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国民性的讨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对于民间、民俗的重视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崩溃，使得人们开始关注下层和民间生活。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随着清政府的灭亡，附属于它的传统精英文化也受到怀疑，因而一些学者比如胡适和陈独秀、周作人等开始寻找保留在民间的文化，将农民阶层语言和传统理想化，寻找传统文化史上不被重视的民间因素[78]。另一方面，周作人在日本受到日本强势文化的一些刺激，可能引发了他研究中国民族特性的兴趣。而这种兴趣则通过他对欧洲文学的了解接触到了赫尔德的主张和思想，从而使得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因素被引入其著述之中。
而近代中国学者笔下一些常见的用语如民族性、国民性、民族精神等可能均受赫尔德思想影响，大多数情况是通过日本学术转折入华，偶尔也有如何炳松等直接介绍入华。周作人在晚年所写的《知堂回想录》中，承认自己早年刚到日本时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信奉民族主义思想。并认为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反对清朝，但觉得清朝以前或者元朝以前中华未被胡族统治前差不多都是好的[79]。他并得出结论日本在第一次明治维新时是竭力挣扎学德国[80]。而当时明治年间日本这种学习德国的氛围竟然影响到他，从而使他的撰述中出现了赫尔德的思想。
[1] 其著述具体体现在吴平、邱明一编：《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周作人对民俗学的贡献，见吴平撰编后记，410～423页。有关研究见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北京，中华书局，2004，第五讲《民俗学研究与国民性的考察》。有关中国20世纪初起的民间文学运动，可参考户晓辉：《现代性于民间文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洪长泰著、董晓萍译《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Going to the People：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1918-1937），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赵世瑜：《眼光向下的大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钟敬文：《钟敬文自选集——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这些著作多数都提到周作人的民俗学研究及其接受的西方与日本学术影响，但未讨论到赫尔德的影响。
[2] 如赵京华在《周作人与柳田国男》一文中梳理了周作人民俗思想中的两种外来渊源，并追溯了周作人在柳田民俗学说影响下对于中国道教和民间宗教的研究；见《周作人与柳田国男》，载《鲁迅研究月刊》，2002，第9期。
[3] Haiyan Lee，“Tears That Crumbled the Great Wall：The Archaeology of Feeling in the May Fourth Folklore Movement，”JAS，Vol.64，No.1（2005），pp.35-65，特别是35～36页。
[4] Haoming Liu，“From Little Savages to hen kai pan：Zhou Zuoren's（1885-1968）Romanticist Impulses around 1920，”AM，3rd series，15：1（2002），pp.109-160.
[5] 见周作人1920年10月26日在北平孔德学校的演讲，收入《儿童文学小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6] 该文收入民国八年出版的《谈虎集》，见《知堂小品》，4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他还提到其他一些德国学者如弗洛伊德（周写作弗洛伊特），氏著《北河沿通信》，见《知堂小品》，195页。
[7] 收入《谈龙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24～27页，特别是2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8] 神林恒道：《美学事始：芸術学の日本近代》，81～86页，东京，劲草书房，2002。
[9] 对柳田国男民俗学与日本近代思想关系的研究，见子安宣邦：《日本近代思想批判——一国知の成立》，第一部分，东京，岩波书店，2003。
[10] 周作人：《和尚与小僧》，1934年5月作，见《夜读钞》，《周作人自编文集》，123～126页。
[11] 周作人：《夜读抄》，《周作人自编文集》，7～13页。
[12] 周作人：《我的杂学》，见《周作人民俗学论集》，2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13] 周作人：《谈龙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47～48页。
[14] 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见《周作人自编文集》，51～54页。
[15]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二〇〇《拾遗》子篇，见《周作人自编文集》，761页。哈特阑的作品为Edwin Sidney Hartland，The Science of Fairy Tales：An Inquiry into Fairy Mythology（London：Walter Scott，1891）；麦扣洛克的著作为John A.Macculloch，The Childhood of Fiction：A Study of Folk Tales and Primitive Thought（London，1905）；Macleod Yearsley 的作品为The Folklore of Fair-tale（London：Watts & Co，1924）.
[16] 周作人：《永日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70页。周作人将格林写成格列姆，但提供了原文Grimm，现通译作格林。
[17] 见周作人：《周作人民俗学论集》，10、13～1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总而言之，周作人是在东京接触到文化人类学。他自己的回忆还见于《知堂回想录》下二〇〇《拾遗》子篇，《周作人自编文集》，760～764页。
[18]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七三《筹备杂志》，见《周作人自编文集》，231页。
[19] 周作人：《谈龙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36页。按，银丛书的这本《习俗与文化》出版于1904年，但周作人1906年即在东京买到此书，可见当时日本接受西方学术作品之迅速。他在1907年在日本即开始翻译英国哈葛德安度阑二人合著的小说《世界欲》，后改名《红星佚史》在上海出版。见《夜读抄》，《周作人自编文集》，14页。
[20] 周作人：《永日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19页。此文中安特路朗作安特路阑。
[21] 1930年10月14日《重刊霓裳续谱序》，《看云集》，《周作人自编文集》，98页。
[22] 此文发表于1908年5、6《河南》，第4、5期，署名独应；参见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37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
[23] 刘晓春梳理了民俗学与欧洲浪漫主义的关联，见《从维柯、卢梭到荷尔德——民俗学浪漫主义的根源》，载《民俗研究》，2007，第3期，41～67页。
[24] Uli Linke，“Folklore，Anthropology and the Government of Social Life，”CSSH，Vol.32，No.1（1990），pp.117-148.
[25] Gerhard Lutz，“Die Entstehung der Ethnologie und das sp?tere Nebenei-nander der F?cher Volkskunde und V?lkerkunde in Deutschland，”in H.Nixdorff and T.Hauschild eds.，Europ?ische Ethnologie，Berlin：Dietrich Reimerverlag，1982，pp.29-46，esp.34-37.
[26] 赫尔德也被认为是现代人类学的先驱，参见Klaus-Peter Koepping，“Question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in Han F.Vermeulen and Arturo Alvarez Roldan，eds.，Fieldwork and Footnotes：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Anthropology.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Anthropologist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p.75-91；John H.Zammito，Kant，Herder，The Birth of Anthrop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pp.309-345.
[27] 见周作人：《鸦片祭社考》，撰于1927年12月4日，见《周作人民俗学论集》，23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28] 原刊《歌谣》周刊，参见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478页。有学者怀疑该文不是周作人所作，而是常惠的手笔，见施爱东：《〈歌谣〉周刊发刊词作者辨》，《民间文化论坛》，2005，第2期，91～97页；其实，从使用所谓“国民的心声”一语和周作人曾说赫尔德有所谓“民声”说来看，这篇作品应该是出自周作人之手。
[29] 周作人：《永日集》，44页。关于希腊的民俗，周作人在《花束序》中还提到了洛孙（J.C.Lawson）的《希腊现代民族与古宗教》，见《永日集》，69页。
[31] 有学者指出，哈曼关于原始人乃是诗人、音乐家、思想家、历史学家、教士的想法影响了赫尔德，但哈曼和赫尔德在对语言的看法区别较大，哈曼认为语言乃天所赋，因而有时难以完全理解，而赫尔德认为语言由人所造，有其自然、有机的成长经历，而且有历史性的相对视角；见Paul F.Marks，“The Application of the Aesthetics of Musci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turm und Drang：Gerstenberg，Hamann，and Herder，”in：Harold E.Pagliaro ed.，Stud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ulture：Racism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Cleveland and London：The Press of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1973，pp.219-238.
[32] 贺麟等人引用《批评的丛林》，认为赫尔德对于现象的认识影响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见黑格尔著、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译者导言（二）《现象学的来源和意义》。
[33] John D.Baildam，Paradise Love：Johann Gottfried Herder and the Song of Songs，Journal of the Study of Old Testament，supplement series，No.298，Sheffield：Shefield Academic Press，1999，pp.98-101.
[34] Nicolas Saul，Philosophy and German Literature，1700-199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46-47.
[35] 新的整理版见Howard Gaskill ed.，The Poems of Ossian and Related Works，with an Introduction by Fiona Stafford，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6.
[36] 奥西恩在欧洲的影响，参见Rudolf Tombo，Ossian in Germany，1901；New York：AMS Press，1966，reprinted；Paul Van Tiegham，Ossian en France，2 Vols.（Paris，1917）；Howard Gaskill，“Ossian in Europe，”CRCL，Vol.21（December 1994），pp.643-675；Kristine Louise Haugen，“Ossian and the Invention of Textual History，”JHI，Vol.59（April 1998），pp.309-327.有关他在美国的影响，见Susan Manning，“Why Does It Matter that Ossian Was Thomas Jefferson's Favorite Poet？”Symbiosis1（Oct.1997），pp.219-236.
[37] 写于1771年，1773年发表，收入其作为狂飙运动重要文献的文集Von deutscher Art und Kunst：einige fliegende Bl?tter，1773；整理本见Hans Dietrich Irmscher，Hrg.，Herder Goethe Frisi M?ser：Von deutscher Art und Kunst.Einige fliegende Bl?tter，Stuttgart：Reclam，1977.
[38] 当代有关研究见Derick S.Thomson，The Gaelic Sources of Macpherson's “Ossian”（Edinburgh：Oliver & Boyd，1952）；Howard Gaskill，ed.，Ossian Revisited（Edinburgh：Edinburgh Univ.Press，1991）；Peter T.Murphy，Poetry as an Occupation and an Art in Britain 1760-1830（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1993），chap.1；Gauti Kristmannsson，“Ossian：A Case of Celtic Tribalism or a Translation without an Original？”Transfer（1997），pp.449-462.
[39] Howard Gaskill，“Ossien，Herder，and the Idea of Folk Song，”in：David Hill ed.，Literature of the Sturm und Drang，Rochester，NY：Camden House，2003，pp.96-97.
[40] 周作人：《夜读抄》，见《周作人自编文集》，99页。
[41]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见《周作人自编文集》，246页。
[42] 有关世界文学思想的传播史参见 John Pizer，The Idea of World Literature：History and Pedagogical Practice，Bar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
[43] 周作人：《谈龙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42页。
[44] 陈寅恪：《寒柳堂集》，1页。
[45] 周作人：《谈龙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94页。
[46] 陈铨生平与学术经历参见季进、曾一果：《陈铨——异邦的借镜》，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47] 陈铨：《中德文学研究》，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48] 陈铨：《中德文学研究》，135页。
[49] 夏瑞春编、陈爱政等译：《德国思想家论中国》，82～9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50] 当代已经有学者专门著书探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国民性的讨论，如孙隆基，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Armonk：M.E.Sharpe，2002），p.148 讨论梁启超受到的欧洲思想影响。
[51] 李洪岩指出中国近代史学受德国影响甚大，见他在施耐德（Axel Schneider）组织的莱顿大学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Thinking会议上宣读的论文“中国近代史学中的德国资源”，其论文摘要提到，“在近代早期的徐继畬《瀛环志略》、魏源《海国图志》中，还看不到德国的名字，许多中国人尚不知德国之所在。尔后，由邹沅帆《五洲列国志》、日本人著《万国史记》、英国R.Mackenzie《泰西新史揽要》及王韬的《普法战纪》，德国开始进入中国人视野。到20世纪初，德国成为中国人最重视的西方国家之一。其后，经过留学、翻译、授课、介绍等渠道，在中国近代史学中发出许多德国的声音。马克思、恩格斯代表的唯物史观，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在指导思想上，早已一统天下。但在马、恩以外，德国思想资源的影响，也很大。梁启超与H.Rickert，王国维与I.Kant、A.Schopenhauer、F.Nietzsche，何炳松与E.Bernheim、K.Lamprecht，朱谦之与G.W.F.Hegel、H.Driesch，傅斯年与L.von Ranke，雷海宗与O.Spengler，是近代史学中最突出的对话者。而在30年代社会史论战等思潮中，也可以看到德国思想的影响。”
[52] 何炳松：《通史新义》，见《民国丛书》，第三编第61册，221页，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92。
[53] Frederick M.Barnard，Self-Determination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Rousseau and Herder（Oxford：Clarendon Press，1988），p.224.
[54] 有关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参见Robert Ergang，Herder and the Foundations of German Nation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1）；Frederick M.Barnard，Herder'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From Enlightenment to Nationali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65）；Frederick M.Barnard，Herder on Nationality，Humanity，and History（Montreal and Lond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3）.
[55] 有学者指出，赫尔德一方面强调文化多元价值，一方面又特别强调德国的民族特性，这与当时法国的文化霸权有关；见Todd Kontje，German Orientalism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4，pp.64-83.
[56] 近代欧洲学者的一个看法就是东方乃是政治上专制主义盛行之地，不但中国是如此，中东亦被视为同样如此；有关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密尔、马克思、韦伯等欧洲近代思想家对东方专制主义看法的讨论，参见Michael Curtis，Orientalism and Islam：European Thinkers on Oriental Despotism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nd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57] 最近二十多年来，随着对赫尔德思想的深入研究，很多赫尔德研究者指出，德国近代所谓反启蒙主义并不是准确的提法，狂飙运动实际上是启蒙运动内部的分野，主要是不同意一些启蒙运动的看法，但不能视为反启蒙运动；而赫尔德也并非反启蒙，他所提倡的文化民族主义也并非带有强烈反法色彩的民族主义；关于这些反思见John H.Zammito，Karl Menges，and Ernest A.Menze，“Johann Gottfried Herder Revisited：The Revolution in Scholarship in the Last Quarter Centur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Vol.71，No.4，（October，2010），pp.661-684，跟这里相关的讨论特别见于pp.664-669。
[58] Nicolas Saul，Philosophy and German Literature，1700-199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46.
[59] Isaiah Berlin，“Herder and the Enlightenment，”in Three Critics of the Enlightenment：Vico，Hamann，Herd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p.168-242；柏林论反启蒙见Joseph Mali and Robert Wokler eds.，“Isaiah Berlin's Counter-Enlightenment，”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93：3，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2003.关于赫尔德思想中的多元主义倾向，还可参见近年的政治思想研究：Sankar Muthu，Enlightenment against Empi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chapter 6；哈曼和赫尔德对语言的研究见Andrew Bowie，“The Discovery of Language：Haman and Herder，”in Introduction to German Philosophy：from Kant to Habermas，Cambridge：Polity Press，2003，pp.41-57.
[60] David M.Jones，The Image of China in Wester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New York：Palgrave，2001，pp.70-75.
[61] Frederick M.Barnard，Herder on Nationality，Humanity and History，Montreal and Lond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3，pp.20-21.赫尔德很重视律法，认为摩西不仅是犹太民族而且是全世界最早的立法者之一。
[62] Frederick M.Barnard，J.G.Herder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pp.117-169.
[63] Frederick M.Barnard，Herder on Nationality，Humanity，and History，Montreal and Lond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3，pp.5-6.
[64] Lung-kee Sun，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New York and London：M.E.Sharpe，2002，p.52.
[65] 以上信息均参考德国爱尔兰根大学《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语料库》（WSC databases，见http：//www.wsc.uni-erlangen.de）。
[66]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128页，香港，中华书局，1983：“我想真正的革命家，应该了解那地方的民族精神才好。”但编者不能确定此信确切年代，推测是1921年。虽然无法知道此信确切年代，但其年代在何炳松著作发表之前应无问题。
[67] 郑匡民先生将梁启超这种思想归结为福泽谕吉的影响，见《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55～8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有关梁启超与日本近代学术的关联，参见狭间直树编：《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99。王汎森先生则指出近代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的兴起与梁启超关系密切，而梁启超的国民思想论一是受其国家思想的影响，二是受日本学者尤其是德富苏峰的影响；见《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载《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125～146页，此文揭示了史学思想与时代政治变化之关系。
[68] Vera Schwarcz，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121-122；Lydia H.Liu，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47-49.
[69] 雨尘子：《经济竞争论》，载《新学大丛书》，上海，积山乔记书局，1903。此词的信息和民族心理学的德文信息均来自《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语料库》。
[70] 周作人：《支那民族性》，收入《谈虎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346～347页。
[71] 伍国：《灵魂与国民性和鲁迅的关系再考》检讨了国民性思想的欧洲起源，认为这种思想与19世纪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有关，作者并注意到鲁迅已经接触到法国学者勒庞的《民族进化的心理》一书并受到欧洲民族主义思想影响；此文见于《学术中国》网站。其他相关讨论亦可参见丸尾常喜著、秦弓译：《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三章：国民性与民俗。其实，周作人也很熟悉勒庞此书。他称勒庞为吕滂，此书书名作《民族发展之心理》，见其作于1929年5月13日《伟大的捕风》一文，收入《知堂文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18页。《北河沿通信》一文则称此书为《群众心理》，见《知堂文集》，37页。
[72] 这篇文章改名为《从中国文化史上所见的中国民族性》，收入陈高佣：《中国文化问题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992年上海书店影印民国丛书第四编39），原书107～119页。
[73] Kosaku Yoshino，Cultur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Japan：A Sociological Enqui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pp.54-59.吉野的讨论引用了Aira Kemil?inen的观点，见Nationalism：Problems Concerning the World，the Concept and Classification（Jyv?skyl?：Kustantajat Publishers，1964）.另一本讨论日本近现代民族主义的论文集也涉及了一些日本人论思想的讨论，见Sandra Wilson ed.，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Japa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特别是pp.1-20，135-162。
[74] 参见本书第八章的相关讨论。
[75] 姜蕴刚：《历史艺术论》，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本书初版原为华西大学文学院《学术丛刊》第三种，发行于民国三十年五月。
[76] Frederick M.Barnard，Herder on Nationality，Humanity and History（Montreal and Lond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3），p.108.
[77] J.G.Herder，S?mtliche Werke（Berlin：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1877-1913），XVI，pp.547-551；巴纳德的讨论见Frederick M.Barnard，Herder on Nationality，Humanity and History（Montreal and Lond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3），pp.112-113.
[78] Chao Weipang，“Modern Chinese Folklore Investigations，”AFS，Vol.1（1942），pp.55-76；2（1943），pp.79-88；Yen Chun-chiang，“Folklore research in communist China，”AFS，Vol.26（1967），pp.1-62；Sandra Eminov，“Folklore and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JFR，Vol.12，No.2-3（1975），pp.257-277；又载Felix J.Oinas，ed.，Folklore，Nationalism，and Politics（Columbus：Slavic Publishers，1978），pp.163-183.日本也有类似的例子：Richard M.Dorson，“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Folktales，”JFR，Vol.12，No.2-3（1975），pp.241-156.
[79]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六七《日本的衣食住上》，见《周作人自编文集》，210页。
[80]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七〇《结论》，见《周作人自编文集》，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