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中华民族”概念问世记

从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由历史悠久的“中华”一词和近世被赋予新含义的“民族”一词合构而成的“中华民族”一词，其正式出现要比“中国民族”一词稍晚。它大约诞生于1902年。最初人们使用它时，指代的主要是“汉族”，后来才逐渐表示今天的含义。这一内涵的演变，很有意思。它从一个侧面实说明，在最初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汉族知识分子中，大体都经过了一个梁启超所谓的从“小民族”到“大民族”，即从“汉族”到“中华民族”的双重觉悟过程，不过程度有所不同，时间先后有异罢了。与此相一致，它还伴随着一个从现实到历史、然后再回到现实的民族认知历程。

梁启超、章太炎和杨度等人，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者。他们也因此成为指代汉族的“中华民族”概念和指代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大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概念这两种“中华民族”概念的思想启导人。

1902年4月，在《新民丛报》第5号上连载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这是笔者所见到的“中华民族”一词的最早出现。从上下文来看，它所指的当是汉族，确切地说，指的是从古华夏族发展至今、不断壮大的汉民族。因为在该文中，他在“黄帝子孙”一词下，特别注文指出：“下文省称黄族。向用汉种二字。今以汉乃后起之朝代，不足冒我全族之名，故改用此”。又说：“中华建国，实始夏后。古代称黄族为华夏，为诸夏，皆纪念禹之功德，而用其名以代表国民也。”以后几年，在其他文章中，他又多次使用“华族”一词，或称其为“中国民族”或“吾民族”“中国种族”等，可见其当时仍未将“种族”和“民族”严格划清。此种情形，即“民族”和“种族”混用的情形，一直延续到了民国以后。

1905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110]，文中7次以上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同时简称为“华族”），并比较清楚地说明了此词的含义，表明他已不再是偶尔的使用。梁氏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同时，他还分析叙述了先秦时中国除了华夏族之外的其他8个民族，以及它们最后大多都融化进华夏族的史实，以论证“中华民族”的混合特性。在文中，他“悍然下一断案曰：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这里“悍然”一词的自我使用，说明梁氏对此一“断案”的作出，已然有着相当的价值自觉。而既然中华民族“自始”就是由各民族混合而成，那又遑论以后呢？

这一“多元混合”的民族总体特点的认知和揭示，最先是在“中华民族”一词而不是“汉族”一词的使用和理解中完成的。它不仅符合历史的真实，对于其后的“中华民族”的现代认同，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虽然它指称的还是汉族，但却从主体民族融化力之伟大和各民族不断交融化合的历史角度，明确地昭示了其演化的当下趋势：将继续与其他目前尚未彻底融入的少数民族进行融合。也就是说，在梁启超那里，“中华民族”实际上也意味着最终还将是中国未来现代大民族共同体的名称。

如果从今天的立场反观过去，梁启超当时以“中华民族”一词仅表示汉族，似乎是太不恰当了。但如果历史地看，他这样做既有其历史的某种必然性，也曾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他以“中华民族”一词取代或超越“汉族”一词，并不只是一个民族称谓的改变问题，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观念的转变：那就是历史地、连续地、融合地、开放地看待中国主体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这不仅增强了中国主体民族的认同感，还蕴含着并显示出一种开放性和包容力。在反对革命派“排满”主张的过程中，他反复强调满族早已融化于中华民族的观点，也与此种认识有关。由这种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认同，到实现民初中国各民族共同体意义上的现代中华民族认同，其中存在着某种顺理成章的逻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梁启超对“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和使用，虽带有大汉族主义的情思，但实际上也体现了现代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最初阶段性，因而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这一点，从他之后人们对“中华民族”一词的继续使用和内容发展中，我们也能够有所体察。

1907年，继梁启超之后，著名立宪派代表杨度也成了“中华民族”一词早期的自觉使用者。是年1月至5月，杨度在其所创办的《中国新报》连载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在与梁启超基本相同的意义上，多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并且还较为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特点，以及他自己对于民族识别和认同的理解。其文写道：

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111]

根据这一标准，杨度认为蒙、回、藏三族，虽有部分人已与汉人关系密切，文化接近，但整体说来却因文化落后，语言有异，尚未完全融入“中华民族”之中。而满族则可以说早已“同化”于“中华民族”之中了。其他如梁启超所谓苗族、百濮族等，在他似更不在话下。因此，他主张实行“满汉平等，同化蒙、回、藏”的所谓“国民统一之策”。认为这样以平等为目的、以暂时不平等为手段，进行融化之后，就会看到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的必然结局。[112]

在同一篇文章中，杨度还反复强调，“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人民既不可变，则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分一为五之不可，既详论之矣。至于合五为一，则此后中国，亦为至要之政”。[113]在他看来，由于蒙、回、藏与满、汉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进化程度有别，所以只有先实行君主立宪制，暂借君主的权威，才能为各族共举国会议员、通用汉语以共担国责创造必要的条件，“其始也，姑以去其（指蒙、回、藏等族人——引者）种族即国家之观念；其继也，乃能去其君主即国家之观念，而后能为完全之国民，庶乎中国全体之人混化为一，尽成为中华民族，而无有痕迹、界限之可言”。但他同时也认为，“此其事虽非甚难，然亦不可期于目前”。[114]

显然，在梁启超观点的基础上，杨度对“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融合趋势和发展方向，又作了更加透彻的发挥和阐述。其所谓“中华民族”所包含的范围，似乎也比梁启超此前更广一些（“五族”并提，也以杨度为较早，不过他同时视其为“种族”）。在他那里，融化五族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是与作为现代国民国家即立宪后的“新中国”相对应的。且它同时也是中国民族融合发展史的自然延续。由此也可见，杨度对西方现代“民族”（nation）概念的了解相当成熟：他不仅看到了“民族”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社会特征，更正视了其以现代平等国民“主权”拥有者为政治前提的现代政治共同体之特性。这在当时应当说是相当敏锐和深刻的。与此同时，杨度弃用“汉族”一词而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也比当时的梁启超更为自觉。他所谓的“中华民族”，就概念本身而言，实已基本具有了中国国内各民族总体的现代含义之雏形，只不过尚不完全具备现存各民族平等融合的实现理念而已。此外，他所称包含五族的“中华民族”，也纯粹是就未来而言，而非就其当下现实立论。

杨度此文发表后，革命派的重要代表之一章太炎随即作《中华民国解》一文，对之进行驳论。他在文中也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仍指汉族。但他批评杨度（当时未提其真名，而称“金铁主义论者”）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有误（以“华”初本地域名、国名，非族名），反对仅以文化同一认同民族的观点，而强调血统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期望汉族对其他民族的最终“醇化”，并承认满族在语言文化方面已有同化于中华的事实，不过他强调在这当中，还存在一个必先恢复汉民族政权的先决条件问题。[115]

较之以往革命派更为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章氏此文的观点无疑已经有所改进。从章太炎对民族血统问题的单向强调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到他思想的偏狭面，但同时也能见及在杨度等人的民族认同意识中，只是关注文化认同一点的不足。事实上，中国各民族之间客观存在、长期延续的内外在联系是极为广泛和深刻的，除文化之外，还包括地域、政治、经济和血统联系的密切性等丰富内容。

以“华族”“支那民族”“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等来称谓汉族，在此后的立宪派和革命派那里，都不是个别现象。如1907年5月12日，革命派马君武曾发表《华族祖国歌》，歌颂黄帝、夏禹在“华族”发展史上的功绩，号召民族成员奋起挽救民族和祖国危亡，[116]诗中所谓“华族”，指的就是汉族。

另外，也应指出，即使是用来指称“汉族”的“中华民族”一词，在清末也还并不算常见词，甚至比“中国民族”或“支那民族”一词的使用还要少见得多。当时，日本人一般称汉族或中国人总体为“支那民族”。中国留日学生多或照搬使用，或直接译为“中国民族”[117]。这一类“中国民族”称呼，有时也包括满、蒙、藏等民族的人民在内。

依笔者所见，在汉语中，“中华民族”一词真正具有中国现存各民族全面融合，其全体成员均以“国民”或“公民”身份平等构成现代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确定含义，也即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在中国得以最终确立和流行，当是辛亥革命爆发和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对此，我们在下文中还会详细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