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前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颉刚，是最热心于直接传播和阐释“中华民族”一体化观念的大学者之一。在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一腔热血、满怀**地呼吁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中华民族”的大旗之下。1937年1月，他在《申报·星期论坛》上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公开宣称：种族和民族不同，“血统相同的集团，叫做种族。有共同的历史背景，生活方式，而又有团结一致的民族情绪的集团，叫做民族”。虽然中国境内存在许多种族，“但我们确实认定，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9]。

在此文中，顾颉刚还特别强调中国历史上各种族血统混杂的事实，指出，其彼此之间在清代以前，“迁徙和同化，血统已不知混合了多少次，区域也不知迁动了多少次。所以汉族里早已加入了其他各族的血液，而其他各族之中也都有汉族的血液，纯粹的种族是找不到了”[10]。此后，顾氏又多次申说这些观点。比如，对于“民族”，他就反复强调“共同的民族意识”一点的重要性，认定“‘民族’乃是具有共同民族意识的情绪的人群”，“这种情绪能把宗教信仰、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各不同的人们团结在一个民族意识之下”，甚至认为，对“新的‘民族’之词的误解”乃是造成甘肃的回族、汉族人民有隔绝的原因之一[11]；对于中华民族的多种族融化，他则强调主要表现在文化方面，“文化原是生活的方式，应当随时制宜，又随地制宜的”。这种文化融化工作至今也不曾停止。[12]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融合，他还特别主张“表彰并推广各族优良文化”，“搜集并创作各族共有的中国通史”，[13]尤其是应“把我们祖先冒着千辛万苦而结合成的中华民族的经过探索出来，使得国内各个种族领会得大家可合而不可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团结为一个最坚强的民族”。[14]这位以“疑古”著称的史学家此时对于一体化中华民族的坚强信念，真可谓是意味深长。

顾颉刚是“古史辨派”的核心代表，也是中国近代历史地理学的灵魂人物。他于1934年3月创办《禹贡》半月刊，致力于研究祖国的领土地理、边疆和民族问题，以服务于民族救亡的大业。1937年4月，《禹贡》半月刊上连载历史学家齐思和的《民族与种族》一文，其有关“民族”内涵的认识，已经存在着为流行开来的现代一体化的“中华民族”概念进行辩护的某种理论自觉，该文认为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前的民族主义虽不能说就是种族主义，但他未能将“民族”和“种族”予以区分，当属于其不可否认之缺陷。他强调，孙中山所列举的构成民族的五种“自然力”，即血统、生活、言语、宗教和风俗习惯，都不能构成“民族”的基准和绝对条件，“形成民族的最重要的力量是命运共同体一员的情绪，”而这种情绪的强化，又与外国列强侵略的刺激紧密相关。[15]此一观点虽然偏颇，也不新鲜（此前，政治学家张慰慈等已有类似申说），但却对此后顾颉刚公开提出和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产生了一定的直接影响，至少顾氏与这一关于“民族”的思考，部分地发生了强烈共鸣。

1939年2月9日，顾颉刚写成《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4天后发表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此文较为明确而集中地阐发了他关于“中华民族”的认识。在他看来，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多民族组合而成的“大民族”共同体，而是由历史上许多“种族”不断融合而成的一个单纯民族，其血统宗绪复杂，长期混同，难理头绪，但并非“同源”；文化也是长期混合，没有清楚的界限，虽勉强可分为汉、藏、回三个“文化集团”，彼此间确有“相同的质素”，但也不是“一元”。所谓“中国本部”之说，不过是日本人用来欺骗和分化中国的阴谋；而“五大民族”之说，更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糊里糊涂，从而给那些别有用心者和敌对势力造成了可乘之机。现在是必须正视这一历史错误的时候了。文章还分析了“五大民族”一词出现的原因和导致的“恶果”，并以史实来论证中华民族是自战国秦汉以来就逐步形成的伟大民族。文章反复强调，要留神和郑重使用“民族”二字，并以亲身经历说明这个概念传入之前，各族人民之间本来相安无事，传入以后却被别有用心的人滥用，反而导致了无数国内动乱和分裂之灾难。作者特别有感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以“民族自决”的名义搞“伪满洲国”，又煽动搞伪“大元国”和“回回国”的阴谋，故痛心疾首、百感交集地写道：

倘使我们自己再不觉悟，还踏着民国初年人们的覆辙，中了帝国主义者的圈套，来谈我们国内有什么民族什么民族，眼见中华民国真要崩溃了，自从战国、秦、汉以来无形中造成的中华民族也就解体了。从前人的口中不谈民族而能使全国团结为一个民族，我们现在整天谈民族而反使团结已久的许多人民开始分崩离析，那么我们岂不成了万世的罪人，有什么颜面立在这个世界上！……唉，民族，民族，世界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是我们全国人民万不能容忍的。[16]

从这里，实际也可以看到顾颉刚为什么要公开谈论“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原因。他重申，“本来民族是Nation的译名，指营共同生活，有共同利害，具团结情绪的人们而言，是人力造成的”；而“种族”则是Race的译名，“指具有相同的血统和语言的人们而言，是自然造成的”。在本文的另一个地方，他又指出，民族是指称“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然而在中国，由于人们常常望文生义，“一般人对于民族一名就起了错觉，以为民是人民，族是种族，民族就是一国民内的许多不同样的人民，于是血统和语言自成一个单位的，他们称之为一个民族，甚至宗教和文化自成一个单位的，他们也称之为一个民族，而同国之中就有了许多的民族出现”。他还分析指出，在中国，人们将“民族”与“种族”混淆，与清末革命党人鼓吹“种族革命”等因素也不无关系。最后，他号召国人特别是青年要贯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要努力开发边疆，并和边民通婚，“使得种族的界限一代比一代的淡下去，而民族的意识一代比一代高起来；更吸收了各系的新血液，使后裔们的体格更趋健壮，能够这样，中华民国就是一个永远打不破的金瓯了！”

在该文中，顾颉刚态度极为明确地表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17]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的思想，显然符合国民党内单一性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的精神实质，但在各族是否“同源同种”问题上，却又与之有别。此文感情充沛，观点鲜明，加之出于学术名家之手，刊出之后颇为引人注目。重庆的《中央日报》和各地报纸转载者甚多，影响不小。

在此文中，顾颉刚不把各民族当作“民族”看待，特称其为“种族”，显然有着避免所谓“民族套民族之矛盾”，以回击那些借此攻击“中华民族”概念以分裂中国抗战力量者的良苦用心，也表明了其对英语世界中现代nation（民族国家，国民民族）概念的政治内涵，具有某种直觉而敏锐的感悟（当然也还不够充分）。不过，即便根据其自身在不同场合所阐述的诸如“有共同的历史背景、生活方式，而又有团结一致的民族情绪的集团”等民族定义来衡量，简单否定境内现存各族（包括汉族）已经获得社会认同的原有“民族”资格与身份，却也不是没有问题。何况在西方还存在着从政治学和人类学的不同角度来界说民族现象和概念的差异？至于将民族仅笼统界定为“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就更存在疑问了（到底是传统国家政府还是近代国家政府？），所以顾文发表不久，随即引起了争论。

社会学和人类学者费孝通来函表示了对顾氏这一提法的忧虑和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华民族固然应团结一体进行抗战，“不要根据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而影响到我们政治的统一”，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从民族研究学理的角度来看，多民族、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事实，还是应该得到尊重。他还专门就state、nation、race、clan几个英文词的含义做了辨析。认为nation的意义通常并不指同属一个政府下有团体意识的一辈人民，而是就语言、文化、宗教和血统相同的一辈人民而言，一般译作“民族”（这其实是英、美、法语文中nation的传统含义而非现代主流含义。现代德语中的nation，最初也较多遗留了这一传统的含义——引者）；race则一般译作“种族”，指在体质上相似的人，并不包括顾颉刚所说的语言；而clan往往译作“氏族”，单指亲属团体。照这样的译法，那么顾颉刚所谓“种族”大体相当于通常所谓“民族”，而他所谓“民族”则与通常所说的“国家”相当。但国家和民族还是有区别的，不必因为要防止敌人的分化，而否认国内作为文化、语言和体质的团体（即“民族”）之存在。费先生甚至强调，“谋政治的统一者在文化、语言、体质求混一”是不必要的，也将“徒劳无功”，名词的作用固不必夸大，重要的是“组成国家的分子都能享受平等，大家都能因为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团体得到切身的利益”，只有真正消除不平等，它才能得到各分子的真诚爱护。否认多民族的存在或界限，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有效途径。[18]

同时，自称“三苗子孙”的苗民鲁格夫尔也来信表示，汉苗同源论不过是“学究们”的想法，同源不同源，意义并不大，关键还在于政府能否给予苗民“实际的平等权利”。他公开反对“黄帝子孙”的说法，认为苗民就不能算是“黄帝子孙”，不仅如此，其他民族同胞也会“必然反对”把黄帝作为自己的祖宗。他特别提醒，在各族人民共赴国难的时候，“对变相的大汉族主义之宣传须绝对禁止，以免引起民族间之摩擦、予敌人以分化之口实”。[19]可见他所持的乃是一种有所保留的态度。

不过，从当时的公开回应来看，对顾氏主张表示积极认同的看法还是稍多。像顾颉刚的学生张维华、白寿彝，以及徐旭生、杨向奎和马毅等学者都来信和写文章公开响应顾氏的观念，认可他当时明确提出这一观点对团结抗战具有现实意义。如张维华就认为“坚强的建立起‘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来，便于无形中加强我们团结的思想，这正是解救时弊的一副良剂”。回族史学家白寿彝也来信表示：“‘中华民族是一个’，从中国整个的历史上去看，的确是如此，而在此非常时代，从各方面抗战工作上，更切实地有了事实上的表现，但在全民心理上却还不能说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信念，而还没有走出口号的阶段。”他称赞顾氏此文是以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开篇之作，并表示，“‘中华民族是一个’，应该是全中国底新史学运动底第一个标语”，他主张中国史学家应该用真实的材料去写就一部新的本国史，以进一步“来证实这个观念”。[20]古史专家徐旭生则辩称，鲁格尔夫“所抗议的‘黄帝子孙’的话头，固然不够科学，应该避免，但是他所自署的‘三苗子孙’，不科学的程度，也完全一样……总之，这些话均不可谈”。[21]

见到上述意见后，顾颉刚以“按语”等形式做出过不同程度的回应，如对“黄帝子孙”“汉奸”等说法，就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我们是黄帝子孙”“黄帝子孙不当汉奸”这类说法，“原是汉人对汉人说的话。这种话固然不谨慎，但也可原谅，因为在这极度兴奋的时势之下，很容易‘急不择言’，不加上详密的思考，我们总希望从此以后，这种话大家竭力少说，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他还特别提议：“‘汉奸’一名应改称为‘内奸’，因为溥仪和德王们都是中华民国的奸，而不是汉人的奸。”他还认同徐旭生的观点，强调黄帝不过是传说中的人物，并无其人。汉族人称黄帝子孙“固应改正”，自称三苗子孙，“也有改正的必要”。“每一个种族总好抬出历史上的一个有名的人来做他们的祖先，这原是古人的习惯，我们生在今日就尽可不必这样了。”[22]在这点上，他显然还是保持了一个“古史辨”史家的立场。

与此同时，针对费孝通的不同看法，顾颉刚更是接连写了两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专门作答。在这两篇文章里，他一方面追忆了自己五度注意“民族”问题的经过，指出中国历史上各族人民血统和文化不断同化、融合的趋势，强调其彼此之间“质的方面愈糅杂，量的方面愈扩大；纠纷是一时的，表面的，而统一则是经常的，核心的”[23]这一历史特征。同时，他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九一八”事变后以德王为代表的极少数上层蒙古人士在伪满洲国建立的影响下，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金钱和政治**下进行政治投机，搞民族分裂，以所谓“民族自决”始，而以“出卖民族”终的可悲事实，以及回族与汉族的矛盾在所谓的“民族”概念引入之后被人为加剧的令人痛心的惨剧，来说明“民族”一词的滥用或不正确的“民族”概念的传播，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尤其是边疆的少数“种族”或“部族”的人民来说，该是多么大的灾难和多么大的不幸。他写道：

我看了这种情形，心头痛如刀割，推原这种情形的造成，还是“民族”二字的作祟。本来没有这个名词时，每次内乱只是局部的事件，这件事一解决就终止了。现在大家嘴里用惯了这个名词，每逢起了什么争执和变动，大家就不先去批评那一方面的是非曲直，只管说是某民族与某民族之争，于是身列于某民族的，即使明知自己方面起哄的人是怎样轻举妄动，也必为民族主义努力，替他回护或报仇，而私人的事就变成了公众的事，随时把星星之火扩而充之，至于天崩地裂的可能。事件平了，两族的冤仇就永远记住了，报复的机会总有一天会来到的……可知他们种族方面原无问题，不过被这个新传入的带有巫术性的“民族”二字所**，大家为它白拼命而已。唉，多么的可怜！[24]

然而“民族”一词既然已经流行，关键还在于正确理解其概念的真实含义，在此基础上尤需慎重使用，特别是当它用在国内人民身上的时候。顾氏反省自己从前曾经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滥用“民族”的经历，坦承自己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才感觉到从前的荒唐和没有政治头脑。由此出发，他进一步阐发了其对“民族”概念的理解以及中华民族特点的认知，从而构成了其“续论”中另一方面的主要内容。

针对费孝通前此对nation的解释，顾颉刚指出，“nation不是人类学上的一个名词，而是国际法上的一个术语”，它与state实无法截然分野。他引用美国政治学家何文康（Arthur N.Holcombe）的民族定义，认为“民族是具有共同民族意识的情绪的人群”，而“民族意识是一个团结的情绪——一个国人彼此间袍泽的情感，相互的同情心”。他重申民族的构成是精神的、主观的，而非物质、客观的，其核心条件不是什么语言、文化和体质，而正是一种“团结的情绪”。[25]以此为据，他不仅认定现实的中国是一个民族，而且强调历史上的中国就是如此：自秦实现统一之后，朝代虽有变更，种族虽有进退，但“一个民族”总还是一个民族，且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终于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民族。各个民族都不能单独称作“民族”，只能称为“种族”，汉族也是如此，其血缘既不纯粹，文化也非一元，称为“种族”其实也都还存在一定问题。如果要称民族，他们当然都只能通称为“中华民族”，其中汉族属于“中华民族之先进者”，而其他民族则是“中华民族之后进者”，“因为他们尚没有达到一个nationhood，就不能成为一个nation。他们如要取得nation的资格，惟有参加中华民族之内。既参加在中华民族之内，则中华民族还只有一个”。顾颉刚还认为，当时中国的不少民族问题，其实根本上都与“种族”无关，只不过是交通不发达导致的结果而已，等等。[26]

在“续论”中，对于“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关系，顾颉刚还有过一个独特的解释，以往学界似乎不甚注意。他认为，“中国”和“天下”对应，靠的是“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凝聚。“民族乃是国家的根本”，王朝国家灭亡了不要紧，“亡天下”也就是“失去民族精神”才真正可怕。“我们一说到‘中国’和‘中国人’，就感到它是有整个性和永久性的，无论地方势力怎样的分割或是朝代的怎样嬗迁，它总是不变的。所以‘中国’的‘国’，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才是恰恰相当。”传统一般的所谓“国”（像“大宋国”“大金国”），“等于中央或地方的政府，已合于英文的state（美国一省即为state），所谓‘天下’等于中华民族或中国人，已合于英文中的nation，意义非常清楚。要不是久已有了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古人就不会出现这种意识了！”[27]顾颉刚这里的表述有些模糊和费解，但如果换个视角来看，笔者以为，也就是说传统的“中国”和“中国人”的意识里面，其实带有某种强烈的类似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和民族认同的部分特征，这就使得“中国”的“国”多少有别于“大宋国”和“大金国”的“国”。这一观点，实际也是顾颉刚之所以将古来“中国人”与“中华民族”等而视之的原因。

对于顾氏的答复，费孝通据说出于抗日政治环境的考虑，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辩论。倒是来自左翼的维吾尔族学者翦伯赞在见到顾颉刚答费孝通的“续论”之后，公开站出来发表论文，对顾氏的观点进行了全面、严厉的批评。该文刊登在左翼报刊《中苏文化》上，题为《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在这篇论文里，翦伯赞肯定顾颉刚当时“把中华民族当作一个问题而提出”，是“非常重要的”，但认为可惜的是，顾、费等人的论争，“大半陷于抽象的形式问题如名词的讨论，把论争的焦点转向问题的侧面，而不曾把中华民族与其现实的斗争关联起来，作统一的生动研究，以至问题并不曾得到正确的解决”。在翦伯赞看来，作为顾颉刚讨论中华民族观念的出发点和最后结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命题本身，“似乎就太不正确”，它“包含着否定国内少数民族之存在的意义，然而这与客观的事实是相背离的”，因此其论争难以得出正确的答案，也就并不足怪。

不仅如此，翦文还批评了顾氏在民族理论认识方面存在的几个不足——他称之为“极幼稚的错误”，并强调，“这些错误，对于中国目前正在坚决执行中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可能引起有害的影响的”。首先，他认为顾颉刚把“民族”与“民族意识”混同起来，将“民族意识”当作“民族”，而否认民族得以成立的“物质基础”和“客观存在”，这很荒唐。实际上“不是人们的意识造成民族，而是一定的民族造成民族意识”。翦还引用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以凸显民族的实在性，认定“民族意识决不是自己发生的东西，必须有共同的领土，共同的经济联系他才能表现为共同的利害关系，从而表现为民族意识”。如若像顾颉刚那样把中国国内的少数民族“消解于一个抽象的‘团结的情绪’的概念之下，而观念地造成一个中华民族”，那无论如何造成的也只能是“‘一个观念的’中华民族”，这与顾本来的愿望恰是相违背的。另外，当顾氏论证历史上中国各少数民族为一个民族时，也注意到并强调了共同地域、共同历史，文化交流和血液融合等客观因素，这与他的民族定义难免前后矛盾。

在翦伯赞看来，顾颉刚的第二个认识错误，是“把民族与国家混同起来，他以为民族与国家是同时发生的”。其实国家很早就存在，在资本主义国家之前已有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而民族则是近代的产物。在西方，“只有当资本主义向上发展的时代才形成民族”，而同样，“一直到资本主义侵入之前，中国没有民族主义，而只有种族主义，……实际上，中华民族在中山先生的历史时代也才有形成的可能”。他认为顾氏所谓秦国时已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的说法是错误的，那时的国家只是传统国家而并非“民族国家”，“统一的国家”和“统一的民族”完全是两回事。

另外，翦还批评了顾颉刚“把民族混合与民族消灭，混为一谈”，把民族的形成仅归结为“外界的政治推动，即‘强邻的压迫’”，而否认其内在经济联系的重要性，以及把国内民族问题归结为“交通问题”等“错误”，认为这些论调，有的“正是帝国主义所需要的”。在翦看来，“要使一个民族趋于巩固，不是完全依靠‘强邻压迫’而是要加强经济联系”；而把民族问题当作交通问题，更是“有意回避现实”，而一个真正具有“爱国情绪”的人，“应该不要逃避现实问题”。最后翦氏强调，国内民族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交通便不便’，也不在于‘现代化不现代化’，主要的是要承认各民族之生存乃至独立与自由发展的权利，在民族与民族间建立经济的政治的乃至文化的平等关系，以兄弟的友谊相互结合”，他认为只有这样，“真实的民族大团结也才能实现”。[28]

从翦伯赞对顾氏民族思想的批评中，不难看到其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作为维吾尔族的少数民族情感的双重影响。他对中华民族内部民族多元性的坚执和民族构成客观因素的认定，对于纠正顾颉刚的偏颇当然义正词严，不过其对国内各民族一体性的认知和强调却显得明显不足，在全民族危机如此深重之时，他还认可国内少数民族政治上“独立”的权利，这也容易引起歧义，无论如何都有不合时宜之处。事实上，当时中共民族政策的主流也已在逐步酝酿着实现从提倡“民族自决”到主张“民族区域自治”的转变。

除了翦伯赞之外，当时值得注意的参与讨论的学者还有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杨成志和胡体乾。杨成志留法归国，胡体乾留美归国，都是专业人类学出身，他们对西方“民族”概念及其相关概念与知识非常了解。杨成志作为顾颉刚和费孝通二人的朋友，认为他们二人之争，“颇足代表我国学术界对‘民族’名词见解之纷殊”。“费先生所言之‘民族’似近乎ethnic，即多偏于客观之民族志（ethnography）范围；顾先生所言之‘民族’接近nation，即倾向于主观民族论（nationalism），两者虽各有所偏，要之均可称为有心学术或国家之作”。

杨成志指出，关于nation和ethnic的广泛混用（都译为“民族”），不仅在中国如此，“即在外国亦无不皆然”。若要将学术研究与国家建设统一起来，处理好边疆问题和民族问题，“必先就民族学研究之民族与国家政治权力之国族分开其不同之领域及其应彻底认识之立场不可。且学术之真价值，与国家之生命，值此抗战建国期中，似乎应打成一片”。他极为清晰地写道：

至民族一词之真义，在缺乏民族学识之我国学术界中，常与“国族”（nation）、“国家”（state）、“国籍”（nationality）、“国民”（citizen）、“部族”（tribe）及小而至氏族（clan or sib）大而至种族（race）……含混谬用。尤其是近来关于“民族问题”（national problem）或“民族解放”（national emancipation）或“民族自决”（self determination）等，各新书出版后更使一般青年读者受其影响，动辄认凡关于国家政治问题，或国际关系问题，咸视为“民族问题”。不特青年如此，即号称为学术界中人，往往更分不开历史背景、文化交流、语言混化、宗教影响与风俗或仪式之传播与借用种种关系，误用“民族”二字混为一谈。就此诸端，综合言之，世人认同一传统或同一宗教，或同一文化政治，或同一语言，或同一惯俗，或同一意识或情感之某一人群或集团，即认为民族，此系普通之用法。若根据民族学狭义立言，“民族”一词之使用，与“人种”（race）相同，均限于生物学或生体学范围内，即系一种自然之集团，吾人藉以探讨民族集团（ethnic group）或民族（ethnic）之真谛，与普通所使用之“国族”（nation）或“民族”（nationality）含有多多少少之政治意义不同，故研究民族构成之一种专门学问不称为nationalogy（国族学或民族学），而独称为ethnology（民族学）者盖有由也。虽然民族学不仅研究人类集团之体质，至文化与语言亦同注重。[29]

杨成志强调，在区分清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和国家政治权力意义上的“民族”（或“国族”）之后，就应当明白，“以整个国家政治与国民义务关系而言”，中国所有“同生长于本国领土内之人民，均是中华民国国民，在理论上，实不必有民族之区分……况值此大中华民族正处危急存亡当中……否则国之不存，族将焉附？”[30]具体到“民族政策”和“民族研究”，杨成志则主张吸收德国、意大利、苏联和美国的经验教训，“不偏不倚、取长补短、最为上策”，如当“酌取苏联尊重其国内各民族固有之语言与文化至相当程度（即保优弃劣意）之方法……为促进我大中华民族团结之立场”；“采取美国国籍化之理论与实施，提高及普及中华国民教育到国内各族去，作汉化实施之方针”，等等。与此相一致，在民族研究方面，他明确反对那种动辄称各少数民族为Non-Chinese或Non-Chinois的做法，主张开展包含各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圈之比较研究”，同时进行包括上述各族在内的“大中华民族体质型之普遍测量”，等等。[31]由此可见，杨成志的思想关怀，其实与顾颉刚要更为接近。

当时，胡体乾也发表了《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参与到顾、费之争的讨论中。他认为，英文中race和nation的用法本来就是变化的和混杂的，“race的原义虽是体质团体，在使用习惯上，已经常被认为体质文化团体了。至于nation这个词，本义原是血统，和race相同，却一被引申为体质文化团体，再被引申为政治团体，其意义就更复杂了”。由此可知，顾颉刚和费孝通二位对于race和nation用法的理解，实际上“都非无根据”。而在中文里，“种族”和“民族”用法的分歧更不在英文之下，相对说来，“种族”一词指体质团体时多，指体质文化团体时少，算是要稍好一点。而中国人“更把当政治团体的nation有时译作民族，有时译作国家，更增加其分歧的程度。最奇的是民国十年至十五年间，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争得甚嚣尘上，而其英文译名却同是nationalism。只有蒋廷黻先生把nationalism译为族国主义，乃是避免用语混淆的办法”。他因此提议：“将来若能把体质团体叫‘种族’，把体质文化团体叫‘民族’，把政治团体叫‘族国’或‘国族’，而把‘国家’一词专用以指政治团体的机构state，或许可以免许多无用之争。”[32]

由将“民族”限定在“体质文化团体”的认识出发，胡体乾对顾、费二人的观点都提出批评，认为存在各自的思想偏向。顾颉刚强调国内各族原无界限、只因帝国主义利用“民族”的名词实行分化“才起了裂痕”的说法，不免忽略了中国各族之间的体质、文化差异早已存在了漫长岁月的事实。帝国主义的分化确实存在，但“族间裂痕并非全为民族一词所引起，也不能单因为民族一词用法的更正而消灭”。而费孝通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费氏强调国内各族的体质文化界限不容否认，但却又错误地认为此种界限并不足以引起“政治的裂痕”，以为能真正引起政治裂痕的只是“政治上的不平等”。实际上，“体质文化的歧异和政治上的不平等，单独地或结合地都会引起族间的裂痕。体质文化的差异常能引起政治上的不平等，政治上的不平等也会加强体质文化上的歧异的。所以体质文化的同一，终是消灭民族裂痕的根本办法”。[33]

在胡体乾看来，“民族的界限本不是永恒固定的”。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各民族“不断同化”的事实。而在中国，古往今来，特别是近三百年来，民族同化的成绩更大。各族之间“打破了许多界限，增加了许多同一性”。民国以来因交通进步，经济发展，人口迁移，教育普及，各族之间“同化的进行”较之有史以来速度更快，虽彼此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有的甚至还显露出“离心倾向”——或可称为“同化中的副作用”，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目前可能还不是“一个”，但无疑已在“成为一个的进程中”。胡氏声言：“‘中华民族在成为一个的进程中’这句话，大致都可以同意的”。[34]特别是在当时面临亡国危机的特殊时刻，“为加紧团结抵抗外患计，为广播文化、提高各族地位计，皆有促进各族同化的必要”。他因此表示：“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口号，广播各族血统文化混合的事实，以加强各族同化可能且必然的信念，这和以前‘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五族同胞’等说法是一贯的，所以这口号是有用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声言对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用意感到钦佩。[35]

图4-4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及《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片段

这里，胡体乾所谓“同化”大体是各族彼此同化之意，他因此看到了中国各族作为同一个政治体“国族”、必然会不断增强“同一性”的前途。但其言论中所包含的某种大汉族主义倾向，也是明显存在的。

从现有材料来看，顾颉刚对于翦伯赞的批评和杨成志、胡体乾等人的评论，似乎并未做出直接的回应，原因不得而知。抗战时期，顾颉刚建立在否认国内各民族为“民族”基础上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的确不无影响，甚至抗战胜利后，仍有一些刊物特别郑重地重新加以刊载，以广流传。如1947年，《西北通讯》第1期和第2期，就分别重刊了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和他回应费孝通的第一篇文字（改名为《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该刊还特别加了“编者按”，写道：“顾先生此文，引证详博，议论正大，为促进中华民族团结最为有力之作。其热情洋溢，感人尤深。惟当发表之初，适在抗战期间，四方阻隔，流传未广，殊以为憾。本刊初创，特商请先生同意，重为刊布，想亦国人之所乐闻。先生尚有《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对此问题，续有推阐，将于本刊下期刊载，兹并附告。”[36]可见顾颉刚至此，其主要观点仍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