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9年进得复旦，至1964年毕业至今，转眼已半个世纪矣。倘偶一回首，在这五十多年的历史洪流里，世界剧变，世路坎坷，世间沧桑，所有这些皆已随浮云掠过，留下的或震撼、或迷离、或欢乐、或苦痛，还是让后世历史学家去评说吧。

1959—1964年，复旦五年，于我个人总是难以忘却。倘问：它给我留下了什么？如何总是让我难以忘却？我想说的是：

首先，它给我以知识。

复旦历史系它创办于1925年，具有深厚的底蕴与积淀，上个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复旦进入了百年校史上的“第一次腾飞时期”。我们在复旦的五年，正是处在这个时期。60年代初，周扬率高教文史教育评估组，对北大、复旦文史两系进行评比，以为复旦历史系可居鳌头。是的，在那时，复旦历史系云集了一批一流的教授，比如在中国史方面有周予同、陈守实、谭其骧、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等，在世界史方面有周谷城、耿淡如、王造时、陈仁炳、章巽、朱滶、田汝康等。还有当时已脱颖而出的中青年史家，如程博洪、张荫桐、胡绳武、赵人龙、金冲及等等，可谓是极一时之选。他们不仅为我们开设专门化课程，而且乐于承担历史系学生的基础课，因而，我们在复旦历史系的“启蒙教育”，在如上一流名师的滋润与熏陶下，起点就高，基础扎实，为日后的成长，创造了无比优越的条件。

1962年大学时代作者学习时的情景

1959—1964年，我们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只要略一回顾共和国的编年史，就可发觉，在这里老是阴晴不定，冷暖失常，更兼几番急风暴雨，摧落花枝凋零。值得庆幸的是，在60年代初，由于经济与政治上的变化，在思想文化上也吹来了一股清风，我们因此而得益，获得了一段难得的可以用功读书的时间。记得当时系里特别强调“三基”，即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在课程设置上与之配套，为我们打下了扎实与深厚的历史学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结合耿淡如先生的《外国史学史》一课，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一些西方史学原著，其中两部古希腊史学名著：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直影响着我，影响着我日后从事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路径与方向。

总之，五年的本科学习，扎扎实实，满满当当，取得了一个史学工作者必备的学术素养和严格的史学训练，这使我终身受益，也为我日后从事历史学的研究创造了学术前提，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其次，它给我以智慧。

如上所说，复旦五年，给我们以知识，给我们以取之不竭的知识来源，这自然是必须的，对从事历史学研究或非专业工作而言，都是如此，但这还不够。

知识是智慧的前提与基础，智慧是知识的深化与升华。满脑子的知识，倘无智慧（或悟性），那是书呆子。一个人具有丰富的知识，而又智慧，即具悟性，那就是满盘皆活。其中深义，不容在此评议。用西儒弗兰西斯科·培根名言：“读史使人明智”，然也。

在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记得有一年，我在山东聊城参加“海峡两岸傅斯年学术讨论会”，有记者采访我，在回答到历史学的特点时，我用了一个比喻：历史学犹如你们常喝的孔府家酒（当时很流行），它甘醇且后劲十足。这就是说，因为历史学不仅给我们以知识，而且又给我们以智慧，这就使得历史系的毕业生，即使从事专业之外的工作，也充满了无穷的潜力，即后劲。在我的同班同学中，毕业于我们前前后后的系友中，都充满了这样的例证，可谓是不胜枚举。

我个人以为，在这里，这种智慧主要指的是独立思考的能力。有时贤说，人云亦云不值一文，独立思考无价之宝。此言不虚。我们通常说某人的历史学训练有素，也主要指的是独立思考的能力。试想，在纷繁复杂和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面前，作出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分析，这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确可启人心智，使人聪颖。即使像吾侪这样愚顽难以开化者，长此以往，也可“点石成金”，遑论智者乎。

进言之，就我个人而言，五年大学本科后，又读了研究生，进一步强化了历史学的这种训练，更从导师耿淡如先生那里懂得了为学之道，一种对学问的尊重，一种对学术的敬畏，逐渐懂得了如何处世，如何为人。先师的“谦虚治学、谦虚做人”的教导，是为学之道，也是为人之道，是个大智慧。因此，这八个字也就成了我毕生孜孜以求的格言。

最后，它给我一项履历。

一项履历，说得是何其轻松，其实这项履历，即“1959—1964年，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书”，在我的人生旅程的坐标上，在我们每一个同班同学的人生经历中，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复旦因我们而自豪，我们也以复旦为荣光。说真的，在我们那个时候，复旦就其整体综合实力，并不像现在那样声名显赫（当然复旦历史系力量雄厚，在当时全国名列前茅），那样紧随北大、清华之后，在全国傲居第三的“名牌大学”。我的这项履历，并不借“光”现在的复旦，而是奠立在百年学府的深厚的历史传统之中。

1959—1964年，五年的“学步邯郸”，每个人都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复旦生涯”。须知，每一个在复旦求过学的莘莘学子，都曾在登辉堂（现名为相辉堂）聚会，在小桥流水嬉戏，在“南京路”（即今光华大道，复旦人称这条被梧桐树覆盖的横贯东西的大道为“复旦南京路”）上迈步，在校门前留影……总之，都写下了每个人生命中浓墨重彩的一章，因为这一章把过去的时光和将来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这种内在的联系，将会谱写出今后人生的璀璨与辉煌。可不，1959—1964年的复旦生涯，是一项多么不平凡的履历，因为它给我们留下一份无价的精神遗产。既然如此，作为一名复旦人，就应该以自己的已有成就、现在业绩与未来辉煌，为复旦增光，在历史进程的行列中领跑，与成群结队的跟随者，保持着足够的距离。

1959—1964年的这项履历，为我们每一个人留下了难以忘却的“个体记忆”。扩而言之，这种“个体记忆”就不只是成为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也隐含了历史，从中往往能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反映社会的变化，更可映照文化的流程，总之，它或可视为某个特定时代的“精神履历”，其非凡的意义，大概就在于此吧。文题说“总是难以忘却”，也就在于此吧。

行文至此，似存余墨。但一时又不知如何书写下去，于是我信手写了一首小诗，以作这篇小文的“压轴之笔”。小诗如下：

无题

往事五十年①，

历史一瞬间。

神州大地换新颜，

赤县共舞不夜天②。

登辉堂③，子彬院④，

似曾相识情绵绵。

想当初，同学少年多豪情，

邯郸学步留遗篇。

引小桥流水⑤，

汇四海浪涛无边。

看今朝，夕阳余晖胜朝霞，

寻梦天下永不变。

且喜当下足尚健，

老马识途再加鞭。

落红不是无情物⑥，

化作春泥花更艳。

写于2012年秋日

注：

①“往事”句，复旦59级历史系学生，1964年毕业，迄今已逾半个世纪矣。

②赤县，古代指中国。

③登辉堂、子彬院、小桥流水，皆复旦景点，在今邯郸校区（本部）。登辉堂已几经翻修，现已易名为“相辉堂”，取老校长马相伯与李登辉名字中各一字组成，现仍为复旦大学的政治、文化中心。

④子彬院，原数学系所在，坐落在相辉堂东南隅，今已大修竣工，整旧如旧，待用。

⑤小桥流水，如今她蜿蜒在燕园中，依然是流水淙淙，草木葱葱。两座小木桥，可作为世界上最短的桥，但正是她把燕园胜景与博学大道相连，与世界贯通。或在早晨或在黄昏，在潋滟的波光中，伴随琅琅的书声，倒映出联翩的倩影。

⑥“落红”句，出自我国清代思想家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名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落红，即落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