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寅恪的学术未见得能被普通世人所了解，但他那两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却往往为世人所引用。这两句话出自他给清华大学留下的《海宁王先生之碑铭》，其中之“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这一句很容易让人想到《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二节，其文略云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句话可以看作是上帝对知识人的最佳教导。追求真理是知识人的天职，而其目的乃是为了得自由。可是，不同的知识人对于真理的认知也非常不同。所以，尽管都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奔波，而能真正得到自由的知识人少之又少。

有学者认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是犹太人世纪（Jewish Century），因为犹太知识人为世界提供了物质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各种解释。如古典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韦伯（Max Weber，1864—1920）、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1858—1917）都是犹太人，共产主义运动的诸多早期领袖也是犹太人，在代表自然科学成就最高荣誉的诺贝尔奖颁发的第一个一百年之中，几乎五分之一的得主是犹太人，有很多人认为这在历史上可称之为“犹太世纪”[1]。

一些学者将所谓犹太世纪的起源追溯到18世纪一部分犹太拉比的贡献。这些拉比从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兴起的现实中意识到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这个伟大时代的出现即是现代化。而当时犹太长老们认为犹太人的选择无非两种，一是保守本民族的文化和特色，不受这一转变的影响，保持传统的犹太性（Jewishness）；二是参与这种巨变，让犹太民族在认识真理的过程中获得自由，犹太性获得新的生命。这些长老们决定选择后者。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这种参与使得犹太人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脱颖而出，明星辈出。

而20世纪对于中国而言，也同样面对现代化的冲击，正是所谓天朝大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知识人对于真理和自由有更深切的渴望。而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则是寅恪先生。本章的重点是在现代语境下来理解寅恪的自由观[2]，尽管引用、谈论寅恪所论自由的坊间作品很多，但仍缺乏细致而深入的学术探讨。这里打算就寅恪先生论著中所出现的“自由”一词以及其文字、言论中所体现的“自由”从学术角度作一番辨析。

寅恪和许多活跃在20世纪上半叶的知识分子不同。首先，他出身于清末的清流政治家庭，他的祖父陈宝箴（1831—1900），因参与1898年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等策划的维新变法而受政治迫害。他自幼受过极好的儒家经学教育。如其妹夫俞大维（1897—1993）所说，他幼年念过《说文解字》和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二人的书，“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3] 其次，他青年时代游学欧美日本，在柏林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学习历史、比较语言学、东方学，受过很好的西方现代学术训练。由于在欧美游学多年的经历，他对欧美一般社会风尚和习气的观察也十分敏锐。

再次，他不像胡适、蒋廷黻、俞大维等人或出任政府要职或出使域外，他一生从未亲身参与政治活动，甚至连学术行政工作都未真正参与，但他却十分关心政治，亦可以说从未与政治绝缘。他的祖父、父亲均与晚清政治关系密切[4]，而他本人一生的各个阶段均和政治人物发生各种瓜葛。如在重庆时期，即曾参加蒋介石为中研院举办的宴会。而晚年亦曾经有一段时间颇受政府的关注，陶铸副总理对他颇为礼遇。他的妹夫俞大维官居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国防部长。他与胡适、傅斯年等作为学术领袖掌握许多学术界人力和物力资源和学术界主导权不同，虽然曾位居部聘教授，但在学术界并不像胡、傅那样掌握权力[5]。虽然他的文集看上去似乎都是学术文章，可是在好友吴宓留下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日常生活中寅恪对东西方政治、文化、社会风俗有颇多议论。最后，他虽然留学欧美多年，竟然从未拿过任何学位。这一点和他同时代的一些留学海外的知识人非常不同。他在哈佛的同学韦卓民、吴宓、汤用彤都至少拿了硕士，赵元任、俞大维、李济等则拿到哈佛博士。甚至其他大学的学习人文学科的留学生如胡适、冯友兰等均拿到博士。

寅恪先生的晚年饱受批判，但以七十九岁去世在中国传统而言仍算高龄，其身后留下的诗作颇多，在后世引起颇多讨论。这一点颇类似王国维（1877—1927）的身后事。王国维生前虽然也看似一纯粹学人，却是清朝末代皇帝宣统的老师，更在1927年大革命的北伐声势如日中天之际突然以五十岁之学术英年投昆明湖自尽，从而在知识人的圈子中引发许多猜测和议论[6]。

和20世纪的许多中国知识人不同的是，寅恪先生是少数时常将“自由”二字形诸文字的学人。较早的例子如1927年为纪念王国维撰写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所彰显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7]，晚年的名作《论再生缘》以及《柳如是别传》中亦颇见有关自由思想的议论，可见寅恪一贯坚持思想自由。陈弱水先生早已指出寅恪先生一生对自由问题极为敏感，“时时表达对学术自由的坚持，在现代中国实属罕见。”[8] 他认为寅恪对于学术与自由不可分的看法与现代西方知识哲学暗合。此说会被寅恪认可，应无问题。

图六十八 清华校园内的海宁王先生之碑铭

我们后世学者亦有责任清楚地梳理他对于自由的阐释及其时代的语境。本章认为寅恪的自由观可分为个人的自由和民族的自由两个层次，这两者又可从思想的自由和政治的自由两个角度展开讨论，此处的讨论也围绕这两部分从这两个角度展开，探讨寅恪个人主义自由观的内涵与实质，及其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思想传统的因素，主要从思想之自由、不从流俗的少数主义、民族学术的独立等各方面展开。对于寅恪民族自由观的探讨，此处亦将注重其历史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