强调、阐发和弘扬主流传统或至少是部分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只有少数强烈认同现代民族国家价值的“政治民族主义”者，在民族危机相对弱化的特定时期，才会有全盘激烈反传统的异常之举，故罗志田称之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特殊形态”，笔者也表示认可。但是，这与有些学者将“激烈反传统”径直归为“文化民族主义”者的认识[20]，实在仍存在差别。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还愿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异同角度，再略做一点发挥。

在笔者看来，若暂不考虑“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的西方来源，仅就两者汉字字面和近代中国人的习惯用法而言，它们当属既有密切关联和重合内涵、又有一定区别的概念。“爱国主义”大体可以与“政治民族主义”的有关诉求相对应，但其也不排斥文化民族主义的有关诉求。由于“民族”（或译为“国族”）主要是一个带有政治性的社会文化范畴，故“民族主义”必然含具一种与生俱来的对其主体历史延续性的固执强调，而“爱国主义”则不。“爱国”主要是一个带有文化性的政治范畴，作为政治范畴的“爱国主义”并不必然要求对“传统”的忠诚。换言之，爱传统和反传统，都可以构成“爱国主义”的表现，但激烈的全面的反传统，即便在当时也难以被“民族主义”同道所容纳，甚至连激烈反传统者自身也不会去进行这种自我身份认同。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批评民族主义或至少不愿认同民族主义价值的人，却可以、也愿意声称自己是一个“爱国者”或不是“非爱国者”的原因[21]。在这方面，五四时期以激烈反传统著称的陈独秀、鲁迅，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鼓吹“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和胡适等，可谓突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激烈和全方位反传统之际，恰恰并不以“民族主义”相标榜（却也不妨以“爱国”自我辩护），而明明自觉地认同于与民主民族建国取向并不必然矛盾的“世界主义”。

在近代中国，如果说改革导向的“国语”运动更多地体现了政治民族主义的文化关怀，那么保守取向的“国学”运动则较多地反映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学术追求和时代特色。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两者之间的差别与联系。

最后，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中，以“中华民族”为主要符号标志，在通常所谓的“大民族”与“小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统一的双重认同并存的局面，这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大现象和特色。这种双重认同曾不免造成一定程度的政治困扰，不过在抗日战争的血火洗礼中，其整体认同最终还是得以形成并不断趋于巩固。值得指出的是，在国共两党之间，对于“中华民族”的理解也曾有所差别。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中的蒋介石一系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曾一度机械地按照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将整个中华民国的国民全体称之为“中华民族”的同时，把国内包括汉族在内，自清末以来特别是民国之初即已普遍取得现代“民族”称谓和身份的各少数民族[22]转称为“宗族”，结果遭到许多抵制；相比之下，中共在基于长期历史文化和血缘交流关系的政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概念，似更显政治智慧[23]；而潘光旦等一些社会学家在介于“种族”和“国家”之间互动内涵的“民族”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概念，则表现出中国特色的学理创造性[24]。当然，也还存在着其他的一些理解。不过，不管当时作为认同主体的中国人所秉持的“民族”概念有何差别，也不论学者们对此认同过程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华民族”的共同符号的确最终成了现代中国各民族普遍认同的身份象征，完全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也终于诞生。这无疑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一个最为重要的政治成果。

在“中华民族”的现代认同问题上，笔者不太赞同那些过于夸大认同者的主观人为性“建构”努力，而较为轻视历史文化重要影响和制约因素的认识倾向。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意义上的少数“民族”，许多也曾具有双重“民族”认同的历史，一方面他们要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权，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和文化，另一方面又无不想或实际上入主内地和中原，接受或至少是部分接受汉族的制度和文化，从而表现出对包含庞大汉族在内的“大中国”的认同。这一点，在满族建立的清代的历史中体现得最为充分。雍正皇帝亲撰并发布的《大义觉迷录》可谓这种双重认同的绝佳文本。清末当西方现代“民族”观念传入中国之初，不仅在梁启超、杨度等汉族知识分子那里激起一种各民族基础上建成“大民族”共同体的构想，在一些少数民族的留日学生那里，也同时出现过类似的观念，这种现象便实在绝非偶然[25]，它对把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历史基础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