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知抗战时期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时候，国共之间存在着分歧并进行斗争一点固然需要重视，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使用和认同“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性称谓，也就是将“中华民族”作为所有中国人的集体身份认同标志，表明各族人民共同的命运和目标，以便与共同的外来民族敌人战斗到底这一无可置疑的凝聚符号一点上，国共双方又是完全一致的，且彼此相互支持。尤其是国共合作宣言等一系列震动全国、激动人心的政治文件中对于“中华民族”概念的共同使用和对全民族“整个性”的一致强调，它们对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认同所产生的影响，更是不能低估。

1937年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将起草好的“国共合作宣言”正式交付国民党。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形式将其公开发表。这一简短的宣言，竟在全民族整体的意义上四次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强调国共合作对于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前途，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认为它使得“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创设”，并**万丈地呼吁：“寇深矣！祸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地团结啊！我们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145]

对此一宣言，国民党中央社还特地加了按语，强调说明：“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初次回应中共合作建议的著名“庐山讲话”中，也明确强调了“中华民族”观念。他沉痛地表示：“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146]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对于来之不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中华民族的意义，更是豪情满怀地宣称：“现在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明白：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一百年来受人欺凌、侮辱、侵略、压迫，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那种难堪的奴辱地位，是改变过来了。全中国人手执武器走上了民族自卫战争的战场，全中国的最后胜利，即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曙光，已经发现了。”[147]

这些曾经使处在亡国灭种关头的中国人激动不已的宣言、决议和讲话，对于国人“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凝聚、强化之意义，实在不容忽视。因为全国各族人民从中清楚地看到，国共这对生死搏斗十年的冤家对头，正是在“中华民族”这面神圣的旗帜下停止了内战，再次开始了合作。这一事实，不仅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族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促进了现实的民族融合，而且其本身还被视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某种象征。正如两年后《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中所指出的：“中外人士皆认此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主要根据；此不仅为两党同志之光荣，抑且显示中华民族之伟大。因此，凡关心中华民族命运者，无不企盼国共两党之巩固的与长期的合作。”[148]

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来说，它也正是以抗战特别是国共合作为契机，更加坚定地举起了“中华民族”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旗，并从文化之根上开始树立起自己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其根本利益和诉求的可靠代表者，以及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革命者形象，从而为自己的事业赢得了更多知识分子的支持。[149]此后，当它发出“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进步之力量……反共即反对中华民族解放之事业”，[150]中共之“所以产生，所以发展，所以没有人能把它取消得掉，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这样一个政党，犹之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一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一样”[151]这类宣言时，也才能显得更加的自然而然和气壮如牛。

抗战时期及其前后，正如我们在前文已经略有提及的，社会上广泛流行、国共两党乃至其他爱国的政治派别和文化集团都普遍认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救亡”和前面已多谈及的“民族复兴”，乃至“民族英雄”和“民族败类”等概念，其中的“民族”，指的也多是全民族总体意义的“中华民族”，借用当今有的民族学者的说法，即为“宏观民族单位”而不单指某一具体的“基本民族单位”。[152]这一政治和思想文化史的事实同时也表明，从整个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无论是单一性还是复合性民族共同体）的角度来考虑全局问题，此时已经基本内化为中国许多政治家、知识分子乃至一般中国人致思国内民族命运的思维习惯了。

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一位研究西藏问题的学者曾从国民政府的角度，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发展加以总结说：“自（民国）十二年一直到现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渐渐成熟，尤其是九一八以后，国人对这种观念尤为明了，且求之甚切！所以民国十二年到现在才是中华民族萌芽的时期。”[153]其关于“中华民族萌芽时期”的观点，当然可以商榷，因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成熟，毕竟还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他关于“中华民族的思想”社会化发展成熟期的看法，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相当真切的观察。1939年底，一位回族知识分子也曾深深地感到：“卢沟桥的炮火已经把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条心融冶成一座坚实的牢固不破的整体”了。[154]这个由各阶层、各民族所共同构筑成的“心”体，也就是基于“中华民族”共同命运和整体观念认同的那种情感统一体。所以有学者正确地指出：“从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功用而言，中华民族符号系统里还没有超过抗日战争的。”[155]

人们常说，是抗日战争重新再造和锻铸了中华民族。诚然。实际上最终把一体化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牢固地确立在最为广大的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侨的脑中与心中的，也是这场持久而壮烈的抗日战争。

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之后，在现代中华民族观念问题上，尽管蒋介石一系国民党官方的观点借助媒体强势，一度声音较大，但在国民党内有关的认识既不统一，而在全国各种不同政治势力之间，彼此的理解更有不尽一致之处，因此最终在中国，关于“中华民族”的社会化认知，其实仍然是一种多方互动的结果。在这方面，共产党、国民党、其他民主党派以及各少数民族精英之间，就“少数民族”这一概念的认知与使用达成某种妥协性共识，最后将承认各少数民族为“民族”的条文正式列入《中华民国宪法》之中，可以视为这一“多方互动”说最为典型而有力的证明。

据杨思机、金炳镐等学者研究，“少数民族”一词，早在1905年就曾在汉语里出现，汪精卫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已有较早的使用（载《民报》1905第1期）。它最初服务于“排满”革命的浪潮，以显示作为多数民族的汉族的“排满”的正当性。从1919年开始，“少数民族”被用来对译英文中的minority，以描述欧洲民族问题。国民革命时期，它又和从共产国际“被压迫民族”概念转化而来的“弱小民族”一起，被国共两党用作为非汉民族的泛称。中共首次在自己的文件中使用“少数民族”概念是在1926年，此后的使用日益广泛并逐渐固定化。但国民党蒋介石系因为坚持执单一民族论的“中华民族”说，不愿称各民族为“民族”，故一度也不愿或忌讳使用“少数民族”一词。1939年3月，由陈立夫任部长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还曾一度下令禁止使用“少数民族”名称。1942年，国民政府正式将“少数民族”改称“边疆民族”，意为中华民族在边疆之部分，简称“边民”“边胞”。[156]这显然体现了蒋介石的意志。然而与此同时，抗战时期的中共因坚持复合性民族的“中华民族”观，对“少数民族”概念的使用却更加自觉而坚定，并通过战后的积极宣传，影响到民主党派和少数民族人士的自我认识，最终迫使国民党内原来反对承认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的人如蒋介石、傅斯年等，也不得不被动使用这一名词，被迫接受其为“民族”的说法。

抗战胜利后，“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声浪日高，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将其作为自己明确的民族政策主张加以倡导，发挥了重要的政治推动作用。1946年1月15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其中“地方自治”一节就明确表示：“在少数民族区域，应承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157]1月25日，政协会议通过了关于宪草问题协议，议定在宪法修改原则中，关于人民权力的部分有一条规定：“聚居于一定地方之少数民族，应保障其自治权。”次日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虽没有提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权，但却也规定“边疆少数民族”可以在各自治地方按民族比例参政。值得注意的是，两者都明确使用了“少数民族”概念。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其党内虽有人如张其昀等仍强烈反对使用“少数民族”的名词[158]，但会议最终的决议还是承认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也就是说，抗战胜利之后，被迫恢复承认国内各“民族”存在、允许其在同一个区域内平等参政，但却不准以民族为单位划分行政区划，成为当时国民党逐渐修正、以应对时局的政策立场。[159]

1946年11月至12月，国民政府组织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共产党和民盟代表均未参会。会上，各少数民族的代表不仅积极争取自身的民族权力，要求自治，而且主动接受并开始习惯以“少数民族”自称。他们呼吁把各少数民族的名称写入宪法，主张“宪法上应承认少数民族的地位”[160]，甚至还彼此联合起来，以“少数民族”的名义，共同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如在国大会议上，由蒋介石本人邀请的满族代表溥儒就联合各少数民族代表34人，共同完成了一份提案，吁请政府明令禁止那些刊载有“污蔑国内各少数民族”内容的书刊和影剧的刊行与出演。[161]由此可见，此时的“少数民族”已经由他称完全转变为自我认同的重要符号了。与此同时，面对少数民族人士不容置疑的“民族”及其“自治”诉求，原来一度强烈反对称各少数民族为“民族”的傅斯年等人，此次国民大会上竟也出人意料地撰文主动承认各少数民族为“民族”，强调“中华民国内最大多数人——汉人——有在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提携少数民族的义务，不特平等而已”，并建议宪法中给予蒙古族充分的参政权。[162]甚至连蒋介石本人，在国会期间也被《大公报》报道称其使用了“少数民族”概念。[163]由此可见当时的舆论氛围之一斑。

1946年12月25日，制宪国大通过并于次年元旦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其中有关民族问题的条款，最终并没有体现蒋介石原“宗族论”倾向的看法。如第一章“总纲”的第五条就明确写“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它不仅明确承认了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民族”地位，甚至连1936年公布的“五五宪草”中关于“中华国族”的提法，也被删除，这显然是被动接受了此前中共主张的影响，部分地遵从了少数民族代表意愿的结果。至此，可以说，蒋介石以“宗族论”为基础的“中华民族”观基本上是失败了，或者说连他自己也不得不被迫放弃了。这一点提醒今天的研究者们，以往学界把蒋介石的“宗族论”视为整个民国时期国民党民族政策的全部或基石，视其1942年至1946年间公开鼓吹的“宗族论”之中华民族观为整个民国时期主导型的中华民族观念，肯定有误。

1948年，叶绍钧等人所编的小学教材《中国的民族》一书，其有关表述在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观念的社会化传播方面，具有某种体现前此蒋介石国民政府官方意志的总结性意义，但也注意到有限反映某些一般的社会共识，以便能与后者保持一种相对的协调或平衡，或至少不与之公然冲突。该书为中华书局所出版的“中华文库”小学教材系列的第一集，专供小学高年级学生使用。在这本专门化的全国通行的正规教材中，关于“民族”的定义，编者采用了孙中山以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五种“自然力”综合形成的人类集团之看法，同时强调民族是一种有别于国家这种“政治机关”的“社会集团”，也就是特别凸显民族的“社会性”或“文化性”。而关于“中国的民族成分”，也即“我们中国，究竟只有一个民族呢？还是有几个民族”的问题，该书则做出了如下回答：

中国从古到今，时常由一个民族作主干的。其他的民族起先和这主要的民族互相竞争，或竟征服这主要民族；但是到后来反被这主要民族同化了，混合成一个新的民族。

就这种历史的趋势看来，中国的民族是一个继续扩大的单一民族，我们可以叫他做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就现状而言，还可以分为几族，就是汉族、满族、回族、蒙族、藏族和南方各族。这几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164]

作者在书中并未明确否认各族为“民族”，而是在历史和现实两方面都曲折地予以承认。[165]因为从古至今，既有“主干民族”，必有“枝干民族”。其在分别介绍各族的情况时，事实上也是按人口、居地、生活、语言文字、宗教风俗等通常所谓的民族构成因素来逐一展开的，书中还就“中国地理与民族分布的关系”等问题，谈到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和彼此仍然存在着的差异问题。但在具体表述时，又不得不小心谨慎地体现国民政府的政治意旨，往往回避直称某族为“民族”，并且明确强调其“历史的趋势”和前途，乃是各民族不断与主干民族化合后形成的“单一民族”——中华民族。作者指出：“中国的民族分布，总括起来，可以分作两大组：第一组是汉族、满族和其他各族的一部分，大家都把汉族做中心融成了一片。第二组是蒙、回、藏和南方各族，大家都保守着自己的生活、语言、风俗等等，和汉族很有不同。这个原因大概是为了各族的进化先后不同；但和地理的情形，也有重大的关系。”[166]书中强调“中华民族的主要部分是汉族”，并大略勾勒了历史上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不断“混合”的特点，认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不绝的发展和不绝的融合”，而每经过一次“民族大混合”，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就“添进了不少新鲜的成分”。[167]

在《我们的民族》一书的最后一节里，作者还谈到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作为“弱小民族”受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压迫的悲惨遭遇，以及“中华民族誓死抗战”，最终提高国际地位、获得全民族解放的光辉历史。该书的结束语这样写道：

从今以后，包含在中华民族中的各成分，就是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及南方各族，要更能融和，更能团结，化合为真正平等自由的中华民族。[168]

显然，该书还保留了国民政府某种“汉化”论的民族偏见和陈述中的内在矛盾，但同时它也清楚地表明，作为一个人类学和民族学意义上的概念之“中华民族”，当时仍处于一种既完成而又未最终完成的复杂状态，寄托着某种立足现实的国家信念和民族理想。

实际上，就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的主流而言，这种“既完成而又未完成”的矛盾意识，乃潜藏在许多思想者的内心深处，并贯穿于整个清末民国时期。一方面，作为以汉族为主体，国内各民族组合而成的一体性复合式大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其根本基础也即主要表现为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国族”（nation）或“中华国族”已然奠定，并正向着进一步的文化融合方向发展，这是确然无疑的现实；但那种在“中华国族”的政治基础上，经过中国各民族文化真正涵化融汇、“化合”而成的人类学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化过程，最终形成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中华民族”，当时却被许多人认为还是一种正在追求、根基已备但尚未能完全彻底实现的“理想”目标，它不过呈现出一种“历史和现实的趋势”而已，因此尚需要国家自觉的建设，以及各族人民共同的努力。这种核心意识，在清末民国时代实具有某种历史的象征性，它不妨说集中体现了那种“一般思想史”意义上的、实现传统民族和国家更生再造的近代中国之思想和精神遗产，当然是值得反思的遗产。

[1] 比如，当时涉及“中华民族”观念的著名广播讲演就有：罗家伦1933年初题为《中华民族生存之路》的讲演（《大公报》1933年2月29日）；林森1938年2月20日的讲演《中华民族的正气》（《路向》1938年第4期），等等。

[2] 可见许可经作曲：《救亡歌曲集》，重庆，个人刊，1937年11月初版。

[3] 可见何立山编选：《民族呼声集》（最新歌选），山东歌曲研究会，1937年4月初版，1937年5月再版。其中第一首即为《中华民族不会亡》。王文度编的《军民抗战歌曲》第2辑（救亡出版社1938年5月版），其所收第一首歌曲也是它。当时的抗战歌曲有几千首，含有“中华民族”一词者，实无计其数。

[4] 张大东：《中华民族发展史大纲》“编者大意”，军训部西南游击干训班1941年2月印。

[5] 施瑛：《中国民族史讲话》，世界书局1934年11月版，第一章“总说”，“小引”，第1—2页。引文中的横线系原文所有。1945年本书曾由世界书局重版，文字略有改动。

[6] 此前，南京国民政府在《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社会》有关历史部分，就要求学生掌握“中华民族的演进”等知识。转见杨梅：《“中华民族”概念在民国教科书中如何演变》，《中华读书报》2016年11月23日。

[7] 谢康：《民族学与中华民族的认识》，《建设研究》1940年第3卷第3期。

[8] 谢康：《民族学与中华民族的认识》，《建设研究》1940年第3卷第3期。

[9] 顾颉刚：《中华民族的团结》，《申报·星期论坛》1937年1月10日。

[10]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266页。

[11] 顾颉刚：《西北回民应有之觉悟及其责任》，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1页。

[12] 顾颉刚：《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1937年11月7日为伊斯兰学会同人讲演，《西北文化》1947年5月15日创刊号。

[13] 顾颉刚：《西北回民应有之觉悟及其责任》，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1页。

[14] 顾颉刚为《禹贡》半月刊所写的《纪念辞》，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15] 齐思和：《民族与种族》，《禹贡》第7卷第1—3合期，1937年。

[16]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17]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18]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边疆周刊》第19期，1939年5月1日。

[19] 鲁格夫尔：《来函两封》，《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1期，1939年5月15日。

[20] 上述有关响应顾文的总体情形，可参见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部分亦可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3—298页。

[21] 徐虚生（徐旭生自署名）：《用历史的观点对鲁格尔夫先生说几句话》，《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4期，1939年6月12日。

[22] 《来函两封》“编者按”，《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1期，1939年5月15日。

[23]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0期，1939年5月8日。也见顾颉刚同文另名文章：《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西北通讯》1947年第2期。

[24]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0期，1939年5月8日。

[25]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

[26]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

[27]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

[28] 以上所引翦伯赞对顾颉刚的批评内容，均见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中苏文化》第6卷第1期，1940年。

[29] 杨成志：《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青年中国季刊》1939年第1期。

[30] 杨成志：《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青年中国季刊》1939年第1期。

[31] 杨成志：《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青年中国季刊》1939年第1期。

[32] 胡体乾：《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新动向》第2卷第10期，1939年6月30日。

[33] 胡体乾：《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新动向》第2卷第10期，1939年6月30日。

[34] 胡体乾：《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新动向》第2卷第10期，1939年6月30日。

[35] 胡体乾：《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新动向》第2卷第10期，1939年6月30日。

[36]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西北通讯》1947年第1期。编者按语附在该文之后。

[37] 张清云笔记：《由西藏返京后的感想——黄专使慕松在蒙藏学校演词》，《边事研究》1935年3月第1卷第4期。此条材料系杨思机博士先期发现和使用，参见杨思机：《指称与实体：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84页。

[38] 赖希如（1899—1975），又名赖先声。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共产党。国共合作时期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曾任中共潮梅特委书记，国民党潮梅特委主席。1927年后脱离中共，由国民党出资赴法留学，获巴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33年回国后任教于大学。抗战期间，再度加入国民党。

[39] 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独立评论》第181号，1935年12月。

[40] 比傅斯年发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稍早，某一中学校刊也曾撰文表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决不许任何人稍有携离，携离便是民族的罪人。打破民族的统一，便会斲伤国家的命脉……”见欧阳薇：《一九三六年的中华民族及中学生》，《一中校刊》1935年第3—4期。

[41] 楚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现代青年》1936年第5卷第3期。

[42] 瀚：《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圣公会报》1936年1月第29卷第1期。

[43] 有关内容，可见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205页。

[44] 《傅斯年致朱家骅、杭立武》，该信全文见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七），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207页。主要内容，前引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一文已经谈到过。

[45] 王庆仁、索文清编的《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所附的“吴文藻著译目录”里，未收录此文。直到最近几年，笔者才见到有人提及此文。除杨思机博士2010年在其博士论文《指称与实体：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中对此文内容有较详细介绍外，王炳根的《吴文藻与民国时期“民族问题”论战》（《中华读书报》2013年5月1日）一文，也专门评述过此文内容。不过笔者以为，此文内涵还可以进一步解读，尤其是在对其“文化多元”和汉语、汉文化关系思想的把握和理解方面。

[46] 吴文藻：《论边疆教育》，《益世周报》第2卷第10期，1939年3月17日。

[47] 吴文藻：《论边疆教育》，《益世周报》第2卷第10期，1939年3月17日。

[48] 吴文藻：《论边疆教育》，《益世周报》第2卷第10期，1939年3月17日。

[49]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1942年第1卷第5—6合期。

[50] 吴文藻在《边政学发凡》一文中，明确提出“政治学”和“人类学”的两种建设路向，自觉摈弃人类学的“殖民主义”色彩，呼吁建设服务于中国、“以资政为要”的边政学，实际上表达的是以应用人类学为理论框架、整合政治学观点的边政观。可见他也多少受到傅斯年等批评的影响，带有思想互动后的反思特点。

[51] 关于苏联的民族体制，可以参见郝时远：《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及其在苏联的实践》，《类族辨物：“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中西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3—295页。

[52] 比如，20世纪90年代，新一代民族学的翘楚纳日碧力戈等在新的背景下重提“文化多元”与“政治一体”，并认为“多元一体”论中“‘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应当表述为‘文化多元’与‘政治一体’的关系”时，就不曾提及早年吴文藻的这一发明（见纳日碧力戈：《民族与民族概念再辨正》，《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当时，民族学界大多尚不了解吴文藻《论边疆教育》一文及其内容，故此并不足怪。不过就具体内容而言，纳日碧力戈的观点与吴文藻此文的看法，也还存在差别（比如在对待汉文化的问题上）。

[53] 汪少伦：《中华民族的意义》，《国是公论》第13期，1938年。汪少伦（1902—1982），安徽桐城人。早年加入共产党，后脱党加入国民党。曾留学日本和德国，学习教育学。回国后，曾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兼公民训育系主任。1940年后，曾任安徽省教育厅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后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著有《民族哲学大纲》《中国之路》等。

[54] 朱家骅：《抗战两年来的教训》，王韦均、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版，第468—469页。

[55] 萧一山：《中华民族问题》，《中央周刊》1939年第1卷第26—27合期。

[56] 姚江滨：《论中华民族》，《民族公论》1940年第3期。作者姚江滨，生平不详，1938年9月发起成立中国大众文化社，任社长，曾致函国民政府社会部，呈请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中带虫兽偏旁的现象。意见被采纳。可见他大体是一个关心中华民族问题的民间思想家。

[57] 姚江滨：《论中华民族》，《民族公论》1940年第3期。

[58] 陈子怡：《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一耶？二耶？》，《西北史地季刊》1938年第1卷第1期。

[59] 可参见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2002年。

[60] 陈子怡：《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一耶？二耶？》，《西北史地季刊》1938年第1卷第1期。

[61] 陈子怡：《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一耶？二耶？》，《西北史地季刊》1938年第1卷第1期。。

[62] 胡石青的《蒙藏民族是否炎黄子孙》（《经世》1937年第1卷第8期）一文，认为西藏人是炎帝的纯血子孙，蒙古人是黄帝比较纯血的子孙，汉族则是炎黄混合的混血子孙。民国以来的五族共和，未曾把各族的源流考明白，硬把各民族划出界线来，是错误的。帝国主义者遂得以借此挑拨离间。黄籀青的《西藏民族是黄帝子孙之后裔说》（《人文月刊》1937年8卷2期）一文，则认为黄帝入主中原之前曾发祥于西藏地区，并在此繁衍后代。西藏地名、语言文字，乃至冠服之制、佩带之章、相见之礼、歌舞之节、等级之分等，都与中国古代有相通之处。甚至认为：“我民族之来源于此，四千年前是一家，汉藏不分，一万里外同中国，重联同气，声光震耀全球。共树国威，民族纵横四海。”此两文虽反映了当时“中华民族”一体观念的强烈影响，但其所论说从纯学术角度而言，则多信口无征、牵强附会之处。

[63] 熊十力：《中国历史讲话》，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2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22、659、645—646页。《中国历史讲话》一书1938年最初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石印，1940年又分别由正中书局和黄埔出版社重版。

[64] 《熊十力全集》第2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34页。

[65] 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高层人士，抗战期间就习惯使用“黄帝子孙”一词。如1937年《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即有“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等语。此不备举。

[66] 利用有关晚清和民国报刊篇目数据库，特别是《申报》数据库，也能对此印象给以初步的证实，但由于数据库目前均不完善，数字很难精确。此略。感谢李爱军、朱星星在这方面的帮助。

[67] “泛血缘认同”的提法，笔者系得之于李乔先生的启发，他强调“炎黄子孙”之类的说法是历史形成的，应予尊重和正确界定。因为它“只是一种泛血缘意义和文化象征意义上的称谓”而已，其中，文化象征意义甚至占的比重更大。见李乔：《关于“炎黄子孙”这个词》，《北京观察》2010年第7期。

[68] 何国雄：《谈中华民族》，《文化动员》1939年第1卷第7—8合期。

[69] 1939年8月15日行政院吕字第9222号文件。转见黄奋生：《抗战以来之边疆》，史学书局1944年版，第61—62页。其实，按“现在行政区划之地名”来称呼少数民族区域之人的建议，早在1935年10月近代史家郑鹤声就曾提出过，见其文《应如何从历史教学上发扬中华民族之精神》，《教与学》第1卷第4期。

[70] 著名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研究者陈志良1940年至1942年就发表和出版了大量关于“广西特种部族”的论著。如《广西特种部族的新年》（《公余生活》1940年第3卷第8—9期），《广西特种部族的舞蹈与音乐》（《说文月刊》1940年第2卷）等论文，以及流传很广的编著《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科学印刷厂1942年版）等。至于当时报纸杂志上称西南少数民族为“部族”者，就更多不胜举了。

[71] 雷宾南：《民族的概念分析》，《新社会半月刊》1933年第2卷第7期。杨思机的博士学位论文《指称与实体：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00页）已先提及雷氏的有关思想。

[72] 毛起鵕、刘鸿焕编：《我们的国族》，独立出版社1942年印行，第50页。

[73] 毛起鵕：《民族、种族、国族》，《军事与政治》1942年第2卷第5期。在该文中，毛起鵕同时又强调，中国的各族“彼此同一血缘者多，而非同一血缘者少”，因此严格说来，“以之比拟于西方国家中了【的】所谓部族（nationalities）或所谓少数民族（minorities），均属不伦”。

[74]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中央训练团1943年版，第2页。

[75] 毛起鵕、刘鸿焕编：《我们的国族》，独立出版社1942年印行，第3—4页。

[76] 可能因为顾颉刚抗战时期的有关思想和学术态度较能体现国民政府意愿的缘故，蒋介石1941年7月10日和17日的日记中，曾记录他预定要约见顾颉刚，以及钱穆、熊十力和冯友兰“谈话”之事（《蒋中正日记》（未刊本），1941年7月10日、7月17日）。从《顾颉刚日记》来看，1941年7月13日，在朱家骅等的安排下，顾氏的确与陈立夫、陈布雷等一道到黄山谒见过蒋介石。不过所谈为“经学”和“整理中国古籍事”（《顾颉刚日记》第4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557页）。似未及“民族”问题，否则以顾颉刚性格，不会没有记录。此前日记中就多次记录过有关事情。

[77] 中国国民党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笔者2003年年底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得见此书1942年8月版的单行本时，同时获知，30多年之后，得到国民政府重视的陈大络《中华民族融合历程考述》（1979年台湾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印、发行）一书，仍以“先总统蒋公训词”的名义，专门将此讲话列在其书首，不无感慨。该书还特别设有《中华民族血统之合流》一章。可见国民党的主流观点或至此未变（张知本、梁寒超等国民党大老曾分别为陈大络的书作序，刊登在台湾《中央日报》和《中华日报》上，均认为其“立论正确”，堪称有意义之作。时张知本已95岁，“将届期颐，不欲为文；唯嘉其诚，勉为序焉”。

[78] 蒋介石不仅在1939年开始否认“回族”为一个“民族”，而且将昔日孙中山“回教虽众，大多汉人”的观点推到极端，认为“中国的回教，是汉族信仰回教”，似乎连其“种族”身份也一并否定了。（《蒋委员长对回教代表训词》，《回教论坛》第2卷第2期，1939年7月30日）

[79] 可分别见《中央日报》1943年2月1日社论《“中国之命运”》和罗刚《读〈中国之命运〉》（《中央日报》1943年4月27日）。这一点请参见杨思机：《指称与实体：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4章第2节“蒋介石的宗族论”，第211页。

[80] 1949年后，黄奋生任教于西北大学，西北民族学院和兰州大学历史系，讲授边疆民族问题。又出版有《藏族史略》（1985年）等。见南海：《杰出的蒙藏研究开拓者——记黄奋生教授》，http://www.xbmu.edu.cn/frontContent.action？siteId=1&articleClassId=116&articleId=232。

[81] 黄奋生：《“中国之命运”与新民族政策》，《新中华》复刊第2卷第2期，1944年2月。在本文结论部分，黄氏继续强调：“‘宗族’名称的建立，既符合中国的史实，又关系中华民族之团结甚大”，且与孙中山所称的“民族”相比，“其意义相同，而后者的命名更为明了易解，不致为人误用”云云。

[82] 杨思机的博士学位论文《指称与实体：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对蒋介石“宗族论”出笼后各方反应的论述详细而深入，涉及人物和评论亦多，有关岑家梧、曹树勋、罗常培，陈国钧、金毓黻、姚薇元和汪通祺等的具体评论，均可以参见该论文第211—232页。另外，金毓黼的观点，可另见其论文《中华民族与东北》，《东北集刊》第6期，1944年1月。

[83] 罗家伦：《新民族观》，商务印书馆1946年2月初版，第55、29页。

[84] 岑家梧：《论民族与宗族》，《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4期。

[85] 金毓黻：《中华民族与东北》，《东北集刊》第6期，1944年1月。

[86] 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一文经毛泽东修改，发表在1943年7月21日的《解放日报》上。很快印成几万本小册子，版本很多，传播很广。蒋介石曾下令查禁，称其为“陈逆伯达”。后来，陈伯达在批蒋方面意气风发，写出更有影响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和《四大家族》等宣传名作。

[87] 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7页。

[88]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29—730页。

[89] 卫惠林：《如何确立三民主义的边疆民族政策》，《边政公论》1945年1月第4卷第1期。卫惠林（1904—1992），山西阳城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和巴黎大学。在台湾地区，曾访问40多个少数民族部落，写出不少有价值的论著，在海内外产生重要影响。

[90] 芮逸夫：《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考略》，《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上），台湾艺文印书馆1972年版，第73—79页。另据笔者所见，民族学家谢康在《民族学与中华民族的认识》（《建设研究》1940年第3卷第3期）一文中，也提到这件事并说明这三条改订原则，并强调，“关于（西南）各特种部族的名称，在汉字字典上，过去曾有以虫兽偏旁命名的错误观念，这也是数千年来汉民族轻视四邻各小民族的人种偏见，很早就应当改正过来的”。作者还认为，“经过这番正名的工作，对于民族政策的推行，当必有很大的补益。不过要改正各个特种部族的名称，必须有民族学的知识作根据，才能够斟酌至当，免于错误同时也便于学术上的研究和教育上的工作”。由此也可见其重要性及其在民族关系方面的积极影响。

[91] 可参见李占荣：《论“中华民族”入宪》，《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常安：《“中华民族”入宪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中国民族报》2009年11月20日等。在中国民族学学会会长郝时远先生看来，“中华民族成为宪法概念也是迟早的事情。”见郝时远：《类族辨物：“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中西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5页。

[92] 《江大民众教育学校开学礼记》，《申报》1928年4月2日第11版“要闻”栏。

[93] 《蒙藏会议提案标准》，《申报》1930年1月20日第6版“要闻”栏。

[94] 孙科：《宪政要义》，商务印书馆1944年2月初版，第16—17页。此条资料系杨思机告知，特此致谢。

[95] 毛起鵕、刘鸿焕合编：《我们的国族》，独立出版社1942年印行，第2页。

[96] 夏新华、胡旭晟整理：《近代中国宪法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转见常安：《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建构》，《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这是笔者见到对近代中国“中华民族”入宪问题有所涉及的论文。不过讨论的内容不多。有些材料内容与笔者所见尚有出入，待考。

[97] 立法院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宣传委员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说明书》，中正书局1940年7月版，附录三“立法院历次所拟宪草各稿条文”，第186、208、228页。

[98] 冯玉祥：《中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冯玉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223页。

[99] 见《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第236—237页，《戴季陶传记资料》（二），第30页，转引自杨思机：《指称与实体：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86页。有意思的是，张继此人还喜欢公开攻击孙科、冯玉祥和于右任等“亲共”。有一次，他正攻击之时，蒋介石竟当着许多人的面痛斥他这种言论虽表面“爱党”，实则“害党”。后在日记中，蒋又表示过于严厉而后悔。见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6册，“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2015年版，第519—520页。

[100] 常燕生：《国族的血》，《国论》1937年第2卷第10期。

[101] 有关详细内容，见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67—468页。

[102] 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编：《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及各方研讨意见》（河北党务丛刊之十五），第24页。具体出版时间不详。

[103] 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编：《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及各方研讨意见》（河北党务丛刊之十五），第52、76页。

[104] 孙科：《关于宪草制定之经过及内容之说明》，立法院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宣传委员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说明书》，中正书局1940年7月版，第161页。

[105] 立法院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宣传委员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说明书》，中正书局1940年7月版，第8页。

[106] 《新省民政厅呈报成立宪草研讨会情形并附呈提案》，1944年5月2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档案，政2-2-620。转引自王晓峰：《民国时期新疆地方宪政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34—235页。

[107] 在将国内各民族的“民族平等”入宪的问题上，孙科受到苏俄宪法精神影响较大是显而易见的。他在“外国立法如苏联宪法，亦有类似之规定”处，特别做一注释，译出其具体规定内容：“不论民族及人种，苏联人民在经济、国家及政治社会所有各生活方面之平权，为不变之法律”；“公民权利之任何直接及间接限制，或反之由于其民族及人种差别之直接及间接特权之规定，暨人种或民族排外或仇视及侮慢之一切仙【迁】播，均受法律之惩治”。立法院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宣传委员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说明书》，中正书局1940年7月版，第8页。

[108] 乔一凡：《大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补订案》，重庆市沙坪霸印刷生产合作社代印1940年5月版，第10、36—38页。乔一凡：《武汉退却后上蒋委员长书》，中国民生教育学会1938年版。

[109] 可参见杨思机：《指称与实体：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33—284页。

[110] 《国民大会代表对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意见汇编》上册，国民大会秘书处印，第28页。无具体出版时间，估计为1946年年底制宪国大期间和会后所印。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

[111] 李楚狂：《中华民国宪法释义》，正中书局1947年8月版，第18页。

[112] 赫志翔译：《中英对照中华民国宪法》，商务印书馆1947年9月初版，1947年11月再版。

[113] 认为“国族”是民族与国家两相结合的看法，民国时期也较流行。如胡一贯在《国族之神圣与动力》一文中就认为：“民族与国家的结合，是神与圣的结合。分而言之，曰民族，曰国家；合而言之，曰国族，曰神圣。所以国族是神圣的。”胡一贯：《国族之神圣与动力》，《三民主义半月刊》1946年第3期。

[114] 芮逸夫：《中华国族解》，《人文科学学报》第1卷第2期，1942年12月。

[115] 芮逸夫：《再论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民族学研究集刊》1946年第5期。1972年，芮先生出版的《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中所收录的《中华国族的分支及其分布》一文，是根据1946年《再论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版本修改而成。其中缺失的那几个字也修改了。将“向心同化”改成了“现代化”。

[116] 芮逸夫：《行宪与边民》，《边政公论》1947年第6卷第3期。

[117] 1971年，芮逸夫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10册《人类学》，撰写“民族与国族（nation）”时，仍然保持此种看法，不过写得更为简洁明白：“‘民族’与‘国族’二词，在西方只是一词，所以都可解说为由共同文化与共同意识结合而成的最大的人群。……至于二者的存在，虽同为历史上的结合和文化上的连系，但也略有区别：即民族可不必有政治上的自治权及国家的形态，如过去的犹太民族是；而国族则必须有国家的实质，如中华国族是（编者按：‘国族’是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创用，详见民族主义第一讲，民国十三年）”，见该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94页。

[118] 关于“民族”和“国族”的区别，早在1946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民族学研究者李寰在《边铎月刊》上，也明确表达了与芮逸夫大体相同的看法，认为：“考民族一语，在英文中为（Nation），意即民族国家，亦有谓为国族者，后因含义不明，遂另制‘民族’（Nationality）一字，专指同语言与同习俗之人群，而国族则指有主权政治国家之人民，以为区别。”李寰：《国族与宗族》，《边铎月刊》1946年第7—8期。李寰（1896—1989）四川万县人，曾任国民政府贵州省政府秘书长和国大代表。

[119] 芮逸夫：《行宪与边疆地方自治》，《边疆通讯》1948年第5卷第2—3期。

[120] 芮逸夫：《行宪与边民》，《边政公论》1947年第6卷第3期。

[121] 芮逸夫：《行宪与边疆地方自治》，《边疆通讯》1948年第5卷第2—3期。

[122] 李寰：《论共同进化与中国化运动》，《边铎月刊》1948年第1期。

[123] 张汉光：《论边疆文化国族化》，《边疆通讯》1947年第4卷第3期。

[124] 白崇禧：《实现总理的国族主义》，《边疆月刊》1941年第3期。

[125] 胡石青：《“九一八”之回顾与展望》，《再生》1932年第1卷第5期。

[126] 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7页。

[127] 如中共为了与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一面强调国内各少数民族统一于“中华”或“中国”，一面又鼓励各少数民族建立各自独立于国民党“中华民国”的政权，然后再与中共的苏维埃政权建立“联邦”，直到国共合作正式开始以前都是如此。这反映了当时中共在理论建设上尚不成熟。可见“瓦窑堡会议决议”等中共中央文件。大体说来，中共的民族政策，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后，经历了一个从主张少数民族“自决”独立、与汉族政权建立“联邦”，到认同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的转变。参见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266页。也可参见留美华裔学者刘晓原的英文著作（《边疆通道：民族政治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兴起》）（Xiaoyuan Liu，Frontier Passages：Ethno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Communism，1921-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12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8—525页。

[129]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8—623页。

[130]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页。

[131] 洛甫：《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456、460页。

[132]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解放》第98—99期，1940年。

[133] 可参见郑大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史学月刊》2014年第2期。不过，1935年以后至1938年年底，中共有时将“中华民族”与各少数民族并列相提，很多时候已是在不同层次上使用“民族”概念，并不意味着广义“中华民族”不包括这些少数民族在内，这样并列，只是为了特别突出和强调后者而已。

[134] 1935年以前，中共过于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而较为轻视文化的民族性，全面抗战时期才得以发生根本改变。这一改变的重要政治和思想文化意义，可参见黄兴涛、刘辉：《抗战前后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及其意义》，《北京档案史料》2002年第1期。

[135] 如1947年，吕振羽在《中国民族简史》中写道：“‘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的用语，是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译来的，马列斯这个用语的本来意义是‘中华诸民族’或‘中国的民族’。但中国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者，曾从大民族主义的立场来窃用这个神圣的用语。他们颠倒黑白，歪曲历史事实，无耻地只承认汉族是一个民族，说国内其他民族如满、蒙、回、藏、苗等等，都只是所谓‘宗支’或‘宗族’。”（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2页）应该指出，吕振羽上述说法中恐怕问题颇多。且不提马、列、斯所谓“中华民族”是否就一定是“中华各民族”之意，实际上国民党等使用“中华民族”，也没有理由说就是“窃用”了马、列、斯等人的用法。此外，说蒋介石国民党只认汉族为“民族”，其他国内少数民族均为“宗族”等，亦有失准确，因为他们同时也强调汉族同样只是“宗族”的一支。吕氏等人的观点，毋宁说反映了当时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需要，是毫不奇怪的。最近，笔者查读毛泽东著作时发现，1945年毛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曾有言：“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可见，吕振羽等人的类似说法，也可能受到毛泽东此一当年的国共政治斗争用语之影响。

遗憾的是，如今不少民族史著作在谴责蒋介石的“宗族”观时，也直接或间接地袭用吕振羽的说法，只提蒋视各少数民族为“宗族”，而不提他同时也视汉族为“宗族”这一事实。许多论著甚至明确说蒋“视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为宗族”，作为学术表述这就不太全面和严谨了。

[136] 如1934年4月中共组织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发布《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其文最后就有“大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样的口号（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250—256页）。不过，这里使用的“大中华民族”一词，其含义既不同于具有帝国主义性的“大日耳曼民族主义”那种意义上的“大中华民族”，也有别于具有大汉族主义性的同化国内各少数民族意义上的那种所谓“大中华民族”。而指的只是由众多民族组成的一个更“大”民族之意而已。对于前述那两种意义上的“大中华民族”的概念，中共一直是明确反对的。早在1925年，在《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中，中共就声称反对“以对外拥护民族利益的名义压迫本国无产阶级，并且以拥护自己民族光荣的名义压迫较弱小的民族，例如土耳其以大土耳其主义压迫境内各小民族，中国以大中华民族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等行为。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0页。不过当时，中共仍称“蒙藏”为中国“藩属”是十分不恰当的。

[137]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1—623页。

[138]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第98—99合期，1940年2月25日。

[139] 张闻天（洛甫）：《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解放》第43—44期，1938年。

[140] 关于张闻天在这一时期中共思想建设中的其他方面的理论贡献，可参见刘辉：《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再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210页。

[141] 《边区回民代表大会、回民文化促进会、回救边区分会同时开幕》，《新中华报》1940年10月20日。

[142] 杨松：《论民族》，《解放》第47期，1938年8月。日本学者松本真澄较早专门谈及杨松的民族观，见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227页。

[143] 八路军政治部编：《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07—808页。

[144] 民族问题研究会编：《回回民族问题》，民族问题研究会1941年4月15日初版，第112—113页。

[145]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等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4页。

[146]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6、215—216页。

[147] 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38年。

[14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149] 参见黄兴涛、刘辉：《抗战前后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及其历史意义》，《北京档案史料》2002年第1期。

[150]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日报》1943年7月1日社论，为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而作。

[151]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日报》1943年7月1日社论。

[152] 此处借用的是郑凡的概念。可参见郑凡等：《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民族社会学论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112页。

[153] 陈健夫：《西藏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2月初版，第142页。陈健夫在此书中还列了一个“中华民族演进表”，认为春秋至清代为中华民族演进的“第一时期”，也即“国境内各族互相攘夺，文化沟通时期”；民国建立后至他写作此书之时为中华民族演进的“第二时期”，其中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二年为“中国境内各族互助、文化调和时期”；民国十二年至他出版此书之时为“中华民族萌芽，各族界限消灭，文化开始统一时期”。见陈健夫：《西藏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43页。这也是民国时期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一家之言。

[154] 马天铎：《三民主义与回教青年》，《回教论坛》1939年第2卷第9期。此条资料系李少兵教授代为查找，特此致谢。

[155] 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156] 可见杨思机的《“少数民族”概念的产生与早期演变——从1905到1937年》（《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和《民国时期“边疆民族”概念的生成与运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两文。更可见其以“少数民族”概念为研究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指称与实体：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亦可参见金炳镐：《我国“少数民族”一词的出现及其使用情况》（《黑龙江民族丛刊》1987年第4期）等文。

[157] 《党的民族政策文献资料选编（1922.7—1949.10）》，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问题理论研究室1981年版，第98页。

[158] 参见张其昀：《“少数民族”名词的纠正——并论中国边疆问题》，《申报》1946年3月24日“星期论坛”。

[159] 参见杨思机：《指称与实体：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五章，第229—300页。此处关于“少数民族”概念内容的绍述及相关资料，多参引杨文。

[160] 余国光：《察哈尔的代表们》，《中央日报》1946年12月1日；《蒙民的愿望》，《大公报》1946年11月24日。

[161] 《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原文》第15册，国民大会秘书处1946年版。

[162] 傅斯年：《内蒙自治问题——驳盟等于省旗等于县说》，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四），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7—343页。

[163] 《蒋主席告国民党代表保持宪草重要原则》，《大公报》1946年12月17日。其记述蒋介石之言道：“少数民族在宪法中地位问题，宪草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如再对少数民族问题有所规定，反而显有民族不够平等之象征。”

[164] 叶绍钧、吴研因、王志瑞等编：《中国的民族》，中华文库，小学第1集（高级），1948年1月初版，第1—3页。

[165] 书中的“瑶”，当时均写作“傜”，类似的称谓改动还有“倮儸”。作者自觉将以往该字词带有歧视意味的“犭”旁一律改为“亻”旁，以示尊重。见叶绍钧、吴研因、王志瑞等编：《中国的民族》，中华文库，小学第1集（高级），1948年1月初版，第18—19页。

[166] 叶绍钧、吴研因、王志瑞等编：《中国的民族》，中华文库，小学第1集（高级），1948年1月初版，第20—21页。

[167] 叶绍钧、吴研因、王志瑞等编：《中国的民族》，中华文库，小学第1集（高级），1948年1月初版，第28、24页。

[168] 叶绍钧、吴研因、王志瑞等编：《中国的民族》，中华文库，小学第1集（高级），1948年1月初版，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