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结论，这些结论可以看出哈佛中、日留学生群体之独特之处。我们首先探讨了哈佛中日两国留学生的相似之处，发现在哈佛的中日两国留学生在地域来源、公私学校来源、专业选择方面均有极为类似之处，比如两国留学生大体主要来自近代经济、文教发达的都市地区，日本以东京、大阪为主，中国以北京、上海为主，而大阪与上海各自是两国当时对外交往最为频繁的港口城市之一。哈佛中、日留学生当时均来自主要公私大学，但私立学校则主要是与美国联系密切的学校。如日本是以美式教育为模式发展起来的、与哈佛关系密切的庆应义塾大学，而中国是以全英文教学的、有所谓“东方哈佛”之称的圣约翰大学。

哈佛中、日留学生在专业选择方面也存在非常有趣的相似之处，两国当时在哈佛的留学生均有相当部分人选择注册经济学和商科，而选择注册人文社科的学生并不比注册理工科学生的人数少，两国均无人注册法学院和景观学院。还需要说明的是，国内的教育状况也和学生到哈佛选择的专业有关。庆应义塾当时聘用多名哈佛毕业生担任经济学教授，负责理财科，有哈佛毕业的教授给庆应义塾的学生写推荐信申请哈佛，这些学生才能比较顺利地进入哈佛念书。而当时哈佛大学邀请过日本著名宗教学家姉崎正治到哈佛讲学，姉崎正治回国后遂推荐自己的学生到哈佛神学院学习。类似的情况其实也发生在中国，陈寅恪回国后，他的学生周一良、杨联陞先后到哈佛念书，均获得博士学位。

当时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似乎学习上比日本留学生更为优异，除了赵元任、俞大维先后获得荣誉极高的谢尔顿游学奖学金之外，1919年留学哈佛的中国学生中，经济学专业的朱中道、数学专业的姜立夫、医学专业的林文秉均获得约翰·哈佛奖学金。相比之下，日本留学生略为逊色一些。

我们也考察了两国留学生群体之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中日留学生在哈佛居住地分布较为不同，日本学生比较喜欢一开始住在波士顿西郊的日本人聚居区，适应之后再到校园附近找房子住。其次是专业选择上，日本有学生在哈佛学习农学和牙医，而中国留学生则无人选择农学，尽管有人学习植物学。中国学生当时无人学习牙医。再次，人文社科分野方面，中国学生在哈佛似乎人文学生较多，这些学生也大多在学术上取得丰硕成果，回国后在各自领域成就一番不朽的事业。而日本人文社科类学生以学习社科为主，也有不少人成为著名学者。最后，日本政府持续派遣海军军官到哈佛进修，了解美国的政治、军事发展状况，并磨炼了英语能力，以帮助日本打造现代海军，这是当时中国政府没有注意的举动。

[1] 与严平合撰，《1919年哈佛中日留学生之比较研究》，载《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1，第4期，150～170页。

[2] 从哈佛校报《绯红》（The Crimson）1919年5月23日周五出版的统计信息来看，美国各大学一共在“一战”中损失了4920人，其中哈佛损失了297人，在全美各大学中排第一。这只是当时的统计，编者指出全美各大学在“一战”中损失的人数最后统计结果可能接近6000人。报道还指出，当时参加“一战”的全美大学师生人数约为15万人，战损率为4%，而全美参加“一战”损失的人数是7万3千人。美国各个大学参加“一战”损失的师生人数排名紧随哈佛之后者包括耶鲁（186人）、康奈尔（158）、哥伦比亚（128人）、普林斯顿（120人）。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当时美国常青藤大学师生对“一战”的贡献比其他美国大学都大。牛津大学参战人数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1176人，1412人死于“一战”，100人失踪。剑桥大学参战人数至少是13128人，1405人死于战争，212人失踪。巴黎大学损失了634人。

[3] 这里举出一些比较重要的论著：叶维丽Weili Ye，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1900-192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这部著作以现代化为主要视角集中探讨了中国留美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处理民族主义、种族、女性、道德等问题的经验和认识。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李喜所：《中国留学史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主要谈了一些宏观问题；胡连成：《走向西洋——近代中日两国官派欧美留学之比较研究（1862—1912）》，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史黛西·比勒著、张艳译：《中国留美学生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也是比较宏观的简史，提供了留美学生史的分期，但主要讨论了1909—1930年间第二阶段的留学生。较早出版的有Wang Y.C.，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6（中文版，汪一驹著、梅寅生译：《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1），提供了一些留学生人数、奖学金的统计数据。还有很多单篇文章，这里从略。

[4] 我们将在其他文章中将这些留学生的个人背景和命运与当时的国际形势结合起来，探讨他们如何参与当时的国际纷争。

[5] 最早设立于1871年，原本为本科生农学院，由哈佛毕业生布赛（Benjamin Bussey）及其亲属捐赠设立。后来1883—1994年间作为哈佛生物研究所存在，成为世界知名的植物和动物研究中心，后来并入哈佛植物园。

[6] 穆尔也是当时哈佛校友会副主席，见Harvard University Register，1919，p.23.

[7] 他在哈佛上英文课，得了C+。见Ken Gevertz，“History of the Japanese at Harvard，”http：//news.harvard.edu/gazette/2004/02.26/11-japan.html.

[8] 有关陈寅恪和山本在哈佛的学习情况，参见拙撰《陈寅恪留学哈佛史事钩沉及其相关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第5期，20～36页。收入本书第一章。

[9] 哈佛最初在1847年设立了劳伦斯科学学院（Lawrence Scientific School），1890年并入文理学院，后又在1906年设立应用科学研究院，1914年与麻省理工学院签订合作协议，但这一协议在1917年被法庭宣布为非法，于是1918年哈佛设立工学院。见Harvard University Register，1919，p.19.

[10] 当时哈佛工学院要求学生至少在大三开始前必须掌握两门外语，可以通过选课或者通过口试达到要求。外国学生如果母语不是英语则也算在内；见《哈佛大学目录，1919—1920》，680页。

[11] 有学者指出，至1940年代，全世界派往美国留学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便是中国，20世纪前半叶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远远超过政治、经济、军事交流；见Hongshan Li，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tate，Society，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1905-1950，New Brunswick，NJ and London：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8，p.1.

[12] 据《中华留美学生名人录》，林语堂的信息如下，1895年10月10日生；1919年8月到美国；1916年上海圣约翰BA，哈佛研究院比较文学AM\\PhD候选人；国立北大奖学金；CSA（editor monthly）、CSC Harvard；Associate editor，“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16—1919年任清华英文教师；计划1922年夏回北大；在哈佛住址为51 Mt.Auburn St.，Cambridge.见Chinese Students'Alli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ho's Who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Berkeley：Lederer Steet and Zeus Co.，1921，p.56.

[13] Ye Weili，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1900-1927，p.10.

[14] 包括来自浙江金华的何德奎（1896—1983，从哈佛硕士毕业后到美国银行实习，后回国任教于杭州盐务中学、光华大学、大同大学、南洋大学，后从政，先后任上海工部局副总办、上海市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与何炳松、何炳棣并称何氏三杰，德奎系炳松、炳棣之堂侄），来自北京的Cyrus C.Lowe，来自上海的金麒章、Kwang Lim Kwong（1897—1955，出生于澳洲达尔文市，澳洲华人邝仕德之子）、Frederic C.Tse、曹茂德，来自胜州的Samuel Nieu。

[15] 包括内藤博、石田新吉、相原和男、河原良雄、中田浩、岩上幸。

[16] 他是庆应义塾创始人福泽谕吉的孙子、福泽一太郎长子，毕业后回庆应义塾接任塾长。

[17] 当时圣公会神学院圣经文学和阐释学教授凯尔讷（Maximilian Lindsay Kellner）的地址也在这里，估计是凯尔讷的房子，福泽暂时租住在此。

[18] 他1920年搬到21 Chauncy St.期间曾和山本五十六住在一起，两人喜爱下日本将棋。

[19] 他1917—1921年在哈佛。刚入校时住在Claverly Hall 28（Mt Auburn，corner of Linden St.）。

[20] 早稻田1917年毕业，1918—1924年哈佛念书，1926年哈佛经济学博士。他娶美国人Marguerite Magruder为妻，女儿Mary Estelle Iwamoto（1926—1979）是小提琴家。1919年他住在24 Agassiz St.，1920年住21 Wendell St.，1921年住在21 Frost St.。

[21] 他是1918年斯坦福文学士，1918—1920年在哈佛，毕业论文为A classification of stock of the stationery division in Harvard cooperative society and a method of the stock record，1920，共53页。毕业后回名古屋。

[22] 他当时住在21 Wendell St.，和河原良雄、大黑（Kaoru Ohguro）是室友。

[23] 他当时住在71 St Mary's，Brookline。

[24] 当时住在Dunster Hall 35（16 Dunster St.）。

[25] 庆应义塾编：《庆应义塾百年史》上卷，东京，庆应义塾，1958，394～432页回顾了庆应义塾采纳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和风气的历程；中卷，35～36页叙述了聘用三位外国主任教师的历程。

[26] 米谷栄二：《日本都市計画学会顧問武居高四郎博士の御随去を悼む》，载《都市計画》73号，昭和四十七年11月。

[27] 刘真主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145页，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Wang Y.C.，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6，p.58；Weili Ye，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1900-192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53.

[28] 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101页。

[29] 饶毓泰（1891—1968）于1917年自芝加哥大学毕业，1918年进入哈佛学习了一年便转到耶鲁，后于1920年又转到普林斯顿大学，1922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30] Harvard University ed.，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of Names，1917-1918，1917，p.123.

[31] 他写了一篇文章，“The Japanese Student in America，”in The North American Student，New York，October，1917，pp.438-439；他也投书哈佛校报《绯红》，“The Japanese Student at Harvard，”in The Crimson，February 27，1919.

[32] Cleo McNelly Kearns，T.S.Elliot and Indic Traditions：A Study of Poetry and Belief，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76-77；此节题为“Masaharu Anesaki and Mahayana Buddhism.”实际上哈佛神学、宗教学和日本学者的联系早已有之。1885年同志社英学校神学科毕业的岸本能武太即到哈佛留学，学习宗教哲学和比较宗教学。后来他和姉崎正治共同发起组织比较宗教研究会。岸本先后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早稻田大学任教，著有《明治宗教思潮之研究》等书。他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与片山潜、幸德秋水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

[33]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19-1920，1920，p.314.

[34] 神学堂35号当时住着犹太学家沃夫森（Harry Austryn Wolfson，November 2，1887—September 20，1974）。

[35] 参见本书第一章。

[36] 有关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中国留学史上所扮演角色的研究，见李洪山Hongshan Li，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tate，Society，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1905-1950，New Brunswick，NJ and London：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8，第三章：“Qinghua：The First Joint Experiment，”pp.60-91.

[37] 哈佛牙医学院在波士顿，成立于1867年7月17日，但到当年11月第一个周三才第一次开始上课，一直上到来年三月。第一次牙医学位候选人考试在1869年3月6日举行（Register，1919，p.18.）。

[38] 地址为107 Queensberry St.Boston。

[39] 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两位华裔医学学生，一位是来自夏威夷的Mon-Fah Chung，另一位是来自首都华盛顿的C.H.B.Huang.两人均参加了哈佛中国同学会，但注册时未列入来自中国的学生名册。Chung是当时波士顿华人医学协会（The Chinese Medical Club of Boston）会长，该会1920年时一共19人，其中10人来自哈佛医学院或毕业于哈佛医学院，护士三人。见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Vol.16，November 1920-June 1921，p.610.

[40] 参见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1916；张大庆：《中国现代医学初建时期的布局：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影响》，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第2期，137～155页；夏媛媛、张大庆：《昙花一现的中国哈佛医学院》，载《中国科技史杂志》，2010，第1期，55～69页；蒋育红：《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成立及其对中国的早期资助》，载《中华医史杂志》，2011，第2期，90～94页。1916年中国哈佛医学院停办，学校迁往北京，成立协和医学院。

[41] Chinese Students'Alli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ho's Who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Berkeley：Lederer Steet and Zeus Co.，1921，p.57.

[42] Chinese Students'Alli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ho's Who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1921，p.45.

[43] Hepburn Chair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Constitution；见The Japan Review：A Herald of the Pacific Era，Volume 4，edited by Committee on Friendly Relations Among Foreign Students，1919，p.28.

[44] 前田是新渡户的门人，两人和赖世和（Edwin O.Reischauer，1910—1990）的父亲August Karl Reischauer（1879—1971）在东京交往密切；见George R.Packard，Edwin O.Reischauer and the American Discovery of Jap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p.19-20。又，胡适在1936年7月17日访问东京时曾与高木八尺会面；见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603页。

[45] 当然，这之前还有1918年获得哲学博士的赵元任，这之后有1920年入学、1923年获人类学博士的李济，也都是人中之龙。1928年中研院史语所成立，赵元任为语言组主任、陈寅恪为历史组主任、李济为考古组主任。

[46] 关于留美学生民族主义意识和实践的讨论，见Weili Ye，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1900-192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7-49.

[47]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67～68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48] 有关圣约翰大学的发展，见熊月之、周武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9] 山本在留学哈佛期间，结交了很多美国朋友，但喜欢下将棋和打扑克，最长的一次曾连续打了26小时扑克；他也访问了得克萨斯和墨西哥一带的石油工业，因为他非常注意和海军、空军有关的信息；见Alan Schom，The Eagle and Rising Sun：The Japanese-American War，1941-1943，Pearl Harbor through Guadalcanal，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4，p.296.

[50] John Costello，The Pacific War 1941-1945，New York：Rawson，Wade，1981，pp.81-82.

[51] 日本驻美使馆的海军武官中也有人到普林斯顿进修，如山口多闻（Yamaguchi Tamon，1892—1942），1921—192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进修；见Princeton University ed.，Catalogue of Princeton University，1921-1922，1922，p.339.山口多闻后于1942年6月在中途岛之战中与他指挥的航母飞龙号一同被美军炸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