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民党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已公然地不愿再称各民族为“民族”。如在1942年8月27日发表的题为《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的讲话和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他都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只是蒋介石与顾颉刚等又有所不同，他这时已宁愿称各民族为“宗族”而不再愿意称其为“种族”了。因为他此时的看法已有所改变，明确意识到中国各民族并非为血统有别的异“种族”存在，而“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我们的各宗族，实为同一民族”。[74]若以齐思和等人的前述观点来看，蒋肯定与孙中山一样，未能理解“民族”与“种族”的关键区别，甚至与孙中山比起来，他还要更有过之，但这已属于另一层面的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蒋介石此时在民族问题上，已有一种新的“思想自觉”。他显然并不完全满意于像顾颉刚等人那样将“种族”与“民族”加以简单对立性区分、而把血统因素完全留给“种族”的做法。在他看来，顾颉刚等人的看法尚停留在他1929年发表《三民主义纲要》时的含混认知水平；“民族”和“种族”固然有差别，但也未尝不是意义上有所交叉重合的概念。这一点，当时实际上已多有学者加以辨析。如《我们的国族》一书的作者即曾指出：“虽然说民族和种族有着不同的性质，但我们一研究到民族时，总会牵连出种族的问题，因为种族毕竟构成民族的一重要因素，所以它和民族是保有兴衰隆替的密切的关系。此外还有许多民族的问题，也是由于种族问题而发生的……德国人排斥犹太人，是极好的例证。历史告诉我们，这些事实是太多了。”[75]应当说，蒋介石对现代西方民族概念的核心内涵并非一无所晓。对他来说，只是简单强调“种族”与“民族”的区别，而看不到或不愿强调两者之间关于血缘及血缘意识等多方面的密切联系，这在当时那种特殊的中国国情之下，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整体认同恐怕并无益处，甚至倒还可能有点“别生枝节”的书呆之气也未可知。长期以来，学术界较多关注顾颉刚与蒋介石思想的同一性方面，乃至怀疑其有可能被蒋“御用”，[76]反而忽略当时两人彼此之间思想的差距，这其中恐怕存在失察之处。

当然，蒋介石选择“宗族”概念来界定“中华民族”的分支，也是直接受到孙中山1924年关于民族主义的演讲中里所使用的那种“宗族”概念及其“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思想的启发。他的确相信，以血缘为纽带的温情脉脉的传统宗族关系，即便在民国时期的中国，似乎也不缺乏其重要的社会凝聚功能与力量。

由于蒋介石在抗战时期的独特地位，他的以“宗族论”为基础的中华民族观曾得到广泛播扬、一度几成“正统”。以往，民族史学者在谈及蒋介石有关民族思想的时候，多爱摘引其1943年年初《中国之命运》一书的片段言论加以批判，其实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的1942年8月，他在西宁对“汉满蒙回藏士绅、活佛、阿訇、王公、百千户”所发表的讲话——《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中，就已经相当集中，甚至更为简洁清楚地谈到了有关论说的主要观点，并且当时还出版了单行本，得到广泛传播。鉴于蒋氏此论在抗战时期的重要影响力、极端代表性和以往论者某种程度上的忽略，兹将其论说详细引录于下：

我们中华民国，是由整个中华民族所建立的，而我们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我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说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诗经上说：“本支百世”，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最足以说明我们中华民族各单位融合一体的性质和关系。我们集许多家族而成为宗族，更由宗族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国父孙先生说：“结合四万万人为一个坚固的民族”。所以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其中各单位最确当的名称，实在应称为宗族。我们中华民族聚居于东亚大陆广大肥美的土地，经过五千年来历代祖先惨淡经营的结果，直到我们国父领导我们革命，才建立了现在这个伟大庄严的中华民国。历史的演进，文化的传统，说明我们五大宗族是生命一体。不只是荣辱与共，而且是休戚相关。我们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我们的国家更是不能分割的。我们这次对日寇抗战，奋斗到五年以上，能够造成这样一个胜利的基础，这完全是由于我们全国同胞，不论宗族，不分宗教，大家都知道我们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根源及其不可分离的关系，都知道抵御外侮、复兴民族是我们人人应负的使命和应尽的责任，因而精诚团结，牺牲奋斗，才能得到今天这样光荣的历史。我们过去既然有了这种伟大的表现，今后自然更要认识我们自己的地位和我们大家对整个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的关系。就我们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关系言，我们无论属于汉满蒙回藏哪一宗族，大家同是中华民族构成的一分子，犹如一个家庭里面的兄弟手足，彼此的地位是平等的，生死荣辱更是相互关联的。就我们对于国家的关系而言，我们人人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是中华民国的主人，对于建立中华民国，大家都负有共同的责任，都应该尽到共同的义务，亦都能享受平等的权利。至于国内各种宗教，都是我们民族文化构成的一种要素，政府自然要保障人民信教的自由，而无所轻重。各位同胞们明白了这个根本要旨之后，则今后在精神上更须团结一致，在感情上更要亲爱精诚，彼此密切提携，共同奋斗，来驱逐我们当前的敌寇，恢复我们锦绣的河山，等到抗战胜利，建国成功之日，我们汉满蒙回藏全体同胞，就可以真正享到平等自由的幸福……切盼各位同胞领袖……一致努力，唤醒民众，认清我们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我们大家都是痛痒相关、生死与共的，我们都要爱护自己的国家，服从政府的法令，来尽到我们抗战建国的职责，才能共同完成我们复兴中华民族的大业！[77]

蒋介石的这篇讲话具有明显的偏见和误识，但也不乏精彩之处。在该篇讲话中，他从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的关系，中华民族成员之间平等的、荣辱与共的“整体”关系（包括政治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宗教信仰上的自由平等关系等），以及这种关系认知的现实必要等各个方面，反复说明了他对“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理解，其核心就在于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其各个组成部分都不能单独称为“民族”。他虽然并没有直接阐述自己对“民族”概念的定义，但其所谓“历史的演进，文化的传统，说明我们五大宗族是生命一体”，似乎表明了其对“民族”概念那种血缘、历史文化和政治团体的综合理解。在这点上，他的确是煞费苦心。早在1939年，为了增强全民族抗战的凝聚力，他就开始了否认回族为一个“民族”的过程[78]，此论不过是其思想在新的抗战形势下的一个系统化极端发展罢了。

全面抗战时期，不愿或避免称少数民族和汉族为“民族”，以免与整体的“中华民族”发生矛盾，并非是1940年前后蒋介石一个人的意向，而是国统区不少人共同的关切，在一段时间内，它甚至一度几乎占据了国民党和国统区舆论的主导地位。前文我们曾提到汪少伦的“支族说”，顾颉刚等人的“种族说”，以及《我们的国族》一书里的“部族说”，等等，都在在体现了这一关切。蒋介石的“宗族说”，似乎很想在这方面，再大胆地向前迈进一步。这在他本人，也未尝不是对孙中山晚年民族主义思想的长久体会和反思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何以此时有此民族理论“创造”的冲动？这应当与1942年前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变和蒋本人国际国内威望的提升都不无关系。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新疆军阀盛世才的“归诚”，中共“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挑战，等等，都使得此时的蒋介石既有信心又急于对“中国向何处去”等抗战建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系统看法。何况“民族”问题还是其治理新疆正面临的紧迫的实践需要，自然不能加以回避。不过，蒋氏对自己理论创造的实践价值之自我期许，显然还是有些过高了。

图4-5 《中国之命运》中正书局1943年版，第一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集中表达了蒋介石以“宗族论”为特色的“中华民族”观

蒋介石的“宗族论”抛出之后，特别是1943年《中国之命运》一书对“宗族论”予以更系统阐发之后，国民党《中央日报》等报刊广为宣传，有的吹捧其为“精确的南针”“光明的灯塔”；有的认为其“以‘宗族’替代‘民族’含有深切的意义，这在三民主义的理论上是一个新发展”，称赞其有审时度势的思想智慧和敢于面对现实的理论勇气。因为以“宗族”代替“民族”，“不仅表示事实发展的趋势，并指示我们努力的方向”，既然各族国民已经结为一体，“我们亦何必拘泥于若干形式的不同，而尚保持民族的畛域，授敌人或汉奸以分化与离间的机会呢？”[79]更有人为蒋氏的思想做全面阐释，称赞其已构成为“新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这里，我们不妨以当时的边疆问题研究专家黄奋生的《“中国之命运”与新民族政策》一文为例，来看看这些赞同蒋介石观点的人，当时究竟如何言说。以往，我们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史研究者们，大多都不厌其详地谈到中共等方面的批判意见，而对于被批判方意见的揭示，诚不免过于忽略了。

黄奋生（1904—1960），江苏沛县人。曾长期担任《蒙藏周报》《蒙藏旬刊》编辑和主编，还曾担任过九世班禅行辕秘书。1941年，他与顾颉刚、马鹤天等创办中国边疆学会，致力于边疆民族问题研究。曾著有《蒙藏状况》《蒙藏新志》《边疆政教之研究》等[80]。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后，黄奋生著文《“中国之命运”与新民族政策》，称赞该书“为抗战建国之宝典，博大精深，其影响中国之前途，将无可限量”，认为该书的第一章“将中华民族历史的演进，各宗族文化的交融，生活的互依，命运的共同都有扼要正确的指示，提出了新民族政策的历史背景和奠定了新民族政策的坚固基础”。文章专门有一节为“‘宗族’的正名”，强调中国的“五族一家”，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种族上的。中国的各族人民都是黄帝子孙。藏族也不例外。他说，藏族在古时代叫羌，《旧汉书》谓：“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路史》谓：“蚩尤姜姓，炎帝之裔，逐帝自立，僭称炎帝。”蚩尤为九黎之君，黎就是苗，“是知藏族乃炎帝之后代。姜羌藏为一音之转，黄帝为少典之后，与炎帝神农氏同族，世称‘炎黄之胄’，即指此义，因此我们可以说藏族也是黄帝的子孙”。

黄奋生由此认定，蒋介石“建立这个‘宗族’的名称以代替以往国内各‘民族’的称呼，就是为正本清源，为切合中国民族构成的历史要素”。他写道：

领袖说：“人群的组织，由家族而宗族，由宗族而民族。”现在的汉满蒙回藏各族，就是由同源于一个始祖的家族，而析离孽乳婚姻互通结成的几个宗族。现在的中华民族，就是由这几个宗族组织成的民族。以往国父虽是对国内的各“宗族”曾称之为“民族”，但他对于中华民族就称之为“国族”……但在两个场合的用语比较上，宗族等于民族，民族等于国族，在习惯应用上，“中华国族”究不若“中华民族”来得普遍明了，在民族的构成上，称各“宗族”以“民族”，不若称各“民族”为“宗族”来得恰贴符合。其命名虽有不同，而领袖和国父对于中国民族构成的根本看法，还是一贯的。不过这个“宗族”名称的建设，使国内各宗族，都能直觉的明了他们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同一血统的一个宗支，有共同的命运，这于民族团结上，将会收到莫大的效益，并可免“民族”二字的误用，尤其可以免去帝国主义者对于各宗族挑拨分化的口实。[81]

黄奋生的此种“宗族论”解释，大概真正符合蒋介石本人及其高参们在改“民族”为“宗族”问题上的意识形态意图。当时，公开赞成这种“宗族论”的学者，实大有人在。如著名学者罗家伦，民族学者俞剑华、岑家梧，边疆教育研究者曹树勋，语言学者罗常培，民俗学者陈国钧，历史学者金毓黻、姚薇元，教育学者汪通祺等，都明确表示过对蒋氏“宗族论”的认可、欣赏乃至赞佩。[82]如罗家伦在《新民族观》一书中，就表示：蒋介石“特别提出‘宗族’一个名词，也极为精当而切于事实”；认为“我们国内的民族问题，最好说是宗族问题，实在比较单纯”。[83]俞剑华的《中华民族史》则干脆以“宗族论”为基础展开全书。岑家梧此前遇到这一类名词时，虽一般用“种族”，但总觉还是无所适从。直到蒋介石提出“宗族”一词时，他感到“这个问题，才得到正确的解决”，认为用“宗族”统称中华民族以内的各族，比较“民族”“种族”“部族”等任何一种名词“都要恰当”，也“最能表现中华民族的同一性，最能道出中华民族演进的史实”。[84]金毓黻也认为，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概称中华民族的五六个大族为宗族，而不称他为种族，为民族，这是十二分妥当的一个名辞”。因为他向来主张“中华民族一元论”，认定各民族同出一源，为同一种族而不是不同种族。只有将各民族称为“宗族”，才能“明其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分支，或为其一部”，“凡言同一民族内各宗族，仍含有大部分血缘相同的意味在内”。[85]

概言之，上述诸人之所以欣赏蒋的“宗族论”，除了认为它“解决”了大民族套小民族的矛盾问题之外，还在于它协调或理顺了与流行的“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说之间的关系问题。

应当承认，抗战中后期，在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人们力图摆脱“民族套民族”的外在“逻辑”矛盾，急切否认包括汉族在内的所有子族的“民族”身份，以实现团结抗战和一体凝聚的那样一种“中华民族”整体认同，虽直接、间接地体现了蒋介石政府的政治意志和文化高压的影响，但也确实成为那一时代应对时局、寻找民族和国家出路的不容忽略的民族文化思潮之一。

不过，具体到蒋介石的“宗族论”来说，其思想本身的缺陷却也相当明显。尽管他在实际论说中并没有把“宗族”限定在狭隘的血统范围内，而是强调了血统和文化的融合（这一点甚为明白），但毕竟在汉语中，“宗族”一词乃“家族”的放大，其血缘性基层社会组织的本质含义难以被超越，以之指称像汉族、蒙古族和藏族这样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其自身结构又很复杂的民族，甚至是指称今人所谓的“族群”（ethnic group），实在都很不恰当，它太过小化和矮化了人类学、民族学乃至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内各民族的文化、政治地位与应有形象。正因此，当中共方面的陈伯达特别选择以“民族血统论”为靶子，将其斥为“法西斯主义糟粕”而加以讥嘲和政治批判[86]的时候，你可以说他难免带有党际斗争的“曲解”策略，但却也不能不说仍然是抓住了要害。

与此同时，蒋之“宗族论”大胆置早已流行开来的国内各民族为“民族”的既成说法于不顾，在民族政治极为敏感的年代，也很容易造成简单粗暴地否认各族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已经取得的原有“民族”地位与现实身份的不良印象，不免表现出一种缺乏政治智慧的生硬特征和霸道性格。甚且其未能将有关立论建立在明确说明“民族”概念内涵之严密学理基础的郑重努力之上，既因袭社会上流行已久的“民族”含义，又得出有悖于社会新常识的断案，其自身还经历过一个从“承认”到“否认”的前后矛盾过程，这对于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来说，实在有欠明智和审慎。诚然，如果拿西方现代nation概念的政治内涵来衡量，一个现代国家内的各民族或族群，都不能具有独立建国的政治权利，从防止、制约或反对国内民族分裂的严峻形势来看，避免称少数民族为政治上各自完足独立的nation，其政治正当性之顾虑与考量亦属十分自然，但问题在于，在拥有共同宪法的现代国家——中华民国里，对于那些具有各自历史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的人民，除单独建国权不得享有之外，其他方面的权利、利益，特别是其文化诉求和政治尊严，亦绝非所谓“宗族”的身份所能直接赋予或全部满足！蒋介石所谓“宗族”，名义上虽也包括汉族在内，但作为民族共同体多数的汉族人和各少数民族人民，其有关处境和顾虑又怎可没有差异？也正因此，周恩来代表中共要谴责蒋介石国民党搞“大汉族主义”，批判“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87]，强调必须承认“在中国人或中华民族的范围内，是存在着汉蒙回藏等民族的事实”[88]等，也就显得义正词严，并因此能够得到国内少数民族人士的同情。

实际上，即便只是在纯粹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意义上来使用“民族”，在中国实际的现实生活（而不是机械的概念逻辑）里，也并非是认同了整体的“中华民族”，就一定得否认其所属国内各族的具体“民族”身份不可。就少数民族人士来说，他们对大小民族的双重认同现象不仅长期存在，而且也很自然。何况当时的“中华民族”概念所主要体现的乃是作为现代nation之国民部分的核心内涵，其中诉诸文化和族裔融合的那一部分内涵，不少还属于对于未来的期待呢（正如前述胡体乾所谓“中华民族在成为一个的进程中”）！留日和留法归国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卫惠林，就因此而不赞成蒋介石“宗族说”所代表的“中华民族一元论”，他认为与其满足于“空唱民族统一”，鼓吹什么“民族一元论”，还不如承认和面对边疆那些“有其独自的语言、文化与特殊政教制度”的少数民族存在之客观现实，切实地搞好边疆民族建设，为国内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创造条件。因为“无论国内民族是否改成宗族，或从历史考证上是否可以证明此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同源，皆不足以变动问题之真实性”。[89]此类公开批评宗族论的言论，在当时虽不多见，却很能反映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某种典型思路。

“宗族论”阐发之后特别是战后制宪国大期间，少数民族精英自身的“民族”意识不仅没有衰落反而与整体的“中华民族”意识一样得到强化的表面“矛盾”之现象，以及后来连蒋介石本人也不得不实际放弃“宗族论”的最终结局等，均有助于今人去反思此种观点内在的缺失和不当。笔者以为，无论是就思想本身来说，还是从实际的政治结果来看，“宗族论”都只能算是一种基本失败的“尝试”。

不过，长期以来，人们以为蒋介石的“宗族论”就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民族思想或政策的全部，这也是一种错误的印象。其实，在国民党高层内部，有关这一问题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也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宗族论”符合“总理遗教”，因此今人讨论1949年以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民族思想与政策时，切不可被“宗族论”彻底障蔽视野。对此，我们在下一章里还会详细谈到。与此相一致，自然也不能像过去某些不严谨的教科书那样，武断地认为，国民政府只会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从而看不到其同时在有些方面，也曾为改进国内民族不平等的现状做出过努力。比如，在废除对少数民族带有歧视意味的族称符号之原有汉字书写上，他们的作为就很值得称赞。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部和中央研究院等，曾就改订西南各少数民族带有歧视性的称谓用字问题，反复研讨，最终于1940年1月拟订出“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同年2月，教育部发出《修正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令》，直接通令全国学校遵照执行。10月，行政院也向全国颁发了《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的训令。这次改订少数民族命名的主要原则是，凡属虫兽偏旁之命名，一律改为“人”字旁；不适应此条者，则改为同音假借字；有些称谓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的不良形容词，也必须废止，等等[90]。于是，像猺、猓、猡、獠、獞等带“犭”字旁的字和“蜒族”的“蜒”这样带“虫”字旁的字等，在民国汉字里就都有了相应的替代字。这些替代字尽管还未必完善，有的也未必最后流行开来，且国人对少数民族称谓及其实际尊重习惯的养成，也还有一个发展过程，但是在这方面，国民政府毕竟迈出了其不失真诚和切实努力的一步，有利于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因此，在国内民族关系史和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及其认同史上，此事理当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过去，国内不少学者在谈到有关国民党的民族思想和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时，往往立足于“批判”，只谈其中一面，忽略甚或故意掩盖另一面，这是昔日政治斗争的不当延续，有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地方，它无助于今人准确认知和了解民国时期那段复杂的民族关系及其相关的思想史，自然也不利于今人和后人深刻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