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学者不断发现，在古代汉语里，“民族”一词虽不常见，却也并非无有。其所举出的最早例证，现已上溯至《南齐书》之《高逸传·顾欢传》和唐人李荃《太白阴经》中的有关使用[82]。2004年，民族学者郝时远先生更是一气举出十个例证，强调这些用例“足以证明‘民族’一词确属中国古代汉语的名词”。[83]不过，细心研究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古代中国各“民族”用例，还是不难察知，其内涵不仅十分不确定，混杂多义，而且很多时候也多是表示“民之族属”和“民之族类”的一般分类含义，与“族类”一词相当，词语固定化程度远不如“宗族”“家族”。实际上，古人在表达相关含义时，更习惯使用的词汇，还是单音节词“族”。
总的说来，“民族”一词在古代中国使用不多，多系不确指的分类泛称，并不能与某个具体民族连结起来组成“某某民族”之说。甚至连“某某族”这一类的构词，在中国古代也似乎不很流行。这当是其固定化和概念化程度严重不足的证据。情况开始出现某种值得注意的变化，还是在晚清初期。笔者发现，其最早的变化，可能与19世纪重新到来的西方民族的接触和文化碰撞，具有一定的历史关联。因为正是在德国早期来华传教士郭士立19世纪30年代所编撰的中文杂志和著作里，我们较早见到了“某某民族”这样的“民族”双音节词之固定化、概念化程度较高的用法，以及“某某族类”和“某某族”这类构词的大量出现。前者的例子，笔者多年前曾举出一个，并得到学界同行的关注，它是：
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耳旦河也，正渡之际，皇上帝尔主宰令水涸，犹干江海（亦）然，则普天下之民认皇上帝之全能，且尔恒敬畏之也。[84]
近年来在查阅郭实腊的其他中文书籍时，笔者又曾见到另外的用例，比如：
每年英吉利民所捐之财，共计数十万金，遂设他会，撰著劝世文，敷教与愚民。亦排联名签题会，加增圣经之本，译圣录异话，传之普天下之诸民族也。如此不独利己而利他也。[85]
郭士立（K.F.Gutzlaff，1803—1851），又译郭实猎或郭实腊，出生于普鲁士，1826年神学院毕业后到东方传教。19世纪30年代曾帮助西方列强收集中国沿海情报，并在鸦片战争中扮演不光彩的角色。郭除通晓英、德、荷等西方语文外，还掌握了中文、马来文、日文和泰文。他一生著述80余种，并以英文和中文著作为主。其中文笔名为“爱汉者”。1833年，郭士立创办于广州并任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中国境内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期刊。1838年，他出版《古今万国纲鉴录》一书，这是传教士所编译的最早中文世界史著作之一。1850年，该书曾由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再版。郭士立使用“民族”的上述两个例子，就分别出现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古今万国纲鉴录》之中。
数年之前，笔者收到新加坡华人学者庄钦永、周清海二位先生出版的大著《基督教传教士与近现代汉语新词》一书，其中作者又有新的发现，他们指出，早在1834年，郭士立在《救世主耶稣基督行论之要略传》一书的“煞语”中，就率先以现代形式使用了“民族”一词，该书写道：
盖皇上帝符玺证据耶稣之教训为天之谕，言言实实，略无粉饰，故申谕中外诸民族悔罪，伏奉耶稣救世者之教也。[86]
虽然，我们现在已无法考证出，郭士立所使用的“民族”究竟对应的是哪个西文词，但从当时早已失去故国的“以色列”，被其称之为“民族”等信息来看，它对应的更像是13—16世纪英文里流行的nation之古代含义，即“指的是一个‘族群’，而非‘政治组织的群体’”。[87]在近代德文中，nation的这一具有种族和历史文化共性的人类群体之传统内涵，得到了更多的保留。此种nation的古义，与中文里传统的“族类”“族民”等词，恰有相通之处，故它同时也被具有英、德双重语言背景的郭士立译为“族类”或“族”[88]。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古今万国纲鉴录》中，双音节词“族类”，甚至比“民族”一词的使用还要正式和多些。如“回回族类”这样的称法，在其中就相当常见；“蒙古族”“大西洋族”等这类词，则更多。但在传统的中文里，将一个泛称归类词，与一个它所包含的具体所指合在一起构成新词，如像“回回族类”这样构词，往往是很别扭的，这就仿佛今人要称“男性别”或“女性别”，让人感觉怪异一样。相比之下，“某某民族”这一构词，反倒较“某某族类”要顺当。不过，郭士立本人似乎并没有自觉意识到这一点，他只是在努力进行转译活动而已。由此也可见中西名词概念对应之初，传教士们所作出的某些独特努力，以及他们最初所面临的用词困难。
不过，有一点应该强调，也即正是在与西方相关词汇相互对应的过程中，传统中文里的“民族”一词在双音节固定化、表达概念的稳定和确定程度等方面，已着实向前迈进了一步。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概念的词型符号本身，“民族”在晚清已较早开始了某种现代化的适应与调整过程。这无疑是其走向完全现代意义的“民族”概念的重要条件之一，它同时还表明，传统的民族概念，实具有转化为现代民族概念较强的内在潜能。还应指出的是，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传教士所办中文刊物和所编撰的汉文著作中，现代意义的“国民”一词，也已较多出现。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古今万国纲鉴录》等都曾传到日本[89]，郭士立“民族”一词的创造性用法是否对日本学者翻译西方相关概念产生某种影响，尚有待研究。但它对晚清国人有关的使用，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直接影响的更多证据。从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来看，甲午战争以前国内有关“民族”一词的汉文用例，多没能突破传统泛指“民之族类”用法的局限[90]。这是今人在考察现代“民族”概念在中国出现时，不能不予以正视和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