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如何表达“中华民族”，也很值得今人关注。它关系到国民政府如何从基础性历史知识的书写和传授的角度，在青少年中积极塑造和强化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问题。在这方面，青年学者刘冬梅曾做过相关的专题探讨。她通过研读大量中学历史教科书，得出结论说，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中国史教科书中，“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的名词和概念基本上同时使用，但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的教科书已经相对较多。到了40年代，则使用“中华民族”概念者更是占据了优势和主流，同时“用汉族、种族、人种等概念来指代中华民族的现象越来越少”。而无论使用何种称谓，其关于中华民族的认识都大同小异，都强调她由多个兄弟种族或民族长期交往融合而来，最终构成为一个民族整体。这表明在当时，“中国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已得到“学界认可”，而“中华民族”的称谓，也已“被国人所接受”。[186]

另有一位年轻学者也指出：在民国时期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从其有关表述来看，“1930年代以后，‘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体的看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中国各民族关系的叙述上，都强调中国各民族起源上的一致性与历史上的融合以及现实中的平等关系，中国各民族互相影响，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形成了一个新的包容各民族的‘中华民族’。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观念开始形成”。[187]

笔者虽不赞成20世纪30年代现代中华民族观念才开始形成的看法，毋宁认为这一时期该观念已在社会上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传播，变得更加自觉了。但是关于中学历史教科书里“中华民族”概念的使用和有关论述的判断，以自己阅读过的部分教科书的感受来看，则与他们二位的结论大体吻合。只是笔者在做类似判断的时候，更愿意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九一八”和“七七”事变这样的重大事件的影响，来作为观察问题的基点。由于这些事件的影响稍后显现的“时间差”，它们与以20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为时段来把握变化的方式，差别其实并不大。

谈到中学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概念的使用问题，或许还应直接看看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有关中学历史教学的“课程标准”本身的有关使用情形如何。据最新的研究揭示，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最初颁布的《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既使用了“中国民族”一词，也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而《高级中学普通科本国史暂行课程标准》则使用的是“中国民族”一词。虽然两者表达的内涵都属于现代中华民族的观念范围，但反映出国人对“中华民族”这一实体民族概念使用的固定化程度仍然不足。“九一八”之后，此一情形才得以迅速改变。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在中学教科书使用“中华民族”概念方面，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该“课程标准”始终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作为中国历史的线索之一，将中华民族的建国、新的融合与扩大，以及当时的复兴运动等列为学习本国史的要点，“突出了‘中华民族’在历史课程中成为一个显性而重要概念的过程”。此后，在中小学历史教育方面，对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就更为统一了。[188]

由于“九一八”之后特别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中华民族”书写问题，内容极为丰富，本书不准备全面涉及，只想就其中有关民族来源、民族成分，以及中华民族融合进程的历史分期与典范性叙述模式的形成三个问题，略作绍述，以裨读者对于此期构成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组成部分的重要历史知识社会化演进的过程，有所了解。

大体说来，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民族的来源，清末民初主要流行一种“西来说”，包括埃及说、巴比伦说和中亚说，其中又以巴比伦说最有影响。该说由法国学者拉克伯里所发明，清末时就由蒋智由等率先传入中国，经刘师培等人传播，影响很大。“九一八”之前，此说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持续盛行，占据主导地位。前文我们曾提到1927年、1928年王启汾和常乃惪对“西来说”的怀疑，特别是常氏还明确表示了对“本土说”的认同态度，但这种声音总体说来还很微弱。“九一八”之后的整个30年代，情况则发生了根本变化，纯粹持“西来说”说已经很少见，“本土说”或倾向于“本土说”说者已急剧增多，不过由于考古证据不够坚确，“本土说”尚欠成熟，“阙疑论”者也还有一定数量。如1933年，陈登原编写的《陈氏高中本国史》（世界书局印行），就明确而坚决地否定了各种中华民族“外来说”，表示“近来因为古生物学地质学的进步，颇使学者有‘北京人’三字的结论：在冰河时期，中国已有人住着。中国民族的产生，并不比其他地方为迟。——那么，西来说和东来说，便可付之一笑了”。[189]

到全面抗战时期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本土说”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已绝对占据了主导地位。如宋延庠、蒋子奇等编写，教育部审定，1946年出版的《初级中学历史》就这样表述：“中华民族在什么地方起源的呢？无疑的是在中国本土，最早的发源地即在黄河流域，无论从考古学上或古史上都有很确切的证明。就考古学上的发现说，我国古代文化，经数十年来考古学和地质学家努力的结果，上古先民的遗迹在中国北部已陆续发现。”[190]另一部于1947年出版，世界书局印行，孙正容编著并较为流行的《高中新本国史》，也明确写道：“我们现在为审慎态度起见，对于中华民族起源问题，暂作了这样的断语：在太古的时候，中国境内即适宜于人类的生长，‘北京人’化石的发现，可为明证；不过那时候的人是否即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则不得而知。旧石器时代华北一带已有很繁复的人类活动，但这些人与国族有无关系，也不得而知。至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据步达生博士的研究，则和国族确属一派。这种推断，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了。”[191]实际上在当时，考古学的证据未必就真的那么坚实可靠，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在“本土说”中所发挥的选择作用和倾向性，也是甚为明显的。

关于“中华民族”的具体组成部分或主要成分，“九一八”之后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则说法不一：有五族说、六族说、七族说等多种，尤以前两种说法为多。五族说为众所周知的“汉、满、蒙、回、藏”；六族说则往往加上“苗族”，七族说则再加上“韩族”即“朝鲜族”。[192]当然，当时也还存在反对对“中华民族”进行民族细分，以免引起“民族的离心力”的论点。不过，重要的在于这些教科书多承认中华民族成分的复杂多元，以及彼此间长期融合交流的历史进程。

那么，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华民族融合进程又如何进行具体把握呢？大体说来，“九一八”以后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也存在几种不同的说法，有三阶段说、四阶段说、五阶段说和七阶段说等多种，而以前三种说法较具代表性。如1937年，李清悚、蒋恭晟编写，大东书局印行的《初中本国史》就持五阶段说。该书认为，“黄帝时代”为“汉族势力稳固的时期”；“秦汉时代”为“汉族势力扩大的时期，也是汉族与各族团结的开始……中华民族的形成，于此时奠其基础”；“两晋六朝时代”，汉族势力由盛而衰，各民族逐鹿中原，其结果是“各族多与汉族同化，渐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分子，故此期实是中华民族精神大结合的时代”；“唐宋及元明时代”的特点，则在于“满族、蒙古族与汉族的争霸，也就是满蒙各族的实行汉化”。不过编者把建立辽金政权的东北民族均以晚出的“满族”来统称，恐怕很成问题；最后，“满清及民国”时代被编者合起来视为“中华民族”最终形成的阶段，强调“该时期是满族与汉族同化大成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形成大功告成的时候。满族灭明以后，统治中国者凡二百六十余年，在此时期中，一切生活，完全汉化。及民国成立，遂宣布五族共和，于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结合运动，至是遂完全告成”。[193]若暂置该编者的汉族同化论立场不论，他们视“中华民族”为数千年长期不断“结合”之果，而将其最终形成放置在“清朝和民国”时期的总体论述和把握，可以说离今天流行的从“自在”到“自觉”的中华民族叙述模式，已经相差不远。

自然，国内各民族真正平等结合的“中华民族”史叙述，最终仍是无法容忍汉族“同化”论提法存在的，于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叙述模式，在抗战时期尤其是40年代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也适时应时而生了。如1946年教育部审定，宋延庠等编著的《初级中学历史》一书，就已经完成了较为系统严整的“中华民族大融合”历史表述模式的创造。该书认为：“有史以来，中华民族的形成，可分为四大融合时期：（一）秦以前，（二）汉至南北朝，（三）隋至元，（四）明至民国。”在上古时，“有许多同种族的独立部落”分布在中国境内。到黄帝时，才把黄河下游许多部落统一起来，建立国家，“这是中华民族立国之始”。在这之后，“中华民族的势力逐渐扩大，加入的分子也日渐加多……至秦统一六国，上古以来加入中华民族的分子，遂融合而为一体。这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第一期”；汉至南北朝时期，相互接触和争战的汉、匈奴、乌桓、鲜卑、羯、氐、羌各族，“血统与文化则发生极大的混合作用，因此中华民族吸收不少的新血液，而有隋唐两代的强盛。这是中华民族融合的第二期”；隋至元末时期，同化的新分子又继续增多，东西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吐蕃、契丹、女真、蒙古等“在中国境内互相接触的新分子，无论由自动或由被动都渐混合同化。这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第三期”。[194]编者此时的用语中虽仍有“同化”，但这是“中华民族”的“混合同化”，与所谓“汉族同化”已不可同日而语。最后则是中华民族由传统转入现代的“明至民国”时期。编者写道：

明代极注意西南的国防，因此于西南的政治文化关系，也较前密切。至清，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开后来五族共和之先声；同时厉行‘改土归流’政策，西南诸省的边地人民，从此内向益坚。清亡，民国代兴，中华民族内各分子平等结合，彼此感情的联络，更加融洽。到现在，我们四亿七千万同胞，在政治上、文化上，甚至在血统上都渐渐融合沟通而为一个整体了。这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第四期。[195]

此一表述模式，尽管在融合阶段的具体划分上，未必能尽如今人之意（如把明朝和清代与民国划分在同一个阶段，就较具个性），但毋庸置疑的是，它把中华民族融合的日益广大和不断深化乃至进入现代的历史全过程，都清晰完整地和逻辑化地“呈现”出来了。这不仅是现代中华民族观念走向成熟的社会化标志，也为中华民族进一步的现代认同，奠定了新的更加明确系统的历史认知基础。

[1]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国民政府公报》，转见张其昀撰述，邵元冲校阅：《中国民族志》，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54页。该书1928年首版。

[2] 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一书，大体完成于1924年，1928年由北平文化学社印行出版。该书强调以汉族为中心，各少数民族血统不断加入混合，以实现汉族蜕变的历史。但其“民族”指的似是“种族”（此书英文名为The History of the Races of China）。同时缺乏现实中的各民族平等融合为一大民族共同体的明确表述。故拙著此处不做详细讨论。

[3] 常乃惪此书的部分内容作为讲义完成于1925年，1926年曾在太原以《中国史鸟瞰：中华民族之构成及发展》（第一册）为名，由育英学会印行。后经修改，于1928年正式改名为《中华民族小史》出版。

[4] 常乃惪：《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版，第1—2页。

[5] 常乃惪：《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版，第6—7页。

[6] 常乃惪：《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版，第7页。

[7] 常乃惪：《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版，第8页。

[8] 常乃惪：《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版，第110页。

[9] 《中华民族小史》1928年（民国十七年五月）由上海爱文书局出版，该书1931年、1935年又有上海启智书局再版本。注意，1928年爱文书局版此书的版权页上注明的出版年月为民国十（ ）年五月初。“十”与“年”字之间有一段间隔，大约是固定版式的缘故，而实际上却漏填了一个“七”字，因此不少学者均误认为该书首版于1921年（《民国总书目》即误如此），遂连带造成诸多误判，以为第一本以“中华民族”命名的专著早在1921年即已出版。实际上，这是误会。如果读者细阅该书116页，它不仅谈到1924年中俄协定缔结一事，并且提到1927年国民党反共“清党”以及同年12月对俄绝交一事，由此可知。

[10] 张其昀：《中国民族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其英文书名，自题在版权页上。

[11] 张其昀：《中国民族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69—183页。

[12] 关于近代中国国民性或民族性话语与中华民族观念及认同的复杂联系，也是有意义的问题。专门深入的探讨，尚有待来日。

[13] 张其昀：《中国民族志》，商务印书馆1938年7月初版，1947年4月三版。

[14] 常乃惪（1898—1947），字燕生，山西榆次人，早年参加新文化运动，为《国民杂志》编辑。曾任燕京大学教授。1925年加入青年党，并成为核心成员。1947年作为青年党的几个代表之一参加国大，随后即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政务委员。由“国家主义派”发展而来的青年党，于1923年年底就已成立，但1929年以前都没有以此名义公开活动。可参见周淑真：《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5] 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46—647页。

[16] 《二中全会通过之三要案》，《申报》1929年6月19日。

[17] 蒙藏委员会编：《蒙藏委员会法规汇编》，蒙藏委员会1930年印版，第299—230页。

[1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1页。

[19] 仅文章标题上出现“中华民族”一词的文章就随处可见。如《开发西北与中华民族的关系》（《蒙藏旬报》1932年10月第7卷第1期）；《国庆日给予我中华民族的回想》（《蒙藏半月刊》1933年10月第2卷第1期）；《中华民族整个对外》（《蒙藏半月刊》1934年第1卷第1期）；《班禅回藏与中华民族》（《蒙藏月报》1934年6月第1卷第3期）等。

[20] 《陈专员祭海演说词纪略》，《蒙藏旬报》1932年10月10日第6卷第1期，第14—15页。

[21] 《蒙藏旬报》1932年第6卷第1期，蒙古文部分，第23页。

[22] 《蒙藏旬报》1932年第6卷第1期，藏文部分，第28页。

[23] 宝音朝克图、罗布教授在蒙古文和藏文解读方面给予笔者耐心帮助，特此致谢。

[24] 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第182—184页。收入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429），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

[25] 详细情形，可参见马玉华：《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1929—1948）》（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李列：《民族想像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著作。

[26] 蒋介石：《誓雪五三国耻》，《蒋总统集》第1册。日本学者松本真澄已指出这一点，转见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27] 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2002年。也可参见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孙江：《连续性与断裂：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黄帝叙述》，收入王笛主编：《新社会史（3）：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关于“黄帝子孙”说的由来与内涵演变，高强2000年以来发表过系列论文，并出版《炎黄子孙称谓的源流与意蕴》（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亦可参见。

[28] 邓长耀：《五族联欢歌》，《绥远月刊》1925年第1卷第3期。

[29] 《绥蒙辑要》一书，笔者见之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标价4元。书上没有具体出版时间和编者及出版单位。据有的学者考证，该书编纂完成于1936年，铅印于1937年（一说1936年）。编者为陈玉甲（1908—？），抗战时期曾任蒙古游击军第2区司令。参见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有关此书的介绍。

[30] 后来，黄帝祭祖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民族代表权的一个斗争场域。如1948年和1949年中共夺取黄陵县后，两次祭陵，而国民党只能在西安省城遥祭。观其双方祭文，可知其斗争内涵。

[31] 于右任：《黄帝功德记》序，南京仿古印书局排印1935年版。

[32] 可参见张其昀：《黄帝子孙》，《妙中月刊》1941年第23期。

[33] 绛央尼马：《对于民族扫墓之意见》，《大公报》1935年4月8日。

[34] 可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8—99页。

[35] 江湘：《延安各界举行成吉思汗夏季公祭》，《新中华报》1940年7月30日。

[36] 《中央党部欢宴蒙代表》，《中央日报》1930年5月31日。

[37] 季陶：《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新亚细亚》第2卷第1期，1931年4月。

[38] 刘振东编：《孔庸之（祥熙）先生讲演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82辑，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关于蒙古会议及戴、孔讲话的更详细内容，可参见杨思机：《指称与实体：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64—67页。笔者此处引文也参照了杨文。

[39] 蒋中正：《三民主义纲要》，副题为“十八年七月在北平陆军大学讲演词”，《中央周报》1929年第63期，第18—19页。1930年，它又以《三民主义的纲要》为题，发表于《中央半月刊》第2卷第24期。其内容大体一致，只是文字有所出入。而笔者所引录的这段文字，两者则完全相同。秦孝仪所编的权威本《先总统蒋公言论总集》目录中，却标明蒋介石的此次演讲稿“稿佚”，不知何故。

[40] 《世界日报》社论：《中央宜确立适当之民族政策》，《世界日报》1933年10月27日。

[41] 张慰慈：《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东方杂志》第25卷第15号，1928年8月10日。张慰慈（1890—1976），江苏吴江人。早年留学美国，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成为北京大学最早的政治学教授，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开拓者。曾著《政治概论》（1924年）和《中国政治学大纲》（1930年）等书。鉴于张慰慈其人思想的重要性，我曾建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将其列入为其中一卷，最终被采纳。

[42] 杨幼炯：《我国民族运动之理论与实际》，《东方杂志》第26卷第20号“民族运动号”，1929年。

[43] 《卷头语》，《东方杂志》第26卷第20号“民族运动号”，1929年。

[44] 《中央党部欢宴蒙代表》，《中央日报》1930年6月2日。

[45] 虚谷：《“九一八”对中华民族复兴上的意义》，《新新周刊》1938年第18期。

[46] 裴芷：《伟大的中华民族》，《国风》1939年9月第3期。

[47] “新疆回族”，这是当时的一种称呼，主要指天山以南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尤其是维吾尔族人民，传统汉语里一般称之为“缠回”，清代亦惯称“回部”。民国时期，“回族”概念所指内涵不一，所谓“五族共和”口号中的“回”，包括了维吾尔、回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在内。1934年11月29日，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新疆民政厅通告，正式改“缠回”为“维吾尔族”。“维吾尔族”的称谓遂有了一定范围的使用，但广义范围的“回族”之称仍广泛存在。参见赵海霞：《“缠回”更名“维吾尔”时间考》，《甘肃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清代民国的“回”是一种泛称，“回部”主要指天山南部的维吾尔族，但有时候也包括回族等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参见方素梅：《从〈回部公牍〉看民国前期回族人的政治参与活动》，《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48] 《蒙藏回族慰劳抗战将士团告全国同胞书》，《蒙藏月报》1938年第2期。另可见仲实：《民族大团结》，《抗战》1938年第61号。

[49] 《蒙藏回族慰劳抗战将士团敬告全国抗战将士书》，《蒙藏月报》1938年第2期。

[50] 《新华日报》1938年7月12日。

[51] 《蒙旗同胞的责任》，《中央日报》1939年2月17日。

[52] 《中国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近讯》，《回教论坛》第2卷第10期。

[53] 马鸿逵：《要用信教精神挽救中国民族的沦亡》，《回教大众》1938年创刊号。

[54] 马鸿逵：《西北之两大问题》，郭维屏主编：《西北问题研究会会刊》，正中书局1934年版，第6页。

[55] 《河北回民的奋斗精神》，《回民言论》第7期。

[56] 《中国回教民众拥护抗战》，《大公报》1937年12月16日。

[57]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云南省分会成立宣言》，《清真铎报》1939年新1号。

[58] 《中国伊斯兰青年会成立大会宣言》，《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1卷第9期。

[59] 孙绳武：《中华民族与回教》，《回民言论》第1卷第7期，1939年4月。该刊当年7月更名为《回教论坛》半月刊。

[60] 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认同史小议》，《北京日报》2010年4月19日。亦可参见陈红梅：《民国时期回族的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61] 《辞海》子集，中华书局1938年版，第92页。

[62] 姚薇元：《中华民族之整个性》，《边疆通讯》第3卷第1期，1945年1月。

[63] 2006年，笔者曾写道：“如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倡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又已响彻云霄，但对于民国史上这一流行很久的思潮和话语，却长期未见有学者进行专门系统的考察。本文在此多有涉及，除了本论题自身需要之外，也有对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思潮’本身的研究抛砖引玉之意。”见笔者与王峰合作的《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一文（《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下文有关“中华民族复兴”理念和话语的讨论，则主要依据笔者发表在《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上的《民国各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一文，但也混合进了前文中的一些内容。

[64] 可参见李文海：《“振兴中华”口号的由来》，《人民日报》1982年4月30日。

[65] 黄兴涛、王峰：《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李大钊所用“复活”一词，系来自于基督教。这从他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声称“宜悟儒家日新之旨，持佛门忏悔之功，遵耶教复活之义，以革我之面，洗我之心”，从而“再造中国”“挽回劫运”等语可知。见《民彝》1916年5月15日创刊号。

[66] 郑大华：《近代“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4期。

[67] 俞祖华：《“中华民族复兴”观念源流考》，《北京日报》2013年12月9日。

[68] 李大钊：《国民之薪胆》（1915年6月），《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135页。

[69]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6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4—3345页。

[70]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6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0页。

[71]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22年1月初版，1987年影印版，第213页。

[72] 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序言，中华书局1924年版，第1—4页。实际上，还在1923年8月，王光祈就曾表现出对“中华民族复生”的渴望。他在《申报》1923年8月12日《德国特约通信》中深情地写道：“惟中国民族历史既久，文化亦深，此后或再有复生之一日亦未可知。呜呼，复生！呜呼，中华民族之复生究在何年？定于何日？我将请四万万国人有以语我！”这一点，此前学界似未曾有人提及。

[73] 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中华书局1924年版，第7—8页。

[74] 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中华书局1924年版，第10—13、18—19页。

[75] 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中华书局1924年版，第20—23页。

[76] 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中华书局1924年版，第17页。

[77] 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中华书局1924年版，第5—6页。

[78] 李大钊《人种问题》一文，写于1924年5月13日，以上所引该文内容，均见《新民国杂志》第1卷第6期，1924年6月20日。

[79]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民智书局1925年6月版，第9、36、57页。

[80]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1928年11月25日翻印版，第10页。

[81]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1928年11月25日翻印版，第75页。戴季陶1927年11月4日在为此书所写的“重刊序言”中也强调，“中国国民失却民族的自信，不能团结而民族的复兴事业遂至因之失败”，认定民族自信心的恢复是“中国民族求生的途径”。

[82]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民智书局1925年6月版，第37—38页。

[83] 如1925年，青年党党魁曾琦作《中华民族之使命与中国青年之责任》一文，副题即为“答上海孙文主义学会”。文中大段摘引他1919年所做《国体与青年》一书中关于中华民族王道文化如何高明、吾国青年应发扬光大的言论以赐教。见《慕韩文集》，《民国文集丛刊》第1编第123册，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27—29页。另据敖光旭研究，国家主义派文化思想前后有变化，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激进化”。可供参考。见敖光旭：《1920—1930年代国家主义派之内在文化理路》，《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

[84] 《南京中执委会宣传部电一》，《申报》1928年10月7日。

[85] 《今日市执委会招集市民代表大会》，《申报》1929年4月18日。

[86] 参见蔡杞材：《复兴社的军事处及护卫队》，《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4页。类似的歌曲，还有《领袖万岁》等。

[87] 可见谢康：《革命文学与中华民族复兴运动》，《新广西旬报》1927年第3期；骆叔和：《民族复兴运动中的中国共产党问题》，《新创造》1932年第1卷第6期。

[88] 如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科编纂股，1936年印行的《新生活运动特刊》，就鼓吹“新生活运动是目前救国建国与复兴民族最有效之革命运动”。全局情况可参见关志钢：《新生活运动研究》，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

[89] 胡汉民：《民族主义的民族复兴运动》，《胡汉民先生归国后之言论》（四），先导社1936年版；阎锡山：《复兴民族须先复兴发展富强文明的原动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处1936年版。

[90] 陈辞修：《认识时代：一个民族复兴的大时代》，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秘书处，具体出版时间不详，疑为1937年前后。北京国家图书馆藏。

[91] 见黄兴涛、王峰：《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92] 魏万磊：《20世纪30年代“再生派”学人的民族复兴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104页。

[93] 《党、团中央为声讨国民党南京政府告全国劳动群众书》（1934年5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50页。

[94] 《为着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和将做些什么？——博古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演讲会上的演说》（1934年7月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18页。国民党的论调固有陈腐之处，但当时这种“复古”的批评，其实并不能说服他们。如1934年夏，陈立夫就曾针对这类批评做过《民族复兴与复古不同》的演讲，指出“复兴者以过去所用之材料及现在应用之材料，合而重建一民族之新基，复古者墨守原有之材料，而保持其旧基也。二者根本不同，不宜混淆”（《河南政治月刊》1934年第4卷第8期）。

[95] 剑云：《“民族复兴”与“民族解放”》，《北大旬刊》1936年第2—4合期。

[96] 抗战时期，中共凡涉及“中华民族”的口号，多为“中华民族解放”，如1940年年初《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里规定的十四个口号中，最后一个口号就是：“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见延安解放社编：《解放》第98—99期，1940年。

[97]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98] 参见黄兴涛、刘辉：《抗战前后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及其思想意义》，《北京档案史料》2002年第1期。

[99] 参见黄兴涛、刘辉：《抗战前后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及其思想意义》，《北京档案史料》2002年第1期。也可见1943年7月1日《解放日报》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

[100] 《中国民主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页。

[101] 参见张君劢：《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1932年第1卷第1期；《中国民主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

[102] 1932年年初之前，有关“中华民族复兴”的说法已有零星出现，如1926年《南大周刊》第31期上就曾发表杨周熙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原动力》一文；1931年，该刊第105期又登载倚冈的《也来谈谈中华民族复兴》一文。两文实际都强调中华民族复兴的主要动力来自或取决于对最广大农民的唤醒和组织。

[103] 《杂志启示一》，《再生》1932年第1卷第2期。

[104] 张君劢：《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再生》1934年第2卷第6—7期。

[105] 郑大华：《张君劢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

[106] 此种思想倾向在其所谓“第三期振作说”中有明显体现。直到1938年出版《立国之道》一书时仍有保留，但其所谓“中华民族”则是指基本“同化”或“融化”了各族的大中华民族整体概念，大约是可以无疑的（可张君劢：《立国之道》第一编“国家民族本位”中“五千年历史之中国及民族建国之觉悟”一节，第11—13页。此书一名《国家社会主义》。序中言“识于桂林”，由牟宗三、冯今白协助完成；版权页注明：民国二十七年九月初版，二十八年四月三版，发行人为冯今白。没有标明出版社和地点）。

[107] 关于黄郛创立的“新中国建设学会”与“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关系，可参见蒋红艳：《民族复兴与新中国建设学会》（《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一文。

[108] 吴氏生平不详，该书1933年由青年评论社再版，其初版时间不详，待考。

[109] 李宗仁：《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民团周刊社1938年南宁版。

[110] 伍子建：《军人精神改造论》，台山胥山学会1938年版。

[111] 可见陈仪讲，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编选：《民国三十四年民族复兴节广播词》，台湾书店1946年版。

[112] 张君劢：《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1932年第1卷第1期。

[113] 张君劢讲，成炳南记：《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再生》1934年第2卷第6—7期。

[114] 张君劢：《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1932年第1卷第1期。

[115] 该歌词所配曲调，可见本书之前的插图。作曲者为周大融。参见《江西地方教育》，1939年第159—160期合刊。

[116] 吴其昌等：《中华民族复兴论》，黄埔出版社1940年版。

[117] 张君劢：《中华民族之立国能力》，《再生》1932年第1卷第4期。

[118] 张君劢：《中华民族文化之过去与今后的发展》，《张君劢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

[119] 张君劢讲，王世宪记：《民族复兴运动》，《再生》1932年第1卷第10期。

[120] 张君劢讲，王世宪记：《民族复兴运动》，《再生》1932年第1卷第10期。

[121] 张君劢：《中华民族文化之过去与今后的发展》，《张君劢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页。

[122] 张君劢：《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再生》1934年第2卷第9期。

[123] 罗家伦：《中华民族生存之路》（罗家伦先生在南京广播讲演），《大公报》1933年2月29日。

[124] 史维焕：《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时事类编》1939年第31期。

[125] 重庆的独立出版社出版的“民族复兴丛书”还包括沈鉴等人撰写《国耻史讲话》、萧一山的《民族之路》等。当时的“民族复兴丛书”远不只这一种。甚至连汪伪拼凑的中华民族反英美协会也于1942年出版过一套“民族复兴丛书”，作为该丛书之一的《中英美关系略史》一书，极力宣传英美在历史上对中国的侵略活动。这说明中华民族复兴思潮已经发展到连汪伪也不得不加以利用的程度，他们也想乘势搅一摊浑水，欺骗舆论。较早谈论“中华民族复兴”问题的赵正平（如在《复兴月刊》上连载臭长的《中华民族复兴问题之史的考察》等文），后来也成为汪伪汉奸政权的教育部长，并继续以“民族复兴论”为自己的汉奸行为辩护。

[126] 如周佛海著有《精神建设与民族复兴》（上海新生命书局1935年版），该书一年内曾版三次，颇能见及当时中国的社会心理趋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后周本人竟然当了大汉奸。王之平的《民族复兴之关键》（1935年作者自刊）一书，则主要从民族性的角度阐述复兴民族的见解。此期“战国策派”的雷海宗、林同济等人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刻批判，也有代表性。

[127] 可见湘涛学社编《湘涛》杂志1936年所载《对于湘阴农村建设之商榷》等文。杨幼炯主编的《中国农村问题》，收录《今后农村复兴之前路》等文，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会编“民族复兴丛刊”之一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部1934年版）。梁漱溟等所搞的各种乡村建设运动，也都表明了此种努力。

[128]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四川省万县支会宣言》，《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1卷第2期。孙绳武《第二期抗战与西北》，《回民言论》第1卷第6期。这类的认识和主张很多，如有的人就从国防和民族关系等方面，认定“西康”为“复兴中华民族的重心”（参见举安：《复兴中华民族的重心——西康》，《康藏前锋》1933年第3期）等。当时，比较全面地论述民族复兴问题的专著有王健生编《民族生存》（中国民生学社1937年版），周辑熙著《复兴民族之路》（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等。如后者就论述了所谓复兴民族的六大方略、四大中心、两大基石，以及恢复固有道德与抗战建国，战时民教与抗战生活，文化斗士与宣传战，复兴民族与促进大同等问题。至于从某个角度阐述这个问题的更多不胜数了，如章渊若著《自力主义民族复兴之基本原理》，就从所谓“自力主义”之一般原理角度，来系统探讨这一问题，等等。

[129] 吴雷川：《基督教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能有什么贡献》，《真理与生命》第9卷第2期，1935年。

[130] 吴雷川：《基督教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能有什么贡献》，《真理与生命》第9卷第2期，1935年。

[131] 吴雷川：《基督教更新与中国民族复兴》，转载自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0年版，第287—298页。

[132] 如出版于1937年的《科学的民族复兴》一书，就内分“中华民族之史的观察”（卢于道）、“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张其昀）、“中华民族与气候的关系”（吕炯）、“中华民族的特性及其与他民族的比较”（孙本文）、“中华民族之人种学的检讨”（刘咸）、“中国人脑及智力”（卢于道）、“中华民族的血属”（李振翩）、“中国人之营养”（吴宪）、“中华民族之健康”（许世瑾）、“中国人种之改良问题”（卢于道）、“结论”（编者）11章。民族素质的关注角度，相当明显。与此相关，许多提倡体育和加强营养的各种论著也层出不穷。如《捷克民族复兴与体育训练》（中华书局1938年版），《体育与救国》等。后者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编，具体出版年代不详，内收蒋介石的《救国救种的唯一要图就在提倡体育》，戴季陶的《由中国历史文化上见到的体育的意义》，吴稚晖的《中华民族恢复强健的起点》等20余篇。作者还包括蔡元培、陈布雷、何应钦、朱家骅、陈立夫等，全是国民党要员。可见它代表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意旨。不过当时，也有人从激励民族自信心角度，鼓吹中华民族人民体质优越论的，可见吴定良：《中华民族优秀问题的讨论》，《毕节周刊》1943年第10期。

[133] 黄欣周编，沈云龙校：《常燕生先生遗集》第2卷，常燕生先生七旬诞辰纪念委员会1967年版，第911—913、1072—1081页。

[134] 常燕生：《国族的血》，《国论》1937年第2卷第10期。

[135] 沈宗执：《大中华民族建设轮》，《新认识月刊》第3卷第2期。

[136]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2卷第6—7期合刊，1940年7月。

[137] 张君劢：《新中华民族性之养成》，《再生》1934年第2卷第9期。

[138] 如傅振伦编，1935年初版，1945年再版的《民族抗战英雄传》（青年出版社），就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在抗战中牺牲的海陆空将士约200人的传记。

[139] 《蒙藏旬刊》曾连载众多抗日英雄事迹，并誉之为“民族英雄”。

[140] 徐用仪：《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爱国魂》（一名《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爱国史的观察》）第一卷，天津大公报社1932年版。后来各卷未见续出。易君左：《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镇江江南印书馆1933年印行。有关此书的评论，见《〈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经已出版、风靡一时》，《侨务月报》1934年第1卷第4期。

[141] 陈训慈：《民族名人传记与历史教学》，《教与学》1935年第1卷第4期。

[142] 沈明达：《初中本国史中补充“民族英雄史实”教材的拟议》，《浙江教育月刊》1936年第1卷第5期。

[143] 谭少惠：《民族英雄界说》，《遗族校刊》1935年第2卷第4期。

[144] 陈雨耕：《认清中国的现代来找民族英雄》，《遗族校刊》1935年第2卷第4期。

[145] 陈伊璇：《民族英雄应具之特性》，《遗族校刊》1935年第2卷第4期。

[146] 孙颖荑：《二十世纪的民族英雄》，《遗族校刊》1935年第2卷第4期。

[147] 束荣松：《怎样编辑中华民族英雄传记？对于中华民族爱国魂及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之批评和意见》，《天风》1937年第1期。

[148] 岂凡：《中华民族和民族英雄》，《革命空军》1936年第3卷第1期。

[149] 刘觉：《中国历史上之民族英雄》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40年初版，1945年三版。

[150] 《中央文化事业委员会表彰历代民族英雄》，《浙江教育》1937年第2卷第7期。笔者见到的另外三个报道，则所列英雄名单相同，表述文字略有差异。如《国际汇刊》1937年第6卷第2期登载的报道题为《中央文化计委会决定表彰的民族英雄》，作者署名为“亚”，其中没有关于会议主持人和参加讨论者的内容；《前途杂志》1937年第5卷第7期的报道，《兴华周刊》1937年第34卷第21期的报道，两者均题为《表彰民族英雄》。

[151] 谭少惠：《民族英雄的界说》，《遗族校刊》1935年第2卷第4期。

[152] 中华：《元太祖成吉思汗的一生：一个中国民族英雄》，《和平月刊》1939年第6期。

[153] 江湘：《延安各界举行成吉思汗夏季公祭》，《新中华报》1940年7月30日。

[154] 周彬：《十个民族英雄：八、郑和》，《进修》1939年第10期。此文后由浙江国史学研究社1944年作为“史学进修丛书”的一种出版。1933—1934年，由新生命书局出版、樊仲云主编的“新生命文库：民族英雄事略”系列，就包括有著名学者陈子展所写的《郑和》一书。1933年，衡湘中学高二学生唐炎在《我国历史上民族英雄之题名录》中，也列入郑和，并称：“和以太监航行南洋，树威海外，亦英雄也。”唐炎：《我国历史上民族英雄之题名录》，《衡湘学生》1933年第6期。

[155] 参见震东：《回教民族英雄——左宝贵》，《绿旗》1939年第1卷第3期；佚名：《回回民族英雄、中华民族英雄马本斋同志》，《祖国呼声》1944年第2期。

[156] 刘德岑：《对于编纂历史故事的商榷》（续），《建国与教育》1939年第4—5期。注意，刘氏此文的第一部分载该刊1939年第2期。

[157] 佚名：《由表彰民族英雄说到张骞西征》，《军事杂志》1937年第104期。

[158] 刘德岑：《对于编纂历史故事的商榷》（续），《建国与教育》1939年第4—5期。

[159] 刘德岑：《对于编纂历史故事的商榷》（续），《建国与教育》1939年第4—5期。

[160]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8—99页。

[161] 沈勇：《论汉奸》（上），《抗议》1939年第5期。

[162] 大车：《谁是汉奸》，《新中国》1938年第1卷第2期。

[163] 桑兵最近对此问题有深入研究，见其《辛亥前十年间“汉奸”指称的转义与泛用》，收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合编：《第七届晚清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近代制度、思想与人物研究论文集》（下）。

[164] 王柯：《“汉奸”：想象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

[165] 吴密：《“汉奸”考辩》，《清史研究》2010年第4期。

[166] 吴密：《“汉奸”考辩》，《清史研究》2010年第4期。

[167] 《解散汉奸说》，《申报》1885年3月6日。美国学者沙培德等认为晚清的中国认同只是来源于所谓“礼仪政体”，“说到底，纵使清代中国拥有一种共享的文化意识，但它是否生成了一种民族认同仍是另一个问题”，断言“在19世纪最后一些年之前，（中国）难以找到对民族主义感觉（‘我是中国人，忠诚于中国’）的表达”（见沙培德著，高波译：《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9—70页）。这样的说法，在西方中国研究学界很普遍，显然是过于僵化绝对了。

[168] 《防奸续议》，《申报》1894年9月4日。

[169] 长风：《汉奸新论》，《创进》1937年第1卷第2期。

[170] 王柯：《“汉奸”：想象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

[171] “蒙奸”和“回奸”等词，在中共文件中，大约出现在1936年前后。一开始并非特指蒙古族、回族中出卖国家和全中华民族利益的奸人，而是指称同国民党勾结并反共的少数民族高层人士。稍后两义并含。国共合作实行全面抗战后，则一度专指那些出卖国家和全民族利益的各所在少数民族中之奸人。抗战结束后的国共内战时期，又曾一度回到其最初之义。新中国成立后，一般流行使用的是其全面抗战时期的用法。同时，笔者曾见在国民党统治区，另有“蒙古汉奸”等词少量使用，如1933年。有关这方面的考证，笔者将另文发表。

[172] 可见《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页。另据吴密研究，“回奸”一词较早出现在咸丰朝的录副奏折中。咸丰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西宁办事大臣福济在奏折中多次用“回奸”一词来指称“交通野番重犯”的马尚碌（河州回族人）。参见吴密：《清代官书档案所见汉奸一词指称及其变化》，《历史档案》2010年第1期，注释37。但此后直到1936年，该词少有流传。

[173] 《回民解放会组织大纲》，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174] 《回回民族问题》，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05页。

[175] 《回回民族问题》，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06页。

[176] 《回回工作简要手册》，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8页。

[177] 《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回民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意见向华北局并中央的报告》，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2—1949》，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362页。

[178] 如较早提到“蒙奸”一词的《刘晓同志对蒙古工作的意见》中就有言：“要尽量宣传，具体的宣传日本的阴谋与其事实，要指出蒙奸的卖国，日本利用蒙奸与蒙奸卖国的事实，这样来教育群众。”《刘晓同志对蒙古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2页。

[179] 可见《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关于蒙古工作的总结及几项政策的规定》《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等文件，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9、1112页。

[180] 王柯：《“汉奸”：想象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

[181] 《日本侵略蒙古步骤》，《申报》1934年5月30日。

[182] 参见《北战场的新局势（二）》，《申报》1938年8月9日；《绥远的现状》，《申报》1938年10月25日；《绥远的现状（二）》，《申报》1938年10月26日；《陵寝南移》，《申报》1939年6月19日等。本文收集整理有关“蒙奸”和“回奸”的资料，得益于李都的帮助，特此致谢。

[183] 裳：《华奸》，《救国》1933年第4期。

[184] 吴鉴：《零言碎语——短评三则》之二《“汉奸”应正名为“华奸”》，《志成月刊》1936年第6期。

[185] 《一周间：日本侵华与抗战情报》，《青年向导》1936年第1卷第1期。

[186] 刘冬梅：《对民国中学中国史教科书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二章“民族问题之阐释”，第76—81、89页。

[187] 刘超：《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安徽史学》2007年第5期。

[188] 参见杨梅：《“中华民族”概念在民国教科书中如何演变》，《中华读书报》2016年11月23日。

[189] 陈登原：《陈氏高中本国史》上册，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28页。

[190] 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编：《初级中学历史》第1册，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1946年版，第21页。

[191] 孙正容编：《高中新本国史》上册，世界书局1947年版，第49页。

[192] 刘冬梅：《对民国中学中国史教科书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二章“民族问题之阐释”，第82—90页。不无遗憾的是，该学位论文凡引教科书，多未注明具体页码。

[193] 李清悚、蒋恭晟编：《初中本国史》第4册，大东书局1937年版，第118—119页。

[194] 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编：《初级中学历史》第1册，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1946年版，第24—26页。

[195] 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编：《初级中学历史》第1册，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1946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