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西方史学史，个人以为，不仅要研究它的历史进程，即了解与认识它的发生、发展、繁荣及其变化的历史轨迹，而且还要研究西方史学史之史，亦即回顾与反省西方史学自身的历史进程，唯其如此，我们的史学史研究工作才是自觉的，正如前辈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所言，这是“我们史学史研究工作者进行自觉教育的一课”，应当说这是很重要的一课。因此，西方史学史之史的任务，就是要阐明西方史学史从古迄今的演变，从中寻求史学史自身发展的脉络，这对于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诚然，对西方史学自身进行反省，严格说来，当始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年代。但这一“复兴”，也让人们认真思考那个时代史学反省的精神源头。本文有意上溯，力图把目光聚焦在古代西方（侧重于古代希腊），即西方史学在发轫时期的史学反省精神。倘读者有兴趣将下文合在一起阅读，也许可以把西方史学史之史说个大概。

一、反省精神的初现与回响

广义地说，历史学从其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历史学家的反省活动就渐露端倪了，就体现出了一种零碎的或不自觉的史学反省精神，尽管稚拙，不够完整，但终究也是人类史学遗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关于西方史学史之史，究竟从何谈起，还得仔细斟酌。在这里，本文所说的“古代”，姑且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时代的希罗多德所体现出来的最初的史学反省精神说起。

众所周知，正是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25年）奠立了西方史学的根基，他的传世之作《历史》虽然尚存不少谬误，但无论如何都算是西方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史学名著；虽然希罗多德并不是一位历史思想家，但难能可贵的是，从他开始，就留下了古代史家对历史学自身发展的最初思考。且看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一开篇就这样写道：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由于年深日久而被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他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

从这段“引言”来看，希罗多德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他对历史学性质的看法。细细分析这一段话，在这位古希腊史家看来，作为一门知识（或科学）的要求应是：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他前人（“史话家”或散文史家）所记载的“趣闻逸事”；探讨的是“人类的功业”而非“神的奇迹”，力图把凌乱无序的材料与单个事件纳入在有序的时间系列中，但当时希腊尚无确切的纪年方法；寻求在事物表象后面的因果链，即他所说的“原因”。正由于希罗多德所奠定的史学具有以上几方面的特征而被柯林伍德称之为“科学的史学”。

在希腊史学发展史上，至希罗多德出世，诗与神话的时代结束了，散文史家的半真半假“史话”时代也过去了，从此，西方的历史学诞生了。希罗多德的上述“言论”，在他之前似乎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有过如此较为完整的叙述，事实上，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的这段“引言”，是对他之前（或可称之为“前希罗多德时代”）希腊史学的一次反省，但更是意在道明他对史学性质的看法。

然而，希罗多德在“引言”中对史学发表的见识，毕竟还是初步的，到了他的后辈修昔底德时，他对他之前（包括希罗多德在内）的古希腊史学所作的“回顾与检讨”，要深刻得多。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在这里必须完整地引述一下他在其传世之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的一段名言：

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安全。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是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

这是修昔底德关于“战争事件叙述”所确立的“原则”。同样对一个事件，如果希罗多德关于撰写希波战争，他的做法是“我的规则是我不管人们告诉我什么，我都把它记录下来”。又表白：“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只要稍加比较，就可发现对“事件叙述”两位史家所持的不同“原则”或“规则”。在这里，我并不是说，希罗多德是位“客观主义者”，他对所见所闻一概“照单全收”，他还是有他的“观察、判断和探索”以及存疑去伪的态度，他的批判能力至少在其同辈中还鲜见其匹。

我这里说的是比较。倘若就对史学的见识而言，修昔底德无疑要远胜希罗多德。比如修昔底德的批判精神，对史料所恪守的严格的辨析与考订的方法，在前引这段话中表述得淋漓尽致，被后世史家（比如兰克）奉为圭臬，修昔底德也因此被后世史家称之为“科学和批判历史的奠基者”，此处不再评述。又如说到史家编纂体例，修昔底德在这段话中也说到了他与前人的不同：他不是在讲“故事”，即不可能“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这种表白既与希罗多德之前的“史话家”相区别，也与希罗多德的写法相分野；他不想“媚众”，即不可能“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这当然与他远大的撰史旨趣即“垂诸永远”息息相关。在西方史学史上，他把编年与记事结合起来，使希罗多德草创的历史叙述体趋于成熟，并就此成为西方史书编纂的一种正宗体例，一如司马迁为中国史学所奠立的纪传体编史体例。

有趣的是，自幼视希罗多德为偶像的修昔底德，在这里所论，虽然没有点名，但其言却无不是对准他的这位前辈，在“回顾与检讨”希罗多德史学及前希罗多德史学时，他表现出了一种从他开始的“唯理主义的精神”，在史学史上显示出了一种较为深入的反省精神，这在古代西方历史学家中，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很少见的。

二、反省精神的升华与延续

有道是，“希腊为罗马的兵力所征服，罗马同时被希腊的思想所征服”。后人的这个评论，极其精辟地道出了这样一个真理：强悍的军事征服者虽可攻城略地，逞威于一时，但最终还是要被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所同化，从而在仿效、继承被其征服民族的文化遗产上前进，希腊与罗马的关系就是如此，文化上也是这样，希腊史学与罗马史学之关联亦然。

是的。希腊史学的光辉在“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4—公元前30年）仍然释放出璀璨的光芒，即使在罗马时代，这种光辉仍将延续而不会被湮灭。就史学反省精神而言，值得提出来一议的是波里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1—公元前120年）。

波里比阿史学体现了古希腊的史学传统，尤其是出色地继承与发展了修昔底德史学，他所显示出来的史学反省精神，较之前人，又前进了一步。可以这样说，在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谢幕之后的200年后，以其睿智和识见，对西方史学作了一次重大的反省工作，在古代世界中可谓是意义非凡。对此，我们从波里比阿的史学理论及其方法论，略说一二。

在波里比阿看来，历史是一门以事实为训的哲学。它不仅使人们能从中获得广博的知识，而且应当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这是他对历史学性质的看法。于是，他认定史家之天职，在求“实用”。他在这里所指，显然是“治国平天下”之类政治上的“实用”。

由此，波里比阿进一步说明了历史的性质：一为记录事情的真相。因此，求真乃是史家之第一要务，“真实”就如人之双目，倘历史远离了它，岂不成了一堆谎言，为此，历史学家应当以公正的态度，从史实中求得正确的结论，抛弃一切个人的私见和党同伐异的情绪。一为对事实作出解释，这里的“解释”不外是，引起事件发生的原因和事件之间的互相关联及其相互影响。可惜他对因果关系并未能作出深入的探讨。因此，从他身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后世实证主义史学旨趣的影子。

从史学方法论角度来看，在西方古代历史学家中，波里比阿的史学方法论也许是最合乎科学方法的要求。比如，他在西方史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史家“三要素”：具有批判文献资料的能力、必要的地理知识和政治经验。在他看来，这三者缺一不可，舍此，一位历史学家充其量只能记述事实，但却不能作出辨析，因而也就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那么这样的历史研究是毫无意义可言的。

尤其突出的一点是，他深得前辈史家修昔底德的历史批判之要义，以及明白求真对历史学家的重要性，为此，认为史家应该客观公正，不存陈见，实地考察，广搜史料，求证辨伪，一丝不苟。综合以上的见解，他对史学的认识，尤其在史学方法论上，与前人相比，迈出了一大步。我以为，后世之所以称其为“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是因为古代西方史学反省精神在他那个时代得到发展与深化，这应当从史学史之史的角度加以进一步的研究。

西方史学最初的反省精神，在罗马时代得到了延续，这可以在古罗马的两位最卓著的历史学家证之。

一是李维（Livy，公元前59—公元17年）以其毕生之作《建城以来史》（或《自建城以来罗马史》）享誉后世，他为罗马这个被他称作“世界上最优秀民族”撰史，历尽艰辛，不遗余力，在他看来，那将是历史学家的“一种乐趣”，他曾这样表白过：“即使我的声誉在这么大的作家群中隐没无闻，我也会以这些湮没我名声人的卓越和伟大慰藉自己。”换言之，李维以为这个民族写史而甘愿作出最大的牺牲，这与修昔底德愤而著史以“垂诸永远”，实在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李维撰史旨趣是对前人的一种积极回应，更是一种进步。

从西方史学史之史的视角，李维的“通史”编撰体例更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建城以来史》从其记载史事确可称得上是一部在时间上绵亘达七八百年之久，跨越古今的罗马通史，在西方古典史学史上，也许是他为历史编纂学所作出的独创性业绩。

二是塔西佗。塔西佗（Tacitus，约公元55—公元120年）与李维一样，塔西佗史学也是继承修昔底德史学传统的，因而修昔底德身上所体现的史学反省精神，在塔西佗那里也有反映，且在某些方面，比起他的前辈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只说一点。比如，塔西佗史学的求真探索精神，则是有所继承，有所弘扬。他恪守前辈史家“求真乃史家首务”的写作理念，他曾这样公开表示过：“我下笔的时候既不会心怀愤懑，也不会意存偏袒”，又说：“在写到任何人时都不应存个人爱憎之见”，这似乎隐含了修昔底德的“客观主义”的史学理念。但在塔西佗那里，却努力地做到了“秉笔直书”与“惩恶扬善”两者的有机统一，从中体现了塔西佗史学反省精神的自身特点。

三、反省精神的弘扬与光芒

在西方古代，与本节题旨更为紧密的，当是生活在公元2世纪罗马统治时期出现的希腊学者卢奇安，他所著《论撰史》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我们在前面谈及的内容，倘若从史学史之史的观点来看，诸多希腊罗马史家对历史学的反省工作还只是通过他们叙事体的历史著作，零碎的、片断的、偶然的，总之还不是自觉的。但到了卢奇安那里则就不同了。

卢奇安（Lucianus，一译琉善，约公元125年—公元192年）的头衔是古希腊讽刺散文作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他著述甚丰，传世的有《华堂颂》、《画像谈》、《狄摩西尼礼赞》等80多篇论文及对话，他的文艺和美学理论及唯物主义思想，曾深刻影响近世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时期的众多思想家，恩格斯曾称他为“古代的伏尔泰”。

须知，这位“古代的伏尔泰”在史学理论上，也颇具真知灼见。他那非凡卓越的见解最集中地体现在《论撰史——论现实主义的艺术》这一篇章中。这篇书信体的宏文，不过万余字，但却包含丰富的内容，通篇充盈了“回顾与检讨”，实际上是对到他那个时代的西方史学的概括与总结。

卢奇安在《论撰史》中，“能破而且能立”，全文他要表述的“意见”有两个方面：“一为选择，一为避免。”他首先说及的是“避免”，以具体而生动的例证批评那些“拙劣史家”的通病，以一位卓越的讽刺作家的才干，极尽讥讽与挖苦之能事，这就是“破”。其次说到“优秀史家”之才能，并对他们提出了种种要求，即要“选择”什么，遵循什么，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立”。归纳他的“破”与“立”，以下一些内容需要特别指出来，并略作评价。

关于史学之功能，卢奇安这样写道：

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

作者生活于罗马统治时期的希腊语地区，在他身上当然兼具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之特质，他在史学上的见解也是如此。因此，卢奇安对历史任务（或目的）的认识，很自然地体现出了希腊史学的求真精神与罗马史学的实用观念的合一。

至于说到史学的“求真精神”，他更是从前贤的经验中明确指出：

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如实叙述。

这就对历史学家撰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观公正，不偏不倚，视真理为唯一，而不屈服于权势。这不正是后世“客观主义史学大师”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所孜孜以求的目标吗？倘把卢奇安的言论与兰克的“如实直书”稍加对照，我们可以发现在这种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呈现的分明是史家对撰史崇高目标的一种共同追求与不懈努力。卢奇安接着继续说：“一个作家一旦着手著史，他就必须只对真理馨香顶礼，绝不膜拜其他神灵；一切神灵都不在他眼内，他的唯一原则和坚定信念是：绝不考虑今日的听众，而只想到未来的读者。”为了达到这一点，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远离“谄媚取宠”，因为“谄媚与历史水火不相容”。历史学家可以“歌颂”吗？卢奇安的答案是肯定的，他指出：“历史是可以歌颂的，但是歌颂要安于本分，要用得恰当，不要使读者讨厌。”还要“务必着眼于后世的读者”。

为了求真，卢奇安对理想的历史学家提出了很具体的要求，这就是：

我的理想历史家必须具备两种本能：一是政治眼光；一是表现才能。前者是天赋的才能，不可学得；后者是后天的修养，只要熟读典籍，勤学苦练，便可以学到。

卢奇安在这里说的“政治眼光”，说的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社会及世事变迁的观察与感悟能力。个人以为，一位优秀的史家，应当在错综复杂的大千世界中，以高屋建瓴之势观察事物，以振聋发聩之情敏于思考，简言之，即具有透过现象来考察事物即他所说的“洞察力”。倘如是，历史学家的“政治眼光”庶几可矣。

卢奇安在这里说的“表现才能”，说的是历史学家撰史之艺术与才华。关于这一点，他在《论撰史》篇中着墨较多，而且甚为具体，从素材搜集、结构安排乃至遣词造句等无不一一细说，逐个点明。比如他说到历史学家文字表现才能时提出如下要求：

应该相应地力求平易流畅，明若晴空，既要避免深奥奇僻的词句，也要避免粗俗市井的隐语，我们希望俗人能了解，文士能欣赏。辞藻应该雅而不滥，毫无雕琢的痕迹，才不使人有浓羹烈酒之感。

在他的心目中，历史学家的语言艺术当应“平易流畅”，又“文笔简洁”，对此，他在《论撰史》篇中有多处精彩的表述，如说：“文笔简洁在任何时候都是优点，尤其在内容丰富的场合，这个问题不仅是修辞而且是本质的问题。”他又这样说：平易流畅，首尾含接，不急不缓，始终如一，是“记事文的优点”等。在这里，他还特别赞扬了修昔底德“惜墨如金”的语言艺术，这就是要“行文简洁”，换言之，“一切描写都要有节有度；任何主题都不应过分发挥，话长则令人生厌，途长则把马骑死；要注意轻重恰当的比例，不要顾此失彼，挂一漏万，而要操纵自如，指挥若定”。进言之，这里所说，不只是就行文而言，还蕴有平衡、适度、中庸等哲学含义和美学韵味。

的确，卢奇安具有深厚的美学与艺术理论素养，因而他对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的语言表现才能，大多是从这一视角提出来的，因而深刻无比与发人深思。上述所引被卢奇安称之为“历史风格”，这真是一个充满美学意境的历史名词啊，他的风格的“本身之美”、结构的“秩序之美”、史实的“真实之美”以及“华而实之美”等，都蕴含着深刻的美学意义，确实令我们折服。

倘由卢奇安的《论撰史》说开去，从古代中外史学理论的比较而论，他是可与古代中国文学评论家刘勰相媲美，后者所写的《文心雕龙》中的《史传篇》，的确与前者的《论撰史》相类似而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此处不再述论。

总之，卢奇安的《论撰史》确实可以称得上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篇出色的史论，他所做的历史学的反省工作，体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自觉性，确与西方古典时代的历史学家们不同。其人其作对于我们研究西方史学史之史具有重要意义，他所提出的一些见解，虽经岁月的洗礼，但迄今仍对我们的史学研究工作富有启迪。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古代西方史学的反省精神，从初现、发展与弘扬，它既是一份可供后人继承与不断发掘的史学遗产，也为近世以来自觉的史学反省工作打下了基础，这当然也是与历史发展的延续性相关联的。与此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古代西方史学的反省精神，是随着历史学的发展前行的，而这往往又离不开时代与社会的进步，卢奇安那高远的史论之所以出现于罗马帝国的盛世，那就一点也不足怪了。

本文原载《北方论丛》2010年第2期，原题为《浅说西方史学的反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