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学步邯郸”，留下了自己难以泯灭的“复旦生涯”。须知，每一个在复旦求学的莘莘学子，都写下了他们生命中浓墨重彩的一章，因为这一章把过去的时光与将来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这种内在的联系，将会谱写出今后人生的璀璨与辉煌。

以下所追忆的，则是我个人1964年在复旦读研究生时的一些往事，之所以锁定在1964年，不仅在于是年是我个人的一次人生转折，更在于它在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史上所蕴含的重大意义。这种个体记忆，既是我个人的人生经历，也隐含了历史，或可视为某个特定时代的“精神履历”，从中可以观察到复旦百年校史上的一些“历史细节”。

复旦园的东侧，紧邻国定路，坐东朝西的10号楼就位居于此。如今，“蜗居”在巍峨光华楼的东南隅，它是一点也不起眼了。但倘若追溯它的历史，也有过“辉煌”：1964年我校招收的67名三年制研究生，是“**”前首次通过全国统考招来的。这些“天之骄子”就在这里进进出出，苦读于白昼黑夜，饱尝于冬冷夏热，度过了他们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

物换星移，今日的10号楼装修一新，已是复旦学院和多家单位的办公重地了。在这儿（102室），我正接受校史研究室小钱的采访。

“张老师，我知道您作为耿先生的‘关门弟子’，也曾在这座楼里住过，能否给我们说说您当年读研究生时的一些情况。”小钱很认真地看着我，半是请求，半是期盼。

是的，这里有我熟悉的小径，还有那多姿的小白桦，从1964年入学至1968年离去，我曾栖居于此四年矣。小钱是我国新时期的研究生，他在历史系念完硕士，如今在校史研究室工作，现又重回历史系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他对我们年轻时的研究生生活，充满了好奇。

“好，我就从入学考试说起吧。”

赴考

记忆一下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半个世纪前。我是复旦历史系五年制的本科生，记得临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系领导传达高教部下发的关于《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动员更多的学生报考研究生时的情景；记得报考前的心神恍惚和焦虑彷徨，以及所有埋藏在心底的浮想和希望；记得备考中的紧张，临考前的“挑灯夜战”，迄今仍让我难忘……

“不过，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开考那天的‘踏雪赴考’。”我故意用了这个词，以印证1964年考研时那难忘的一幕。小钱接口道：“‘踏雪赴考’，真是太有诗意了。快给我们说说那时的具体场景吧。”

考试前夜，朔风呼号，大雪纷飞。在朦胧的睡意中，我仿佛感受到了风的呼啸，雪的飘扬。

1964年10月，研究生时代的作者（左）学习时的情景

翌日，大年初五，是时雪停风缓，天也放晴了，在熹微的晨光中，一眼望去，偌大的复旦园，白茫茫一片，竟是一派北国风光。在凛冽的寒冬的早晨，步履急促的一群年轻人，踩着三四寸厚的白雪，向考点登辉堂（即现相辉堂）前行，身后留下了一串又一串的足印……

由于大雪，道路不畅，经请示教育部同意，延迟了半小时开考。总监考是苏步青先生，过道里还配备了许多监考老师，考场气氛显得紧张凝重。

那时的登辉堂，条件可想而知，考场温度比外面高不了多少，虽有几盆炭火散落在四周，但还是无济于事。

开考第一门为外语（有英、俄两种选择），外语考试历来都被视为能否录取的一道坎，因此谁都马虎不得。从后排望去，黑压压的一片，哪顾得什么窗外的寒冬腊月，各个都聚精会神答题。如今想来，那情景也出现在未名湖畔的教室里，或在清华园的厅堂中，因为这是新中国最初17年间第一次规模宏大的“全国性统考”，放眼全国，那该是何等的壮观场景啊。

这次“统考”，的确很正规，很严格。考试课程，专业方向课有两门，当然还有政治、外语，给我印象深的一点是，还要考语文，不是考语文（或文学）知识，而是写一篇命题作文《科学工作者应该重视语文修养》，现在看来，那时的主政者与命题者都是颇有眼光，不乏睿智的。当下，在堂堂复旦中国语文比赛时，竟出现了中国学生输给外国学生的怪事，漠视学生的语文修养，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令人匪夷所思，惊诧不已。

这次“统考”，在全国大概招了一千多人，复旦招了不到70人，中文系招了15名，我系也招到7名，都算是比较多的了。联想到当今的“考研热”，我国研究生人数已飙升至世界前列（如复旦如今每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就与当时全国研究生的招生人数相当），抚今思昔，真让人有隔世之感了。

受教

“您对耿淡如先生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小钱问道。

我脱口而出：“谦虚治学，谦虚做人。”也许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吧，我虽不能学到耿师的学问于万一，但有一点我是在认真地学，而且一辈子在学，那就是耿师的谦和。个人自1959年进得复旦历史系求读，尔后工作，迄今五十余载，不事张扬，尤喜随和，用常讲的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处世低调，在内敛与外向之间张弛有度。当然，与耿师一样，对于权势或逆行，我也是不会屈服的。

“我在《先行者的足印——追忆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耿淡如先生》”（《校史通讯》第61期）一文，已有对耿师的诸多追忆，这里就他的‘习明那尔’教学方式做点补充吧。”我说，“我之受教，真的可归之于耿师的‘习明那尔’”。

“习明那尔”，即西文seminar，专题讨论班之意也，小钱选过我开设的“西方史学专题研究”一课，当然知道这个“习明那尔”，原是19世纪德国史学大师兰克培养历史学精英的教学方法。耿师非常崇尚兰克史学，而对兰克的“习明那尔”的运用更是娴熟自如。

我们这一届虽经“全国统考”而来，但如课程体系等，各个方面远不如现在这样“正规”，遑论中国式的研究生教育模式的构建。其实，在17年间的中国研究生制度，大体是学苏联的；而现今，一切又以西方（主要是美国）为圭臬了。至于说到我们那时的研究生教学，除外语、政治为众人必修外，其余各个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虽也有名目，但导师的“自主性”与“随意性”很大。以我的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为例，培养计划中也列有多门课程，但实际上各门课多围绕西方史学而展开，任课老师嘛，基本上只有耿师，学生就只我一人而已（我们这届历史系共招7人）。

现在回想起来，耿先生培养我的模式，近乎中世纪手工业作坊的那种师傅带徒弟式的方法，所谓“习明那尔”，实际上是一对一的“教”，像是在“聊天”。然而，在这种“随意”的“闲谈”氛围里，蕴含着高深与思辨；在看似“自主”的“自由”空间中，感悟出真知与启示。耿师之授教，就是用这种个别传授的方式，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以为，这真是得兰克的“习明那尔”教学法之真谛。

耿师住徐汇区天平路，每次上课，都是在先生家中的客厅。厅中摆设，简洁素雅，但给来访者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厅中一侧有一架中文打字机，先生家的保姆兼做打字员，我每次上课时，都可以听到那咔嚓、咔嚓打字的声音，故从先生那儿出来的文稿均是整洁划一的打字稿，这在那个年头，也算是很时尚的一种书写工具了。说起这些，真实的“历史细节”又在我眼前浮现了。

某日，耿师家客厅，那架中文打字机的咔嚓之声，一如既往。“上课”了。

“今天，我们谈谈近代以来西方史家的作风。”耿师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对西方史家的分析，不只是作阶级的归属，也要作史家作风之辨别。这里说的作风，主要取决于对以下这一问题的回答：历史是论证还是叙述？”

说到这里，先生打了一个比喻：历史是法院还是戏院？史家是摄影师还是绘画家？绝对的“法院派”或“戏院派”是难以找到的，史家之写史，总是在偏于论证还是偏于叙述之间，像钟摆那样回**着，摆来摆去……

在此，先生停顿了一下，要我据此先说一下文艺复兴时代西方史家的作风，这是老师上次布置的作业，我自然是做足了功课。于是我把那个时代的“政治修辞派”（以马基雅维利为代表）与“博学派”（以让·马比昂为代表）为例，说了一通前者的“作风”偏于论证，后者的“作风”偏于叙述。

“好，说得头头是道。”先生总是用褒词鼓励他的学生，哪怕是我点滴的进步。

接着先生逐个梳理了文艺复兴时代之后近代西方史家的“作风”，特别指出伏尔泰学派偏于论证，兰克学派偏于叙述。

这中间，先生不时提问，学生不时回答，提问——回答——再提问——再回答，循环反复，以至无穷。时间就这样地流逝着，那打字的咔嚓声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停歇了。

先生最后小结：“近代西方史家这‘钟摆现象’的产生，一是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政治斗争的需要，另一是取决于史家的类型。”话语不多，但画龙点睛，启人心智。这种“钟摆现象”不也成了一条解开近代以来西方史学谜团的“阿莉阿德尼之线”吗？后来，我根据先师的启示，对近代以来西方史学中的这种“钟摆现象”有所发挥，在一些论著中写出了自己的学术心得。

夜读

秋夜，在朦胧的月色下，田野、小河、草屋好像都披上了一层轻纱；没有路灯，村落旁的泥路若隐若现，放眼望去，从房中透闪，点点星火，或近或远，是农家的孩子在攻读？还是哪家迎来了“夜归人”？

上述农村之夜景，其实是我在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时观察到的一幅素描，它真切地反映了上个世纪60年代上海远郊农村的实情：闭塞与落后。

众所周知的是，1964年在全国范围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上海于是年在奉贤、金山两县为点，全面推进。我们刚于9月入校不久，只上了两个多月的课（政治、外语课，还有导师的“习明那尔”课程），就打点行装，随母系师生一起下乡搞“四清”去了。历史系在奉贤头桥公社，我与陈匡时老师及66届几名学生被安排在水墩大队。

我们这支“四清工作队”由复旦师生与上海社联、文化局、农村基层干部混合组成，分片负责，层层落实。进村后，不外是“访贫问苦”、查找“四不清干部”等等，工作还是挺忙碌的。不过，工作再忙，我总是挤时间看点书，尤其是怕外文生疏，总要抽空读上几句，或背几个单词什么的。至于看专业书，那是说不上的。

与我同住的是两位农村基层干部老奚与小施。他们知道我是研究生，在他们的心目中，总是把研究生与读书画上等号的，所以从不过问我在看什么书。不过，我在乡下读点书，多在晚间工作之余，故曰：夜读。

夜渐渐深了，老奚、小施已入梦乡，远处的狗吠声，隐隐约约，偶尔打破了这乡野的宁静。在蚊帐里，我半躺在**，开始了夜读，借着手电，光束照在一本小书上，随即映入眼帘的是几行西文：

One fine May day groups of merry girls and boys，or rather young men，were rambling among the fields near Manchester.

（中译文为：五月，一个晴朗的日子，在曼彻斯特附近的旷野里，一群男女青年追逐着，嬉笑着……）

这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盖斯克尔夫人的小说《玛丽·巴顿》（Mary Barton）的开篇之句，随着情节的发展，19世纪40年代英国劳工的悲惨生活，劳资双方的阶级斗争，以及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一一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就这样，我的“夜读”断断续续，不多日一册简易的英语读本《玛丽·巴顿》就读完了，回过头来又读了一次，再读一次。为何选看此书？因为它是教我们英文课的吴辛安教授上课时作口语训练的“基本读物”，我以此作为复习材料。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夜读“偷学”英文的情景，虽然苦涩与艰辛，但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说到这里，我对小钱道：“想起这些，我真羡慕你们，羡慕这流光溢彩的时代为你们创造了多么好的学习条件。”

“应当好好珍惜。”小钱郑重地说。

是的，应当好好珍惜，为了珍惜自己，更为了珍惜中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璀璨前程。

尾声

1964年，就这样过去了。

我们参加的这期农村“四清运动”，大致在次年春上结束。这之后，已到了1965年。平实而言，在政治旋涡与风暴来临之前，1965年我们这些在夹缝中求得安宁的研究生们，还是读了一点书，打下了一些专业基础，诸导师也给我们上了一些课。但到了1966年开春，形势突变，随着“5·16通知”的下达，“**”的风暴即将来临，10号楼再也不能安静了。“大革命”的风暴冲垮了被斥为集“封、资、修”之大成的研究生制度，遭到了彻底的批判，我们这批研究生也无情地被疏散到各地，命运多舛。

1978年，随着中国新时期的来临，恢复了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中断十多年之久的中国研究生制度也随之开启了新篇章。顺便说及，我们这批命运多舛的研究生，也在1982年10月30日补发了毕业文凭，承认了我们的研究生学历。至于我个人，也正是在1978年，响应母校母系的呼唤，重回复旦，从而亦揭开了人生的新的一页。

本文原载《安徽史学》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