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919年是世界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这一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各主要参战国在巴黎凡尔赛宫举行了和平会议，帝国主义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各主要国家重新议定国际秩序。而对于东亚来说，则是一个验证各国实力的角斗场。因为日本实力的不断上升，它谋求夺取“一战”中德国战败后在中国山东所丧失的特权。在中国，则因为外交的失利，引发了五四运动。对于1919年所发生的诸多事件的研究，学界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哈佛当时正处于战争之中，从哈佛校报《绯红》（The Crimson）报道的信息来看，哈佛学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与很多，不少学生也在欧洲战场阵亡，1919年时整个哈佛仍旧笼罩在战争的氛围之中，军事项目在校园中十分受重视[2]。本文则试图利用新资料来梳理当时中日两国留学生在哈佛留下的行迹，来探讨当时两国教育、学术及其与美国的联系，从中可看出当时两国学生出洋留学的一些异同，通过这些异同又可以分析两国当时所处的发展环境和状态。

关于近代中国留学问题的研究很多，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很多元，其出发点主要是国际关系和留学史，学界已经注意到当时官方派遣留学生事业的进展，认识到官方派遣留学生与晚清洋务运动与自强运动的密切联系，也留意了中国留学生以理工科专业为主导的趋势[3]。但当前学界几乎没有论著对一个年份之中、在一所北美大学之内中日两国留学生进行比较研究。而在我们看来，对1919年哈佛中日留学生进行个案研究，既可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东亚留学生在美国留学的共性，又可以理解当时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留学生群体的个性。

我们之所以选取在哈佛的中日留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理由有以下数条：

一、1919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当时“一战”结束不久，新的国际关系处于讨论和酝酿之中，中、日两国都派遣留学生到哈佛学习。他们的专业是否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哈佛的学术环境有所联系，均值得探讨。

二、哈佛乃是当时中日留学生赴美的主要目的地之一，而且保留了较为完整的资料，这一年的注册手册、目录、校报也基本上全面公开。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学生注册的细节，如年、月、日，如他们的住址，他们的注册专业等，这些信息可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留学生如何在哈佛学习时仍以地域、专业为中心结成小群体并形成一个共同体。一方面，这帮助我们还原当时的留学场景，考察留学生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一些社会生活史的细节。

三、当时两国留学生在哈佛人数排在国际学生前列，可以提供很大的样本，这些样本所提供的信息也许会看出当时哈佛留学生在整个中国留学学生群体中的独特性。尽管当时中国留美学生中以学习理工、农科为主，但哈佛中国留学生所学专业分布却与整个留美中国学生的专业分布较为不同，这些不同背后的原因值得讨论。

四、这一年在哈佛留学的中、日留学生中后来很多人非常出名，比如担任过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国防部长的俞大维（1897—1993）、著名文史学者陈寅恪（1890—1969）、日本海军将领山本五十六（1884—1943）、日本政治学家高木八尺（1889—1984），因而他们早年的留学活动值得特别关注。

我们以下将主要探讨两国学生的来源地、国内学校背景、在哈佛学习的专业，通过分析这些因素来看当时两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以及他们和美国高等教育的关系。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哈佛当时的政策、学制、制度、学费等问题，并结合其他资料，看看这些政策、学费对中、日留学生的影响。其次我们将以若干学生为例，说明当时中、日留学生在哈佛所学专业的分布及其背景之同异以及产生这些同异的原因[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