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西方文化比作一条大河的话，那么古典文化就是它的源头。确定一条河川的特质及其流向，应当从它的发源地开始考察；研究内容庞杂的现当代西方文化，阐明它的特点，揭示它的未来走向，也应从古典文化（界定为古希腊与古罗马时代的文化遗产）那里开始探寻。

创造者才是真正的超越者

文化的赓继与繁衍，需要继承前人的遗产，更需要创新。然而，继承不易，创新更难。一个国家或民族倘要超越某种异质文化；首先需要的是摄取和继承，为最初构建西方古典文化贡献全部才智的古希腊人正是如此。

在世界文明史上，古希腊文明起步虽晚。但却肇始于一个具有更高生产力水平的起点上——铁器时代，它在公元前5世纪的腾飞正是继承蕴积已达二三千年东方古国物质文明遗产基础上的一种超越。在精神文化领域，更是如此。以自然科学知识而言，古代东方人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建筑学等方面所取得的卓越贡献成了后来希腊科学发达的历史根基，正如西方学者罗斑所说，“如果没有这些，希腊的科学或者不能建立，而在这意义之下，我们也就不能说希腊的奇迹了。”至于东方文明的思想成果对古希腊哲人的影响，罗氏更有言曰“到它（希腊）衰落时，依旧是东方思想那种跳跃不定的火焰，点燃了它的最后光辉”。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亲临东方漫游，对西亚、北非等地区的先进文化耳熟能详，不胜倾慕，在这位古希腊史家看来，巴比伦人的日晷、埃及的太阳历、腓尼基的字母等，不仅优于而且是直接影响了希腊的。他甚至认为，东方是一切文化和智慧的摇篮。

古罗马广场

西谚曰：创造者才是真正的继承者。在西方文明史上，古希腊人不愧为一个在继承基础上有卓越创造的民族。在古代世界，希腊是一个开放的民族，他们善于把外来文化（东方文化）变成自己的东西，为后世打上了希腊人所特有的智慧烙印，亦即他们特有的创造。在那里，人们莫不感受到这颗“地中海明珠”所散发出来的特有创造性：淡淡的晴空下，缓缓的山坡上，不时爆发出热烈的喝彩声，那是雅典人在露天广场举行公民大会；不管是刮风下雨，晨曦黄昏，在雅典街头巷尾都可窥见一位衣衫褴褛的老者，整天赤着双脚与任何愿意同他讲话的人研讨各种学问，那是希腊的“孔子”苏格拉底在传播他的人生哲理；在奥林匹亚，一位历史学家在诵读他的不朽之作，听者人头攒动，无不动情，一位少年竟涕泪满面而不能自制，诵读者正是希罗多德，那位少年就是后来蜚声西方史坛的大史学家修昔底德……是的，“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多种形式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心的强调——所有这些构成了希腊留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西方古典文化到了罗马人那里被发扬光大了。文化史上的这种继承与创造的辩证关系在罗马时代又被认真演绎了一次，这当然也是古典文化内部的一种涵化。罗马人仿效并全面继承了希腊人的文化遗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以至于后人称：“希腊为罗马的兵力所征服，罗马同时被希腊的思想所征服。”罗马文化的发展，大抵可分为以下若干阶段：（1）在罗马的建邦时期，罗马人接受的是伊达拉里亚人的文化，这之后，随着罗马的扩张，才开始与希腊文化接触；（2）罗马人全面摄纳希腊文化并受到它的巨大影响，是在布匿战争开始之后（公元前3世纪），其后希腊文化影响之深与传播之广，确使罗马“希腊化”了。与此同时，在一些罗马人中出现了像加图那样竭力鼓吹“罗马至上”以抵制希腊文化影响的贵族保守派人士，这种侵入与抵制的过程，也萌发和助长了罗马自己的新文化的生成；（3）随着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制，在政治、经济获得高度发展的同时，罗马文化也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并有了新的创造，出现了可与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伯里克利时代”相媲美的“奥古斯都时代”。就这样，“罗马人经过有选择地广采博收并配合自己的创造而形成独具一格的文化”。这种别具一格的文化突出地体现在它的政治文化的构建以及罗马法、建筑学等方面。拜希腊人为师的罗马人，又再一次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希腊人，这一范例不也应了“青出于蓝胜于蓝”这句中国古语吗？

罗马人、希腊人共同创造了西方古典文化

如同我们常把希腊罗马称之为“古典世界”一样，希腊罗马文化也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这种共同的特征的出现从根本来说，是两者所属的古典奴隶制社会及其生产方式作用于上层建筑所发生的深刻变革的结果。因此，是罗马人与希腊人一起共同创建了西方的古典文化，成了通向西方文明的源头。西方古典文化的共同之处在于它含有民主性与科学性，这是古代西方先民对人类社会一种理性思想的结晶。但古典文化的两支也各有其不同的特点，世界上古史上历来有“光辉的希腊、伟大的罗马”之说，实际上是对这同属古典文明的两种文化的特点作出的高度概括。

与罗马人相比，希腊文化更富有理性主义精神。美国学者汉密尔顿说：“理性至上的原则——它诞生在希腊，而且在整个古代世界中只存在于希腊一个国家之中。”这句话的后半句不免偏颇。但就西方文明而言，这前半句却是正确的，古希腊人确是“自主理性的发现者”。理性精神使希腊人的自由思想展开了更加有力的翅膀，激发了希腊城邦公民的创造精神，萌发了种种的文化科学，使希腊文化获得迅猛的发展，达到了高度的水平。显而易见的是，希腊人的理性观念是与神学观念格格不入的，希腊文明在其发展进程中，并未出现一个君临于万方的或自比为天神的君主，也未能形成一个有组织的祭司阶层，更没有出现一种钳制人们思想的统一的宗教意识形态。在那里。神是人格化了的，即所谓“神人同形同性论”，在人格化了的诸神身上，也具有人类的衣食住行和人的喜、怒、哀、乐，体现了更多的人的品格，诸如勇敢与懦弱、善良与残忍、宽容与嫉妒等，神的所作所为，不啻是一幅幅希腊社会的世态画。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在希腊神话里，“神们也失去深沉的神秘性，只是一种在高明愉快境域里的人生”。神话如此，遑论其他。因此，在理性观念支配下的希腊文化，所显示于世的是一种不受宗教神学驾驭的人本文化。

与希腊人相比，罗马文化更富于现实主义的精神，颇多现世的、实用的色彩。古罗马人是一个崇尚质朴务实的民族，这种特点无不充溢于其文化的各个方面。以教育而言，罗马人所要培养的是具有忠勇、虔诚和质朴这样品格的人，这里所说的“质朴”（simpliciras）则要求公民节俭朴素，心怀坦白，讲求实效；以建筑而言，古罗马建筑中所盛行的“实用、坚固、美观”的理论，充分表现在神殿、厅堂、广场、剧院、浴室、桥梁、水道等建筑实践中；以史学而言，更有“史家之天职在求实用”的经世原则的广布，并在李维、塔西陀等一代罗马大史学家的作品中得到了有力的回应，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希腊文化中所蕴含的无穷高远的圣美意境与追求均衡静穆之风韵（亦在建筑艺术中有典型的表现），与直率质朴的罗马文化相比较、两者相映成趣且各具特色。

希腊与罗马文化各自显示出来的这种特征，从本质上反映了两者的国情之差异及民族生存的条件和需要，在这里，文化还直接体现为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包含着文化学的机理。

古希腊的主体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全境破碎不一且相互割裂，但三面临海的有利条件却为难于一统的希腊各城邦带来了航海与通商之便，海更使这个分裂割据的希腊世界与当时的世界连成一体，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助于希腊人直接或间接地摄取东方文化的营养以滋养自己。从而创造并发展了自己的文明。希腊的城邦制度虽非希腊人的独创，但它不仅在古代世界发展得最为充分与持久，也大大激发了每个公民的主体精神，最大限度地使每个公民把整个城邦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切身利益，用自己的才智乃至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城邦。因此，在古希腊，城邦之兴衰与文化发展之升沉是难以割离的。随着奴隶制和城邦危机的加深，古希腊文化的辉煌也就日渐失去了它的光彩。

在罗马人那里，展开的是另一番景观：这个最初地处第伯河下游的蕞尔小邦，曾备受艰辛与外族的欺凌。后来，它不断向外开拓，初则统一拉丁姆，继而征服意大利，最后把地中海变成了它的内湖，终于发展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在古代世界中，他们是走完“城邦—帝国”这一发展模式的典型。可以想见，与希腊人相比，罗马人没有太多的闲暇，他们四出征讨，兵戈扰攘，其精力更多地用于如何维护一个国土广袤的大帝国，而无暇顾及诸如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创造，而罗马文化独特创造的一面，如政治文化等领域，也无一不是与它要巩固这个大帝国的长治久安息息相关的。

学界论曰：“希腊可称为光荣，人类精神自由创造，自由思索，自由信仰之光荣；罗马可称为伟大，权力、纪律和一致之伟大。”故希腊产生了荷马与苏格拉底，罗马则造就了恺撒与奥古斯都，对于这两种同质而又差异的古典文化来说，无论是模仿与吸收前人的文化遗产而形成的方面，还是融汇并努力创造而形成的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力地与某一民族群体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和自然的特性及需求相观照。人道说.希腊人长于自由幻想，追求理想之美，而罗马人忙于现实创造，喜好世俗之情，其因盖出于此。

回首过去是为了更快捷地迈向未来

西方古典文化是一种古老的文化。因为它生成于邈远的西方上古时代；西方古典文化又是常青的，因为它经历了世代的赓继与变移，特别是自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古典传统抖落了自身的尘埃而焕发出了新光彩，不断被后人继承与弘扬。但是，当我们把考察的视野从往昔移向当代的时候，不由深切地感受到这一古代文化的现代意义。

在当代，人们蓦然回首，在那迷人的古代神话、优美的史诗、精致的雕刻、宏伟的建筑、华丽的文章中，在那含有近代气质的古代法典、政制、正义、秩序等观念中，古典文化正在不断散发出新的魅力。日益吸引着现代人类更多的注意。那种在庄重典雅、和谐优美的古典风格（从文艺的推衍至思想的、生活的乃至社会的），倘若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悄然萌发，继而繁茂，这实在是一种值得期待的文化景观。人们回首过去，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汲取人类文明的精华。为了更快捷地迈向未来。

对于我们来说，消失了的时代的社会结构（如西方古典社会）、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但它文化中所包含的民主性与科学性的精华仍然有一种无法替代的价值。如同马克思在释论希腊神话和史诗何以具有永久的魅力时，作过这样一个生动的比喻：“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马克思的这段话是在谈论古希腊艺术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时讲的，其意蕴值得我们细加回味。

文化更新的动力既受制于政治、经济的巨大影响，也有其自身的演化与学科发展的动力.但西方古典文化的发展进程告诉我们，文化勃发的生机不仅取决于这些，其中也包括外力的推动。古代东方文化的摄入对古希腊文化的发展是一种有力的推动；同样，古希腊文化的摄入，对古罗马文化的发展也是一种有力的推动。

今天，志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中国人，也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不管怎样，这种新文化的构建除了我们自身的努力外，也需要借助外来文化作为一种更新的动力，因此摄入与借鉴包括西方古典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中的优秀遗产，总结与弘扬它们的优良传统，并努力寻求其中所蕴含的现代价值，这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学研究乃至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此外，引进与沟通域外文化的范例在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也是不绝如缕的，这一传统应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继承与发扬。唯其如此，才能在继承他人成就的基础上超越前人的文化业绩，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意境。至所向往！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