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关于“中华民族”观念，在国共两党之间是存在差异的。中共并不像国民党中的蒋介石派那样，追求实现一种当下的“单一性民族”的“民族一体化”，而只是认同一种多民族平等存在与融合而成的“复合性”的一大民族共同体而已。这实际也是其至今依然坚持的政策和目标。正因为如此，对于国民党的民族政策，中共便时常采取一种批评态度。如1943年，周恩来就明确谴责蒋介石以“宗族”视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行为为“民族歧视”，指出：“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在行动上，也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126]由此可见其分歧所在。

然而在整个民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却也并非一成不变。1935年前后的情况可以说就略有不同。大体说来，此前由于受到苏俄和共产国际思想的更多影响，中共既注重民族解放斗争，更注重阶级斗争，因此只是一味强调国内各民族政治上的“国家”或“国民”一体性，对于多民族历史文化的相关性和一体性尚重视不足，从而也影响到其对于“民族”共同体整体性程度的体认和表达。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有关的民族政策上[127]，从中共文件对于“中国民族”和“中华民族”两词的使用中，也可以见及某种间接的反映。

“九一八”事变甚至1935年以前，在中共的正式文件中，“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两词往往是交替使用的，且后者的使用还远比前者为多。1935年前后，因受到日本侵华所造成的巨大民族危机的刺激，同时也鉴于“中华民族”一词已在国统区舆论界较为流行和国共合作需要共同语言等原因，中共文件和报刊中对于“中华民族”一词的使用才猛然增加，并逐渐成为习惯用语。

这一变化，与中共将以阶级斗争为主暂时调整为以民族解放斗争为主的政策转换是基本一致的。在1935年8月著名的“八一宣言”中，中共就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呼吁“中国是我们的中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团结起来”，“为民族生存而战！”并高呼了“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等口号。[128]1935年12月底，在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中，中共又明确提出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的策略，同时做出许多政策调整，包括改“苏维埃工农共和国”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等，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在决议中，中共政治局对此还做了明确的说明：“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在于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129]1936年8月，在《致中国国民党书》中，中共更直接地表示：“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中国决不是阿比西尼亚！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130]1937年4月，在阐释自己主张的诚意时，中共又明确认证：“中国共产党确是把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当做了他目前的唯一任务。中华民族的解放，是每一个黄帝子孙，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责任，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就是无产阶级当前的最高利益。”同时声称：“这丝毫不表示我们的‘投降’，而正表示我们的无成见，我们的不念旧恶，我们大中华民族的气概。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我们愿意牺牲一切过去的争执，共同奔赴伟大的前程。”[131]1940年2月，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确定了14个常用的政治宣传鼓动口号，其中最后一个就是：“中华民族解放万岁！”[132]

可以说1936年以后，在中共的各种正式文件中，“中华民族”一词作为表示国内各民族一体化的整体性概念，或者说作为表示具有历史延续内涵的社会文化层面之中国人的总体概念，其使用已经基本上稳定了下来（尽管偶尔也还会有指代汉族的使用[133]）。正是与这种对“中华民族”一词和概念逐渐增多及至习惯性使用相一致，中共对于国内各民族及其人民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和命运一体性的整体认识与揭示，也进一步地加深了。

从表面上看，民国后流行的“中国民族”和“中华民族”两词，都强调了其各组合民族成分之间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但就其汉字语言传播效果而言，“中华民族”的说法无疑更相对淡化了国家政治的强制性，而强化了历史与文化的连续性和同一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在保持了其国家政治认同性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强调或强化了其历史与文化的整体认同性。因此，“中华民族”在汉语中，是比“中国民族”一词更能有机地体现一大“民族共同体”性质的概念。

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内涵所发生的上述微妙变化，自然有其策略性考虑的一面，但从根本上说，还是1935年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空前加深，其自身的文化民族性意识强烈觉醒之后才得以逐渐实现的自然转变。[134]这种觉醒的文化民族性意识，能够将历史和现实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增强了整体性的民族认同。不过对于这一观念的转变本身，中共当时似乎并没有很清楚的自我意识。这就导致了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它对国民党所倡导的建立在否认境内各民族“民族”资格基础上的单一性“中华民族”的观点，一如既往地保持警惕并不断提出批评，强调“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多民族构成特点，甚至在与国民党的争论中，为了批驳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有些代表人物还声称“中华民族”一词本身就是“中华各民族”之意。如陈伯达1943年在《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中就写道：“平日我们习用的所谓‘中华民族’，事实上是指中华诸民族（或各民族）。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这本来是不用多辩的。”他批评蒋介石等“以血统立论”，“捏造这种单一民族论，其目的就在于提倡大汉族主义，欺压国内弱小民族”。1947年，中共党员、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家吕振羽在《中国民族简史》中，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135]

而另一方面，在对“中华民族”一词的固定化习惯性使用（有时也喜使用“大中华民族”一词[136]）之中，这一时期的中共党人特别是其高级领导人，又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揭示各民族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历史文化方面的整体性和一体性，清楚地表明对“中华民族”这一大“民族”共同体整体的自然认同。在这方面，毛泽东堪称典型代表。1938年年底至1940年年初，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著中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有关使用，就显示出这一点。如其1939年年底出版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张闻天等也参与了起草），其第一章第一节就题为“中华民族”。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正式表达对“中华民族”具有模式意义的官方见解。文章一开篇就写道：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

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板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137]

这就是我们今天再熟悉不过的“中华民族”权威叙述模式的由来：她有幅员辽阔的国土，有众多的人口和多民族的构成，有悠久的历史和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灿烂的文化，以及光荣的革命传统，等等。可以说，这一叙述模式一直延续至今。

在不久之后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里，毛泽东更是大谈“中华民族的政治”，“中华民族的经济”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如关于中华民族新文化，他便写道：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138]

从毛泽东的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大民族共同体整体的意思，同时也可看出，该词与带有从古至今历史文化延续性内涵的“中国人民”一词基本上是近似语。这种表述，同蒋介石国民党所谓的一个单一性民族当然存在区别，它所指称的乃是建立在与外来侵略民族相对立基础上的国内各民族联合组成的一大复合性民族共同体，是以承认国内各民族现有的“民族”资格与地位为前提的。

抗战时期，中共最高层的理论家张闻天、王明等对于“中华民族”概念的郑重使用，也反映了类似的观念。以张闻天为例，他这一时期就在包含中国各民族的总体意义上，频繁地、激昂慷慨地使用“中华民族”概念，而且为了强调这一概念与“全体中国人”所指涉范围的同一性，他一般都是将两者连在一起使用，习惯地称之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如1938年6月17日，作为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之一的张闻天写就《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一文，其中就连续刻意使用了“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三十几处，不仅如此，该文还是最早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关系自觉进行理论说明的代表之作。

首先，张闻天特别提到包含“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一律平等”等六条内容在内的中共二大纲领的意义，指出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这样明确的给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自求解放的道路与共同奋斗的目标”；接着强调，“十七年来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而英勇奋斗的历史，充分的证明了：中共是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全体利益的党，中共是最彻底的、最坚决的、最一贯的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党”。然后声言，中共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乃是因为中共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缘故。在中共看来，“只有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存在的共产主义的胜利，才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后解放，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最后解放”，而当下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正是走向这一最后解放的必要的历史阶段。这一特殊使命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然成为抗日救国的“重要因素”和“伟大力量”，其“独立存在与发展都是绝对必要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的产物”，也“是从中国社会的血肉中生长出来的”，因而“它在中国社会中是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

在此文中，张闻天还特别强调马列主义的引入“大大的提高了中国的思想与文化的水平”，不仅是“世界革命的科学”，也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但他同时还认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139]这实际上等于已率先提出了延安时期那“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的思想理论命题，从而显示出张氏本人在中共这一重大理论建设中的某种思想先行性。[140]

1940年10月7日，张闻天与王明、朱德等共同出席延安“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在会上他发表讲话，更明确阐述了对于“中华民族”的理解。他强调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包涵的民族是很多的，由汉满蒙回藏所谓‘五族共和’，实际上不只五族，还有苗夷等族。”又表示：“敌人要中华民族内各民族分裂，我们就要各民族间团结，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来揭破敌人挑拨离间各民族团结的阴谋。”[141]这就大体确立了抗战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之基盘。

谈到延安时期中共对民族问题的理解和“中华民族”观时，有个叫杨松的理论家的专门思考，也值得引起今人格外的注意。杨松（1907—1942），化名吴平，湖北大悟人。1927年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精通俄语，懂英文。1938年至1940年，在延安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秘书长。1941年春创办《解放日报》，兼任总编辑。次年病逝于延安，年仅35岁。

1938年8月至9月，杨松在《解放》周刊上连续发表了三篇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讲座”，即《论民族》（第47期）、《论资本主义时代民族运动与民族问题》（第49期）、《论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运动与民族问题》（第52期）等。在这些讲座中，他阐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属于近代历史范畴的见解，强调历史只有发展到近代，民族才由部落、种族等进化而成，且其终有衰亡消失之一日。他严厉批判德国法西斯主义者的“种族论”，认为其“反科学反历史”，“硬要用种族或人种的概念去代替近代的民族概念，……表面上好像挂着‘科学’的招牌，骨子里却暗藏着民族侵略主义之真正内容”，从而也把“民族”与“种族”区别开来。在民族观方面，杨松是一个地道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不仅完整地引用和解释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有共同语言、共同领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在共同的文化上表现出共同心理结构的固定集团”，还以此为标准，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所鼓吹的“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中国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国家，而是一个地理概念”等论调，并由此论证“中国人是一个近代的民族”，日本和中国并非为“同文同种”的同一民族等观点。

杨松关于“中华民族”的那部分论述，自然最值得我们关注。他认为，“近代的中华民族像法兰西、北美利加、德意志、意大利、英国等等近代民族之形成一样，乃是由各种不同的部落、种族等等共同组成的。近代的中国人是从汉人、满人、汉回人、汉番人、熟苗人、熟黎人及一部分蒙古人（土默特蒙古人）等等共同组成的……已同化了的满人、回人、番人、苗人、蒙古人、黎人等等在经济生活、语言、风俗、习惯等等方面已与汉人同化，并且已与汉人杂居，因而失去构成民族的特征，但是在风俗、习惯上仍与汉人有些分别，他们既非原来的种族，也非汉人，而是一个新形成的近代民族——中华民族”。不仅如此，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抗战实践中，中国人能够不分阶级、党派、信仰、籍贯、性别等不同，“民族内部团结一致，去抵抗异民族日寇之侵入”，这“已在实际行动上证明了和证明着中国人是一个近代的民族”。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看，中国人都已经是一个近代民族。“日本军阀法西斯蒂说中国人非民族，中国非国家，这是对于中华民族及中华民国的侮辱。这是日寇企图欺骗全世界的社会舆论，以为日寇侵华之‘理论’根据，而证明日寇是东亚的‘安定因素’”的阴谋。

不过，杨松的论述，又是具有内在矛盾的。他所谓“中华民族”，似乎还不是中华民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总称，而是广大的已经逐步与汉族“融化”的那些民族人民之总体。但他同时又强调指出：“就对外来说，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因为它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核心，它团结中国境内各民族为一个近代的国家”。也就是说，对外而言，“中华民族”实际上是中国境内所有民族的“代表”，也可说是“代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全体则又与“中华民族”有着基本对应的概念内涵，特别是当它与侵略民族——日本对立使用的时候，指的就是中华民国境内各民族的命运共同体——全体国民。杨松还特别分辩说，指出“中国人是一个近代民族”，并不意味着“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在中国境内“还存在着少数民族”，如蒙古族、回族、藏族等，“这些蒙古人、西藏人、回人等等，就民族来说，是各个不同的民族；但就国籍来说，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是共同祖国的同胞，而且都是日寇侵略之对象”，他们彼此之间也只有联合起来，建立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共同保卫中华祖国，才能实现各民族自身的解放，然后“建立一个各民族自由联合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142]显然，杨松是在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述着并理解着“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和矛盾，但无疑地，他的认知与理解，却又格外彰显出这一概念在内涵上实存的“层次”之差，以及从政治学概念走向民族学概念所需要的那种进一步融合的“时间”差。

杨松的这种“中华民族”观，虽然包含着部分走向成熟的因子，但因其所说的“中华民族”尚没有涵盖中国境内的“全部民族”，且只仅具有“对外”的主体代表意义，故未能成为抗战时期中共“中华民族”观的权威性看法或主流观点。后来成为中共权威或主流意见的看法，是认为中华民族乃“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之说。而这一意见，最早得到清晰明确的表达，一般认为是在1939年12月八路军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中。该课本写道：

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是世界上最勤苦耐劳、最爱和平的民族。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143]

不难发现，当年八路军政治部的这一表述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基本观念，不仅一直延续至今，而且始终保持着其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同这一“中华民族”的现代观念相一致，中共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民族思想与政策，那就是既反对汉族歧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各少数民族人士的“狭隘民族主义”。如1941年，中共在延安编定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里，就在充分肯定回族对于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回族主义”倾向的双重任务。大汉族主义的表现很多，包括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忽视少数民族平等的参政权和其他各方面权利尤其是传承发展其自身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等等。而关于狭隘回族主义的表现和实质，该书亦有深入的揭示。它写道：

狭隘回族主义倾向的实质，就在于力谋离开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总潮流，而把自己关闭在自己民族的外壳以内；就在于力谋排斥一切外来的但是进步的东西，而保持自己的一切落后的东西；就在于只关心那可以使回、汉民族彼此隔离的东西，而不关心那可以使回、汉民族彼此接近联合起来的东西；就在于极力闭塞自己民族大众的耳目，使他们盲目的反对大汉族主义，以保卫自己在民族中的特权等等……回族中的狭隘民族主义，还表现在以大回族主义的压迫政策去对待它自己的统治区域内的各少数民族，如藏人、撒拉人、蒙古人以及汉人等……这种狭隘回族主义的倾向，同样，已经被日寇利用作为挑拨回、汉恶感、**回族的武器。[144]

抗日战争时期及其之后，中共复合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就是在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双重斗争中得以形成、传播、发展和巩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