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少数民族人士的“中华民族”认同为例

还在全面抗战初期和中期，就有人回过头去总结“九一八”对于全体中华民族觉醒的刺激作用，有的强调“‘九一八’是睡了的中华民族深夜的第一次鸡声”；[45]有的直接从“中华民族”这个名词和概念的历史着眼，分析和强调“九一八”日本侵华所产生的那种侵略者万万也想不到的影响。如1939年一篇题为《伟大的中华民族》文章的作者裴芷，就这样写道：

中华民族，这名词的历史，也许并不十分的悠久，我们知道，创造中华民国的那年——辛亥，没有这个名词；再生中华民国的革命军北伐时，也没有这个名词。这个名词的产生，不过是近几年来的时候，是“九一八”以后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全体同胞，遭受到侵略以后，所发生的一种自觉。由于这种自觉，就产生了中华民族这名词。因此，“中华民族”这名词，实在是一个时髦的名词。[46]

很显然，认为“中华民族”的名词和概念为“九一八”以后才出现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我们在前文里，已经揭示出民国建立之初尤其是“五四”后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一词在知识界使用越来越多的情形。不过作为抗战时代的亲历者，该文作者从另一层面却无疑见证了一个新的事实，那就是，尽管“中华民族”一词和概念在此前已有一定范围的使用，但直到“九一八”以后特别是全面抗战时期，它才可以说真正在社会上特别是民间社会勃然而盛、广泛流行，且不无体现国人抗战意志、团结情绪和时代精神的某种“时新”色彩。这，毋庸置疑的也是一种社会历史事实——日本侵华，对现代“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传扬和社会化认同，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之事实。

经过六年的积聚，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各族人民命运相系、团结抗战的意识得到空前强化。“中华民族”一体观念，在少数民族的精英人士那里也得到了有力的呼应。1938年4月，蒙古族代表巴文峻、达密琳多尔济等，藏族代表贡觉仲尼、罗桑坚赞、阿汪坚赞、格桑泽仁、黄正清等，维吾尔族（当时亦称“新疆回族”[47]）代表尧乐博士、麦斯武德、艾沙等著名的少数民族人士组成“蒙藏回族慰劳抗战将士团”，到抗日前线慰劳抗战将士，同时通电和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和“敬告全国抗战将士书”，表达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将与全国人民一道同呼吸共命运，坚持抗日、奋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和必胜信念。如“告全国同胞书”就慷慨激昂地写道：

我蒙藏回诸族皆中华民国国民，与全国同胞责任平等，休戚与共，更钦佩孙总理民族主义之遗教，期国内各民族亲爱精诚，共同担负救国建国之神圣责任。年来日寇侵凌，国难严重，我蒙藏回诸族，莫不拥护中央，忠诚自矢。去夏以来，日寇大举来攻，穷极凶恶，其所攻占之地，莫不残戮壮丁，**辱妇女，焚掠财产，破坏文化，盖欲灭亡我国家之独立，摧残我大中华民族之生存，我边疆人民，无宗教族系之别，咸凛然于国家人民之绝对同其命运，及国内诸民族之绝对不可分，以为惟有一致团结，牺牲奋斗，方可以达卫国保民之目的……代表等来自边疆，洞悉民意，信仰三民主义，服务救国工作，深信以大中华民族共同一致之奋斗，必能获最后之胜利……至于敌人分化中国之毒计，消灭我国民独立意识之一切阴谋，在我全民族团结救国之神圣决心之前，其必归于失败，更可断言……区区愚诚，为全国同胞所接受而赐教焉，则幸甚矣！[48]

在“敬告全国抗战将士书”中，他们除了对英勇抗战的将士们表达一份同胞的真诚敬意之外，更是明确宣称：“汉满蒙回藏各民族，同为组成中华民族的份子，以历史地理种种原因存亡与共相依为命，实有不可分离之关系。总理曾说，‘吾人必须团结汉满蒙回藏四万万人民为一大国族，建设三民主义之国家，始足以生存于今日之世界’，遗训昭然。在此抗战的过程里面，我们尤应以我们的共同力量，来消灭敌人所给予我们的共同痛苦。”最后，他们还**满怀地高呼：“英勇的将士们，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你们的鲜血将培养出民族的自由平等之花。努力吧！歼灭日寇以竟全功。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族万岁！”[49]

1938年6—7月，爱国藏族人士青攘呼图克图、贡嘎呼图克图、格桑泽仁、相子翁堆等发起组织“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和“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赶赴重庆和各大战区慰劳前线抗日将士。在《康藏民众代表慰劳前线将士书》中，也同样表达了共同抗击日寇、强烈认同并坚决捍卫“中华民族”共同体亦称“中华国族”的同胞深情。这份传诵一时的文书，明确说明了这些少数民族同胞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深刻理解：“中国是包括固有之二十八省、蒙古、西藏而成之整个国土，中华民族是由我汉、满、蒙、回、藏及其他各民族结合而成的整个大国族。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武力侵略，其目的实欲亡我整个国家，奴我整个民族，凡我任何一部分土地，任何一部分人民，均无苟全倖存之理。”[50]

在抗战时期蒙古族的国家认同和“大中华民族”认同中，内蒙古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简称沙王）是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沙克都尔扎布（1873—1945），汉名魁占，成吉思汗第30代孙，达延汗第16代孙。早在1902年就被清政府任命为伊克昭盟副盟长。1924年，出任伊克昭盟盟长兼吉农（成吉思汗陵奉祀官）。1936年就任国民政府任命的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七七”事变爆发后，沙王断然拒绝日本侵略者的拉拢，率领绥境蒙政会转移到伊克昭盟札萨克旗，坚持与国内各民族团结抗日，表现出中华民族救亡御侮的可贵气节。1939年年初，他应邀前往重庆述职，途经延安时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到重庆后，更受到大后方人民的敬重和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领导人的欢迎。他在重庆发表谈话，明确声称：“蒙古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蒙旗同胞”对于抗战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央日报》特为此发表社论强调：“这是沙王代表蒙旗同胞对全中国同胞宣示的。沙王这个宣示，意义太重大了”，它表明“汉满蒙回藏五族合组而成中华民族”，已经凝成一个坚强的“国族”，它拥有强固的政治基础，“高强的文化力量”，是任何敌人都难以分化、离间和拆散的“整个的阵线”。[51]1939年6月，在日军已占领内蒙古西部大部地区，伊盟形势日趋险恶的情况下，沙王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的批准，毅然将成吉思汗陵榇从伊盟迁移到甘肃榆中兴隆山，从而保卫了蒙古族和中华民族的神圣尊严，也激发出各族人民团结抗日更加坚强的决心。成吉思汗陵的郑重西迁，在抗战时期的中华民族认同和凝聚史上，是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事件。

抗日战争时期，回族的“中华民族”认同表现尤为突出，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抗日救亡促进了回族整体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广大回族同胞形象地把中华民族视为生命体，而把本民族看作构成这个生命体的有机部分——“细胞”，如《回教论坛》就有通讯言：“回胞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坚强细胞；现在整个的民族在争取自由解放，回胞要毅然担负一部分艰巨的工作，要放弃保守性，打破不与国是的因袭观念。”[52]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因此本民族的命运同整个中华民族休戚相关，唇齿相依，因此要自觉尽一个民族分子应尽的义务，担当起谋求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责任。时任宁夏省政府主席的回族将军马鸿逵就表示：“我们是回教的信徒，同时也是中国国民，既然我们都是中华民族一员，所以要一方面发扬宗教的精神，一方面要对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负起相当的责任。因为本身和中华民族有了密切的联系，那么民族的生存，就是本身的生存，民族的灭亡，就是本身的灭亡，所以要团结精诚，坚定意志，去求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务使中华民族能够不断地在世界上繁荣滋长。”[53]马鸿逵还强调指出：“中国的人民，因信仰自由，信仰了回教，仍然还是中华民族……我们只知道我们是中华民族，是四万万人里的一部分。我们世忠国家，不能忘其祖宗，不能忘其国家，无所谓回，无所谓汉，同是被人欺凌的弱小民族”，只有自觉“铲除汉回间的界线，洗涤汉回间的隔阂，共同一体，尽忠国家，永远消弭隐患”，才能最终改变全民族的命运，实现共同的发展。[54]

整体的民族意识，最集中地体现在民族性的自我理解上。当时的回族报刊就不乏这样的言论：“中华的男儿和奴隶的根性无与；他们是醒狮，要以雄厚的姿态，来对抗敌人，扑灭敌人。”[55]这种整体民族意识确实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情感沉淀。他们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在这片古老的大地繁衍生息，这份厚重的感情在民族危亡之际往往表现得更为充分。1938年成立的中国回民协会，便称：“我中华回民皆中国之国民，生于斯、息于斯，与国家有绝对不可分离之关系，绝非外人阴谋谰言所可动摇。回教人民认为中华民国之休戚，系我全民族之休戚，祸福与共，兴亡有责。”[56]

抗战建国促进了国家观念和国家意识的广泛播扬。而新兴民族国家观念的普遍传播则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少数民族也以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为己任，把实现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回族最大的抗战社团——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就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是：“策动起来，拥护政府既定的国策，一致抗战到底，争取民族的解放与国家的独立与生存，这是大时代之推演赋予我们的使命，而不容任何一人可以推卸的。”[57]1940年3月中国伊斯兰青年协会成立，以作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领导下的回族青年组织，该会在《成立大会宣言》中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号召回族青年：“我们应当加强我们的国家观念，并普遍使回教大众具有浓厚的国家意识。在抗战期间，为求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而抵抗侵略者势力，正是良好国民和忠实宗教信徒尽到天职的时候。”[58]

回族著名爱国文化人孙绳武先生曾作《中华民族与回教》等文，对日本帝国主义“以灭亡整个的中国为目的，想把整个的中华民族划分为许多小的单位，以便它来个别地征服与统治”，“从事于破坏中华民族的统一结合”之阴谋大加揭露，认定“无论从质或量说，中国回民都占了中华民族的重要部分”，表示回族人士一定要“憬然于本身责任的重大，要英勇地奋发图强，与各教各族的同胞联合起来”，以“共同完成复兴民族的使命”。他坚信：“我国历史发展到现阶段，国内全民族必然要统一结合，而成为一个整个的中华民族。”[59]

由此可见，抗战时期各族人民血肉相连的民族命运和共同的抗战生活，一体情感的传递与感染，在现代中华民族的认同过程中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不过尽管有的回族人士因认同中华民族而一度否认回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只承认自己是回教信徒，但更多的人还是既承认自己是回族，又认为自己属于更大的中华民族。正如笔者曾经指出过的，“一般而言，对于广大的少数民族人士来说，他们的大中华民族国家认同，通常都与其对自身小民族的认同是联为一体的，可以说是一种层次不同而又相互依托的双重认同”。[60]

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编就，1938年由中华书局发行的大型辞书《辞海》中，也有了关于“中华民族”的内容。在“中华民国”的专条里，曾特别说明：“民族合汉、满、蒙、回、藏、苗等人而成整个之中华民族。人口共约四万万七千余万。”[61]这是笔者所查到的较早提到这一概念的大型权威辞书资料。抗战结束前夕的1945年年初，一位学者更是明确声言：“中华民族”一词，“今孩提之童无不善道”。[62]可见这一整体民族概念符号流播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了。凡此种种均表明，中华民族的整个一体观念，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主流社会中已经逐步趋于巩固。

这一时期，刺激中华民族一体认同最为直接的情感因素和契机，无疑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国民党政府所号召的“民族复兴”运动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行，只是成为推动这一认同的某种文化和政治动力。构成此期中华民族认同最为强大而深厚的现实政治基础的，乃是伟大、艰苦而神圣的抗日战争。抗战前后中国社会被迫空前的大流动，特别是在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各族人民因为抗战而实现的近距离大交融尤其是文化的融合，又为这一认同创造了相当有利的社会条件。笔者在此，不拟对上述这些论点做出全面的论证，只想从“一般思想史”的角度，对抗战时期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广泛传播、深化认同的表现与特征略加揭示。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此期与现代中华民族概念的广泛流传相伴随，出现了大量直接含带着传播和认同现代中华民族理念意义的各种话语和符号，像“中华民族危亡”“中华民族复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抗战”“（中华）民族英雄”乃至贬义的“（中华）民族败类”“（中华）民族罪人”和“亡国奴”等，它们在神州大地和海外华侨中广为传扬，成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实现社会化认同的突出标志。这些话语和符号，可以说既是中华民族现代认同的产物和某种集中体现，又因其本身具有标语口号的流行传播之符号功能，复反过来有力地涵育、引发、推动了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社会化认同的进程。

下面，我们就专门以“中华民族复兴”话语为例，对其核心内容，它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及其认同的历史关联，作一较为深入细致的个案考察。[63]由于“中华民族复兴”话语具有观念史的相对独立性，我们不妨先将视线暂时移回到“九一八”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