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现代转型，如大河到了出海口，劈波斩浪，迅猛异常，史学亦然。确乎如此，正是从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发生了裂变，从传统到现代，从闭塞到开放，开始了中国史学现代化和科学化的行程。倘如是，凡曾经稍稍接触过中国现代史学的人，怕是很少不知道“史语所”在这一行程中的作用与影响的罢？

“史语所”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简称。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傅斯年出任所长，1948年年底迁往台湾，落户在台北南港，直至今日。来东吴后，一直想访“史语所”，特别是前两天去了台大，拜谒“傅墓”（1950年傅斯年病逝，丧于台大），聆听“傅钟”（台大的上下课钟声），更催我去访由傅斯年创办的那个所。

是日，秋雨霏霏，这是与所长王汎森约定的日子。说起王汎森先生，当是我的老朋友了。1996年5月，在山东聊城召开的“海峡两岸傅斯年百年诞辰暨学术研讨会”上，我与他有一则“关于兰克史学的对话”。因傅斯年有“中国的兰克”之称，故在这次会上，研究西方史学的张广智与研究中国史学的王汎森，有了这次难得的学术对话，这既出乎会议主办者的意料之外，又合乎学术交流的情理之中，后来经新闻媒体一宣传，就有点变味了，说这是海峡两岸的真正意义的对话。这自然是言重了，其实我当时没想那么多，汎森兄事后也说是这样，我们两人作了一次普通的学术交流，只不过在形式上采用了即兴互相答问的对话方式。两年后，我首次访台，出席“海峡两岸史学史学术研讨会”，我的大会报告论文又由汎森兄评论，这更进一步地加深了我们间的学术情谊。后来，他又来上海，住宿的天鹅宾馆离我家很近，我作“导游”，同去对面的鲁迅公园，瞻仰鲁迅墓，参观鲁迅纪念馆。再后来，他多次来复旦作学术演讲，我与老友都有见面叙谈的机会。此次，他知道我来了东吴，同为东吴“兼职教授”（我为“客座”）的老友又可与我见面了。

与王森先生合影

我一路正想着往事，车已至“中央研究院”大门前停下，雨也停了。台北的秋雨，断断续续，这倒有点像上海的六月黄梅天。我径直向里走去，南港院区不小，初次入内，倘无路标所示，会迷失方向。我一路走着，只见前方一幢大楼上书“历史语言研究所”，啊，到了。

我还是早到了。一位年轻人（台大博士生小杨）在门口等我，说王所长临时有个会，很快就回来。乘这空隙，我要小杨陪我去史语所图书馆，只见馆内藏书甚丰，琳琅满目，但珍贵的“傅档”一时还未能查阅。在馆内，意外地遇到了台湾地区罗马古史名家邢义田先生，相互交谈甚欢，并复印了他的两篇大作。

“您还是老样子，我却变老了。”一见面，汎森兄握着我的手，不无感叹地说道。我望着他稀疏的头发，说的是实情，想必他是累老了。可不，如今他已晋升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又肩负重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而工作之余，学术研究也一刻不能放松。我在大陆不时就看到他的新作问世，比如《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以及散见于两岸学术期刊的大作，他真乃海峡两岸三地中生代学者的佼佼者。

随即他赠我英文著作：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2000）。这是他的博士论文。

老友显得很兴奋，不时回忆起我们往昔见面时的情景，一经他的回忆，往事又历历在目，犹如发生在昨日一样。

“十年前，您在聊城对我的嘱咐，我还未完成呀。”我愧疚地说。

“噢，您说的是史语所与法国年鉴学派的比较研究。”十年前的那次对话情景，仿佛又在眼前。

我看着他，不知下面还要说些什么。

我想，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学人群（学界通称为“史料学派”），与比它晚一年（1929年）由吕西安·费弗尔等创立的年鉴学派，确有许多相同之处：它们都是深深扎根于本国学术传统的现代学术流派；它们都历久而不衰，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一流史学人才；它们的创始者都具有宽广的视野，又都是出类拔萃的学术组织者；它们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都对后世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当然，年鉴学派后来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史学流派，而史语所学人群则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但在当今海峡两岸学术界的影响仍不可低估。

我又想，这个比较研究不是比附，而是可行的，尽管它的难度太大，我怕是力不从心了，只好寄望于年轻一代的学者。

下午离开“史语所”，回眸一看，对那栋大楼上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七个字，投去了深情的一瞥，我在想：在中国现代史学上，“史语所”将占有一席之地，它于中国史学的贡献与影响，亦将彪炳于中国现代史学史册上而不能忘却。

但愿我的这些想法不会成为一种幻想。

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