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对寅恪先生一些学术著作、诗文、信件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的详细解读，此处试图将寅恪作品中的所谓自由归结为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少数主义，以及寻求民族的自由，特别是民族思想与学术的自由。我们亦可以看到，寅恪对自由的理解中不仅有将真理和自由联系在一起的考虑，亦有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渊源。寅恪个人的自负性格亦在他追求自由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种自由使他为人处世和治学研究迥异时流，自成一格。他特别强调思想自由，而这种思想自由主要通过在学术上和政治上的主张而得以表达，即不甘逐队随人，不跟风做学问，也不接受主流意识形态之控制和影响。

他早年留学海外，深得西方现代学术批判性思维的精髓，在思想和学术上奉行少数主义，这也是他所强调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一个特色。寅恪对于民族思想学术自由的考虑也有德国近代学术和思想，特别是赫尔德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

[1] Yuri Slezkine，The Jewish Centu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Benjamin Harshav，Language in Time of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chapter 9.

[2] 有关寅恪的研究非常之多，有关评述和介绍参见刘克敌：《二十年来之陈寅恪研究述评》，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48：5，2003，60～65页。有关研究中对讨论寅恪史学较重要者包括陈弱水：《一九四九年前的陈寅恪——学术渊源与治学大要》，载《当代》133，台北，1998，18～29页；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王汎森：《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两种危机》，载《当代》123，台北，1997，44～63页；王汎森：《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以陈寅恪为中心的考察》，收入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463～488页，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2003；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增订。因为其他大多数文章和本章主题寅恪的自由观关系不甚密切，所以此处不对这些论著一一评论。余英时先生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则对本章的思路启发良多。唯本章另有侧重，试图从一些新的角度来看寅恪的自由观。

[3] 俞大维：《谈陈寅恪先生》，见《谈陈寅恪》，1～14页，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70。

[4] 参见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见《寒柳堂集》，184～234页。

[5] 王汎森先生指出，傅斯年有学术之外的网络和绵密的政府关系，所以能称为学术领袖。他和国民政府自由派官员关系密切，也和当时中基会、中英庚款委员会的胡适、朱家骅等师友联系紧密，他实际上是大学者和政府及基金会之间的桥梁，所以能成为帮助和照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见《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收入《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514～515。

[6] 王氏晚年境况的分析，参见张广达：《王国维的西学与国学》，收入《张广达文集》之《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1～4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7] 较近的研究见Ya-pei Kuo，“New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Theory that Wang Guowei Sacrificed Himself for Freedom—On Chen Yinque's and Wu Mi's View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Politics，”HEW，Vol.2，No.2（2006），pp.205-227.

[8] 陈弱水：《现代中国史学史上的陈寅恪》，65页。

[9] 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以上四首分别见20，25，44，100页。还有类似于自由的说法自在亦出现在诗中，如172页，1965年10月作《重九日作》：“黄花不见何由采，空负东篱自在身。”反映了极为相似的理念。

[10] 陈寅恪：《陈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馆丛稿二编》，21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1] 相关讨论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12] 原刊1934年8月商务印书馆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285页。

[13] 比如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35页记吴宓使用了自由立意一词，后附原文英文词（free-will）。

[14] 参见拙撰《文献主义与民族主义：近代佛学视野中的陈寅恪》，载《新哲学》，第七辑，2007，216～237页，收入本书第七章。

[15] 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20页。

[16]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233页。

[17] 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174页。

[18] 陈寅恪的人文主义思想受烈维、白璧德影响，参见本书第三、四章。

[19] 周勋初主陈寅恪所主张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并非提倡陈腐的封建礼法，而看重的是人的尊严和思想的自由。参见周勋初：《陈寅恪先生的中国文化本位论》，见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20～3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0] 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42页。

[21] 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66～67页，1998。

[22] 陈寅恪：《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464页。

[23] 他的很多看法和立场均不以政治言论出现，而以诗作或学术论文的形式表达。吴宓在日记中记录了陈在50年代政治运动中的态度 “寅恪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然寅恪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目，得免与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斯诚为人所难及。”（《吴宓日记》1961年8月31日）

[24] 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23页。余英时先生对20世纪中国的激进化有很精辟的论述，见Yu Ying-shih，“The Radicalization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Daedalus122：2（1993），pp.125-150.

[25] 维讷出生于俄国，后赴美，先是在堪萨斯城教书，以他通晓20余种语言的能力，于1896年获聘到哈佛任教，系美国第一位讲授斯拉夫文学的教授。毕生翻译了多达24卷的托尔斯泰著作。《吴宓日记》，第一册，139页，记1920年3月16日旁听此君参加的辩论。1936年5月29日吴宓致陈逵的信亦云“宓以种种感触，对于道德、名誉、爱国、民族主义、改良社会、共产、革命etc.，一体厌恶、痛恨。”这里面有些价值为吴宓之不喜，当然有感情用事的一面，但他对共产、革命的痛恨是和其早期的思想一脉相承的。见《吴宓书信集》，204页。

[26] 关于寅恪这一立场，除余英时先生在阐释寅恪诗作时多所论述之外，王震邦亦有提示一些旁证，见于《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232页。

[27] 陈寅恪：《陈寅恪集·寒柳堂集》，162页。

[28] 陈寅恪：《陈寅恪集·寒柳堂集》，1页。

[29] 陈寅恪：《陈寅恪集·寒柳堂集》，68页。

[30]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165页。

[31] 陈寅恪：《陈寅恪集·寒柳堂集》，65～66页。

[32] 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20页。1925年则在中国知识人之间爆发了关于新性道德的论战，很多问题发表在《妇女杂志》、《现代评论》、《莽原》等杂志上，讨论妇女的地位、婚姻自由问题，如章锡琛在《妇女杂志》第一一卷一号发表《新性道德是什么》主张自由平等乃是人类共同的要求，凡侵害他人自由即为不道德。周建人在《莽原》第14期发表《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引用美国学者皮尔逊《自由思想的伦理》，主张恋爱属于个人自由。

[33] 陈寅恪：《陈寅恪集·寒柳堂集》，71页。余英时先生《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讨论了其中所反映的寅恪本人之感怀身世，见《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227～242页。

[34] 陈寅恪：《陈寅恪集·寒柳堂集》，72页。

[35] 有关讨论见Peter K.Bol，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36] 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103页，1919年10月14日。

[37] 胡适：《胡适时论集》，《胡适文集》第11集，欧阳哲生主编，823～82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8] 参见周质平：《胡适光焰不熄——纪念胡适120岁生日》，载《明报·文化人间》D版，2011年11月18日。

[39]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85页。

[40] 有关中国留美学生的民族主义思潮、运动及其背景的探讨，见Weili Ye，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1900-192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7-49.

[41] 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9页。该书13页则记载陈通夫来吴宓住处谈，叙述在美西见到华人被美国人蔑视欺辱的情形；同书135页1920年3月4日日记更提到白璧德曾担忧吴宓回国之后中国已亡而吴宓不得不从日本人手中领取薪资。这些均可探知当时中国遭受的深重民族危机。149页1920年4月10日日记则说美国人对于日本人畏而忌，对于中国人则贱而凌。

[42] 姜伯勤先生认为此书亦反映了寅恪先生的心态；见《陈寅恪先生与心史研究——读〈柳如是别传〉》，载《新史学》6卷2期，1995，189～202页；收入胡守为编：《〈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论文集》，92～102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

[43] 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284～285页。

[44] 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19页。

[45] 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361页。

[46]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53页。

[47]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23页。当然这批藏书很多并未被日人收购，而是毁于战火。

[48]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24页。

[49]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130页。

[50]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109页。

[51]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1页。

[52] 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361～363页。

[53] 参见本书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