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这一认同符号的形成、确立及其内含的一体性观念之萌生、演变与社会化传播，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实际认同在清末民国时期已然奠定了最为重要的基础，完成了实质性任务，但却并没有终结这一过程。就各少数民族的认同来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整合，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该过程至今也仍然处在某种延续和自觉深化之中。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泛播扬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到90年代后激**神州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强音里，我们都分明可以听到此一认同进程的历史回声。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作为一个关切自己民族国家乃至人类前途的中国人，当他回望近代中国的坎坷命运，品味“亡国焦虑”与“再生渴望”的国人心态史的时候，定能强烈感受到那种平等一体的主导型中华民族观念及其认同的来之不易，从而备感珍惜。在当今中国，强化中华民族或中华国族的整体认同，无疑仍是时代的使命和当务之急，而与此同时，自觉而有效地维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努力保持各民族的文化个性和多样化发展，也同样是迫切而持久的需求——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张力与平衡，实在既需要国人平静的理性、深入的调研，又需要长远的眼光和智慧的创造。

从以上关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政治学与人类学视角的歧异和矛盾，也能见及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与影响。而要想真正处理好国内民族问题，包括与国外民族的交往问题，不妨说又期待着思想者和实践者同时拥有政治学与人类学的双重关切与复合智慧，去积极探寻同政治一体格局相互涵容、既着眼于长远而又切实有效的文化融合之道。实际上，不仅是民族问题，还有环境问题、边疆问题等诸如此类问题，都需要我们既坦诚地面对现实，又要理性地反思过去和清醒地面向未来。唯有在与历史不懈的对话之中，自觉求取和保持一种多元一体、团结统一、人文是尚、和谐发展的民族格局，未来才有可期。国家的命运与人类的前途，端赖于是。这，就是笔者多年研究近代中国有关“中华民族”观念之后，最后想要表达的一点感悟。

[1] 吴无忌编：《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413页。

[2] Raymond Williams，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London，Fontana，1983，pp.213-214.

[3] George Gordon Coulton，Nationalism in the Middle Ages，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Vol.5，1935/1937，pp.15-40.转引自方维规：《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及相关核心概念通考》，孙江、陈力卫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二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8页。

[4] 方维规：《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及相关核心概念通考》，孙江、陈力卫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二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8—11页。

[5] Anthony D.Smith，National Identity，London，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1991，pp.9-11、14-15.本文对安东尼·史密斯观点的摘录部分，也可参见马戎：《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笔者最早得以关注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学说，实受到马戎先生此文的启发。

[6] Anthony D.Smith，National Identity，London，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1991，p.14.

[7] Anthony D.Smith，National Identity，London，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1991，p.15.

[8] Anthony D.Smith，National Identity，London，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1991，pp.14-15.

[9] 如朱伦先生就主张译“nation”为“国民”，见朱伦：《人们共同体的多样性及其认识论》，《世界民族》2000年第1期。这里转见于马戎：《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10] 黄兴涛：《“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

[11] 黄敏兰：《学术救国——知识分子历史观与中国政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12] 参见方维规：《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及相关核心概念通考》，孙江、陈力卫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二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2—37页。

[13] 关于nation与state的差别及其常被混淆的原因，石元康在《民族与民族自决》一文中曾做解释。他指出，在英文中，nation与state是两个不同的字，许多人认为它们为同义词是不对的。“由于state这个字在英文中不能变化为形容词，所以当我们在英文中要说‘国家的’时候，我们就常用national这个字，例如national insurance，national debt等。但是，有些例子又显示出，nation与state是含有不同意义的字，否则英文中就不应该出现nation-state这个词了。……如果它们是完全同义的话，民族主义的问题，一个民族应该建造一个国家也就不会发生了。”见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52页。实际上，只就“国家”而言，英文中的country主要是从地域和住民的角度去谈，state是从行政管理和机构运行的角度去谈，而nation则是从民族的角度去谈。

[14] 见Anthony D.Smith，National Identity，London，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1991.本文对安东尼·史密斯观点的摘录部分，也可参见马戎：《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15] 李大钊：《人种问题》，《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7页。这种“文化的”民族观在民国时期相当普遍，属于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认识。后来徐文珊的《中华民族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30—37页）一书对此亦有系统总结。他认为组成“民族”有三要素：血缘、地缘、文化缘。“人们心理上对先天的血缘地缘的相异，远不如后天文化相异的印象鲜明而深刻，并且是多方面的。而血统的同异则仅是肤色和体格的差异，不足构成民族间鸿沟之界。惟有言语、文化、生活习惯、食衣住行、文化思想等等，才是民族间显然的界限，合作的障碍。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实在是民族的灵魂。”

[16] 关于“民族”概念的分歧，可参见魏鸿鸣、张谋、马守正：《建国五十年来关于民族概念的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年第2期。另见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Oxford，Basil Blackwell，1983.

[17] 见张大东：《中华民族发展史大纲》，军训部西南游击干训班1941年2月印，第二章第二节“中华民族释义”，第21—22页。另，张书1942年9月又曾在桂林由文化供应社印行，署名“张旭光著”，书名也略有差异，为《中华民族发展史纲》。

[18] 见张大东：《中华民族发展史大纲》，军训部西南游击干训班1941年2月印，第二章第二节“中华民族释义”，第22—23页。

[19] 本书第二章所引1918年《民国日报》社论《吾人对于民国七年之希望》对中国“世界主义”传统的称赞，以及与“中华民族”观念的有机联结，就是很好的说明。

[20]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Revised Edition，Verso，1991；or London，1983.安德森全书的看法其实远比今人常引述的要复杂。但其最出彩而引人注目的还是在于其“想象共同体”的观点。该观点影响很大，被广泛引用。国内早已有了中文译本。另可参见尹健次著，武尚清译：《近代日本的民族认同》，《民族译丛》（京）1994年第6期。其实，与其说“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不如说它是带有“想象”性因素或成分且这种因素或成分在其中发挥特殊重要作用的共同体。参见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21] 陈先达：《漫步遐思》，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页。

[22] 陈先达：《静园论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23] 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