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日本的东方：将过去转化为历史》

为何关心日本的中国学？日本的中国学处于世界中国学的领袖地位，无论在理论思想框架的建立、新方法的发明还是在新材料的发现与整理、旧材料的重新审视与阅读方面都对世界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至今英语世界的中国学学者均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鉴日本的中国学成果，很多大学并在制度上要求中国学专业的学生必须具备日文学术材料的阅读能力。虽然对于中国而言，现在不再是陈寅恪所谓“群趋东邻受国史”的旧时代，但日本的中国学仍然是中国学者难以忽略的。今天我们尚在讨论是否有复兴国学的必要，尚在议论所谓传统国学的价值，日本学者早在近一个世纪前已经在主流学界几乎全面颠覆了其传统汉学，并开辟了东洋学以及所谓支那学的新纪元，并迅速在20世纪确立了其在中国学研究上难以撼动的国际领先地位。认真审视日本中国学的发达史十分有助于我们今天讨论中国学术诸层面。而本文所要特别讨论的一个读本是田中斯蒂芬在1993年刊出的《日本的东方：将过去转化为历史》[1]。考虑到当代中国学界有关近现代国学、汉学、西学的争论[2]，可以看到所谓国学、汉学等讨论在中国尚没有过去，并没有成为历史。

学界基本上都认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汉学和支那学，战后才有中国学之称[3]。日本的汉学和支那学、中国学研究近年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对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视，已然渐成显学，参加这一新领域建设的中国学者很多[4]，并有很多丛书出版[5]，甚至日本学者反思中国学的著作也被译介过来[6]。许多重要的论题被反复讨论，如日本汉学与国学的关系、中国国学的说法与日本国学名称的联系、日本汉学与支那学、东洋学的关系、西方汉学与日本中国学的比较等，这些努力使得我们日益清晰地看到日本研究中国的历程及其历史语境。但是相当多的论著特别关注日本汉学以及中国学的贡献以及和中国的交流、和西方汉学的比较，从而忽视了其变化的内在历史机制和日本近代中国学者的心态分析。田中的著作特别注重站在亚洲以外的立场来挖掘当时日本支那学者的心态和历史语境，并同时兼顾了西方近现代学术（而非汉学）与日本近代东洋学的联系。

田中1986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日本现代史专家。他的主要学术兴趣包括明治时期的审美、信仰与国家性，以及儿童史。他的日本史学术曾受益于著名的日本史家华盛顿大学的派勒（Kenneth B.Pyle）、芝加哥大学的奈地田哲夫（Tetsuo Najita）和哈鲁图尼安（Harry Harootunian）、哈佛大学的入江昭（Akira Iriye）[7]；而此书在修改阶段也得到一些著名学者的指点，如阿萨德（Talal Asad）以及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从这一名单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田中的学术背景。《日本的东方》一书获得1993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当时田中任教麻省克拉克大学。获奖后自1994年起执教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目前担任加州大学日本研究项目主任。加大圣地亚哥分校是美国东亚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中国学者熟悉的周锡瑞（Joseph Esherick）也在该校任教。田中认为自己没有去东大或京大学习而进了立教大学十分幸运，因为他研究的主题和东大与京大关系密切，如去可能反而对他不利。

从理论和方法论上说，正如作者在撰述缘起中特别提到的，他受到当代西方学者反省西方撰述中的东方思潮影响，并以之为参照来研究所谓日本撰述中的东方，有很强的知识考古学意味[8]。影响和启发他的思想家包括巴赫金、德塞尔多（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福柯、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6—1995）。这些学者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启发了田中思考日本的所谓东洋学，特别是巴赫金论发现和维护社会的多样性、福柯论思想的优越系统、塞尔多论话语中的人群、列维纳斯论真相的压制。此书虽然主要围绕日本现代东洋史的奠基人白鸟库吉的著作展开论述，但不是人物传记，而是一部研究以白鸟库吉为中心的明治大正时期日本的学术思想与社会观念史著作。

田中此书主要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则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名为找到相等，包括两章，第一章从汉学到东洋史——寻找历史，第二章东西方的聚合；第二部分名为创造差异，包括插曲——差异与传统，第三章支那——把日本从中国分开，第四章支那——日本出现的叙事，第五章支那——一种话语的权威化，第六章考古学：支那的制度化。

导论部分最值得注意，田中不仅介绍了他选择日本东洋史兴起这一主题的理由，还提供了一些日本近现代史的背景，并概括和提示了全书主要内容。田中指出现代化的兴起引发了观念和术语的改变，随着西方现代的发展，一些术语的对立开始分化，比如西方与东方、文明的与野蛮的、现代的与传统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高级的与落后的、知道者与被知者等。从19世纪开始，日本的主要史学家开始接受现代化的历史观念，接受西方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学中的信仰，即所谓科学研究中存在真理、客观性和进步的可能性。而日本当时话语中的东洋成为日本学者重建历史的资源，其中又主要以支那为主。支那一词在20世纪上半叶使用最为普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原为明治维新前使用的中国一词。作者指出，支那一词被一些近代时期许多有不同目的的群体使用，比如日本的国学家使用支那与日本来区分野蛮与文明、外与内等含义；而20世纪初期的中国革命者用支那一词把他们和清朝政府区分开；在日本，支那还把落后愚昧的中国与现代亚洲国家区分开。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日本学者已经弃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仍有少数不同声音。白鸟库吉的传人、东大教授、东洋文库的理事长榎一雄就坚持使用支那一词。他甚至在1983年出版的《欧罗巴与亚细亚》一书中还提供了所谓坚持用支那代替中国一词的理由：中国只是中国人用来称呼他们自己国家的词，外国人不需要附和使用；支那一词在明治维新以前已经在日本生根，早在9世纪空海大师从中国携回的佛经中已经出现，而且明治维新以后支那成为比清国含义更广的名词；中国一词暗示了中心性，代表了一种以中国为中心、视中国文化更古老更文明的文化沙文主义态度；日本使用中国的方块汉字，所以必须区别中国和支那两个词。他坚持认为支那一词更准确，更中性，以China的形式为世界各国使用，而且明治以后在日本广为人知。换言之，他认为汉字中国一词在日本历史上使用是因为当时日本很弱，现在日本已经是现代国家，不必再使用中国一词。但是正如田中所指出，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支那人一词实际成为弱者和牺牲品的代名词。

田中指出，东洋一词虽然不是日本学者发明，但东洋史却是日本学者的创造。东洋史的首席建筑师则是东京帝国大学历史学教授白鸟库吉。田中认为白鸟建立了日本人的新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让日本人重新认识以东洋、西洋划分的世界，而在这一世界中，日本和西洋有着同等的地位，是亚洲最发达的最高级的国家，而在文化、智识与制度结构上超越了中国。白鸟对东洋史的影响除了方法论的客观之外，还在于他把东洋史发展成跨学科研究领域，综合了现代比较语言学、民族学、神话学。田中进一步指出了日本大正年间的关键性历史发展，通过重新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取得和西方列强同等的地位，通过日清战争取得东亚的霸权，通过日俄战争取得世界强权的地位。这些历史事件是日本学者重新解释历史的背景。因为日本学者开始以所谓科学的先进的方法研究所谓东洋特别是支那，他们甚至认为他们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历史。比如京都帝大教授内藤湖南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引发中国学生运动之后谴责中国青年对于历史和时局的无知，他认为他知道何事对中国最好，而中国学生不知。他们对于自己东洋知识的优越感体现在这种现实处理之中。

白鸟库吉是兰克史学在日本的传人，他的老师里斯（Ludwig Riess，1861—1928）是兰克的弟子。里斯二十六岁受聘东京帝大讲授历史和史学方法论，强调所谓史学客观方法论，极大地影响了白鸟的东洋史学。这种对客观的追求使得东洋史学的第三代、朝鲜史学者旗田巍称东洋史为所谓“无思想的史学研究”。当然，对这种东洋史的批评还有很多，比如缺乏阶级意识等。这可能跟“二战”后马克思主义对于日本史学影响很大有关。

图七十一 白鸟库吉

田中在接下来的几章中研究了白鸟参与的一些日本学术界的论战，并通过分析其主要观点和理论来进一步推测白鸟的心态。比如他特别研究了白鸟库吉和林泰辅讨论中国上古史[9]，和井上哲次郎讨论日本的起源、和内藤湖南讨论邪马台的位置。田中的主要观点认为东洋史试图把日本和中国分离，离开所谓中国文化的影响；把儒家从经学放回史学，关注儒家的历史发展，而不是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田中认为东洋史的主要目的仍然是把已经逐渐进入现代国家的日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伦理等各方面和中国进行分离，从而抬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和西方列强不仅在科学技术和政治组织层面平起平坐，并在文化和文明开化上作为亚洲的优越国家藐视其他尚待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从田中的叙述和分析可以看出，东洋史的兴起其实和当时明治以来的政治变化分不开，也和日本近代学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心态分不开。田中指出，京都学派的早期开创者内藤湖南甚至认为他比中国年轻人更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问题[10]。

通过田中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近代东洋学的兴起，不全是西方东方学以及汉学的影响，而主要是西方现代学术的影响，特别是德国兰克学派的影响。在兰克弟子里斯带来的所谓科学方法整理史料的风气影响下，东洋学注重历史原始材料的科学搜集与科学整理，白鸟倡导参与的南满铁路调查局的工作即是一例；并在一开始就和西洋所谓东方学差不多在同一轨道上，这就是白鸟在方法上注重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寻找亚洲大陆诸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联系。白鸟仰仗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的努力和成绩，在研究东洋学上采取俯视亚洲其他民族的立场。总而言之，从田中书中可以看出，对于日本学者而言，无论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还是作为研究工具的西方学术，都是他者。站在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立场，有些日本学者一方面要寻求的是借用西方的一些观念重建日本的自信，并试图与世界强权共天下；一方面又以亚洲领头羊自居，藐视其他亚洲国家。

田中没有特别注意比较日本东洋学和西方的近代汉学。应该说，一般认为“二战”之前，西方的东方学主要贡献在内陆亚洲民族、语言、宗教、美术、物质文明的历史，基于汉文史料的汉学远远没有形成规模，除了在法国和英国有若干学者之外，尚没有系统地大规模研究。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西方的汉学主流还主要是伯希和的学术传统。如在北美，则以哈佛为中心，伯希和的弟子法籍俄裔学者叶理绥长期担任哈佛燕京学社学长，直到1956年才退休。

当时东亚出身的学者也认为西洋学者长处在周边地区研究。如旅美华人学者何炳棣所说，“1948年我尚无机会系统地翻检西方汉学著作，但已经知道他们的长处在物质文明、宗教、欧亚大陆诸民族及其语言、中西交通等方面个别性的专题研究，百余年来积累的成果可观，但不能对中国历史上几度动态大演变加以分析、解释、论断。”[11]而当时日本学者根本不认为北美的汉学家有能力系统处理汉文材料并有学术创新。如吉川幸次郎在京都见到一位美国学者A君，在翻译《历代名画记》，为研究和翻译里面的官名，去请教梅原末治[12]。但吉川也指出，在日本，一般像散骑常侍这类官名不需要翻译，所以日本学者相比较而言较懒，不如美国学者字字翻译这样彻底。他同时也感到日本学者对西洋人的支那学比较漠然；其次，吉川谈到他与狩野直喜、仓石武四郎会见的另一位美国学者B君，此人正在研究乾隆朝的和珅，令吉川十分惊讶，以他的了解，西洋人的支那学侧重美术史及塞外史，着重使用支那汉文文献以外的材料，而此人居然研究主要是用汉文材料；吉川并提到，早期全美只有大约十所大学设有支那学讲座，十年间增长四倍，而且美国的支那学者必须知道日本的学术杂志《东洋学报》、《东方学报》、《支那学》[13]。

西方的东方学在研究中国周边民族、语言、宗教研究方面，对于日本学者而言，并非高不可攀，日本也培养出许多著名学者，印度学、伊朗学自然不必说，而回鹘突厥研究有羽田亨、庄垣内正弘、山田信夫、护雅夫、百济康义、梅村坦、小田寿典、森安孝夫等人，西夏文有西田龙雄，藏学有山口益、佐藤长、上山大峻等人。如果说东方学日本学者只是可以和西方学者平起平坐，基本上在方法上、理论框架上尚借鉴西洋，而东洋学则可以在提出问题、发明新模式和发掘史料三方面均傲视群雄，独成一系。虽然前文我们提到“二战”前西方东方学的领先地位，实际当前中国学术界在民族宗教语言物质文明等研究领域无疑也仍落后于西方和日本。而现在追赶起来更为困难，除了熟悉亚洲古代语言，更需要精通至少英、法、德、日、俄等目前通用的学术语言，方可登堂入室。

日本学者其实是比较独立地发展出自己别具特色的东洋学史学传统以及中国学传统，其学术来源其实是一般意义上的西方近现代学术观念、理论与方法，绝对不是西方的汉学。梁启超在近一个世纪前就在《中国之旧史》一文中指出，“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反观今日所谓复兴国学的争论，中国史学也正是因为这种所谓固有的传统，其现代化更难。日本的汉学能走出传统，固然是其国家民族逐渐迈入现代使然，也和日本学者如白鸟库吉接受所谓西方科学史学方法反省日本传统汉学有关。今日中国欲提升中国研究的品质，恐怕引入和研究日本、西方汉学根本不够与其抗衡，而更应该注意其背后蕴含的西方近代学术的理论与方法背景，从而发展出中国学界自己的学术特色。

[1] Stefan Tanaka，Japan's Orient：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3.

[2] 近代国学史的研究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3] 诸葛蔚东：《战后日本知识界与中国》，载《北京大学学报》，41卷1期，2004，92～100页。

[4] 如从事文化研究的孙歌，代表作如《日本汉学的临界点》，《世界汉学》，第一辑，1998，收入《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215～246页，南昌，江西出版社，2002；《亚洲意味着什么——文化间的日本》，台北，巨流出版社，2001；从事日本汉籍流布调查和日本中国学史研究的严绍璗，代表作如《日本的中国学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日本中国学史》（第一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还有李庆所著多卷本的鸿篇巨制《日本汉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2004。其他还有不少零散文章。在台湾，近年旅日回台的学者陈玮芬发表了许多有关日本东洋学的著述，如对斯文会的研究，参考《“斯文學會”の形成と展開——明治期の漢學に關する一考察》，载九州大学《中国哲学论集》，1995，21号，86～100页；《和魂与汉学：斯文会及其学术活动史》，载《原学》1996，第5辑，368～383页；《近代日本と儒教——“斯文會”と“孔子教”を軸として―》，福冈市：九州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近代日本东洋学的成立与发展试论》，见《庆祝莆田黄锦鋐教授八秩·日本町田三郎教授七秩嵩寿论文集》，357～395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由“东洋”到“东亚”，从“儒教”到“儒学”——以近代日本为镜鉴谈“东亚儒学”》，载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台湾东亚文明学刊》，2004，第1期，201～232页；《“汉学”、“儒教”、“孔子教”与“支那学”——“儒学”在近代日本的表述及相关的宗教性论争》，载《新哲学》2004，第3期，109～130页；《近代日本汉学的关键词研究——儒学及相关概念的嬗变》，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如此书23页云“汉学家们先使用‘东洋’这个语词，寻求与‘西洋’平等对话的可能，并凸显‘支那’的非近代性，把日本当作东洋文化的表征”。

[5] 如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主持出版的《国际中国学文库》，其中包括多种日本中国学者的个案研究，如《内藤湖南研究》、《吉川幸次郎研究》、《津田左右吉研究》、《服部宇之吉研究》、《德富苏峰研究》等。

[6] 沟口雄三著，李苏平、龚颖、徐滔译：《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葛兆光：《重评90年代日本中国学的新观念——读沟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12月号总第9期。

[7] 入江昭的父亲是日本著名国际法专家入江启四郎，而入江昭本人是赖世和和费正清在哈佛的学生，其岳父为日本著名法国文学专家前田阳一（1911—1987）。前田1934年留学法国，并任日本驻巴黎公使馆副领事，在巴黎辅导留学索邦大学的赖世和学习。前田阳一的父亲前田多门（1884—1962）则是赖世和父亲在日本的好友。前田多门早年求学于东京帝大，深受新渡户稻造和内村鑑三影响，参加了内村组织的圣书研究会，晚年则和新渡户一起加入基督教教友会。多门曾任日本驻纽约文化会馆馆长、新潟县知事、日本文部大臣。前田阳一系其长子，阳一执教东京大学时，受其影响较大的学生是大江健三郎。前田多门的长女是留学美国的精神科医生神谷美惠子（1914—1979），次女势喜子嫁给企业家井深太。井深太和盛田昭夫系东京通信工业株式会社的早期创始人，该会社即索尼公司的前身。前田则是东京通信工业的第一任社长，但实际事务由井深和盛田负责，前者负责技术，后者负责经营。

[8] 张广达先生指出，20世纪一些西方学者出于与西方以外的“他者”的深化接触，开始越来越自行质疑西欧中心论，考虑西方的重新定位，越来越多其他领域的专家也把“西方中的东方”（the East in the West）纳入研究和著述之中。他举英国剑桥大学的Jack Goody为例。见张广达：荣新江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9] 李庆在《日本汉学史》中对于所谓白鸟的“尧舜禹抹杀论”有所讨论，并暗示了其对于顾颉刚的影响；而贺昌群则认为二者实际是殊途同归而已，不存在影响的问题，他指出白鸟的“尧舜禹抹杀论”，“与我国顾颉刚氏诸人所讨论之《古史辨》，虽时序有先后，而目的则同，方法各异，白鸟氏运用其丰富之东西历史语言之知识，纵横驰论；顾氏诸人则专精于先秦典籍之解剖。此则时代思潮与治学方法之进步。传统之学者，虽欲维护陈说，亦无可如何也。”见《日本学术界之“支那学”研究》，载《贺昌群文集》，第一卷，4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0] 日本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现象，并有所论说；如子安宣邦指出的，“政治的言说”和“学术的言说”相交织不仅是京都大学，可以说是整个近代日本中国学的一个鲜明特征（子安宣邦：《近代知と中国认识——支那学の成立をめぐって》，岩波讲座现代思想15《脱西欧の思想》，1994，61～97页）。

[11]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247页。

[12] 虽然吉川没有提示，但这位美国学者很有可能是指埃克尔（William Reynolds Beal Acker）。埃克尔是美国20世纪上半叶重要的亚洲艺术史家，曾任职史密森尼博物馆，翻译编辑出版了多种著作，如《若干唐以前及唐代绘画著作》（Some T'ang and Pre-T’ang Texts on Chinese Painting，tr.and ed.William Reynolds Beal Acker，Leiden：E.J.Brill，1954），翻译内藤东一郎的《法隆寺壁画》（Naito Toichiro，1897-1939.The Wall Paintings of Horyuji.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William Reynolds Beal Acker and Benjamin Rowland，Jr..Baltimore：Waverly Press，Inc.，1943）。

[13] 吉川幸次郎：《アメリカの支那学》，见《支那について》，127页，大阪，秋田屋，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