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中世纪大学与近现代大学发展史的回顾与描述，可以说，作为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种历史悠久而结构独特的组织机构，作为人类的灵魂与各种精神的发酵地，大学是在人类最黑暗时代——中世纪所萌生的智慧之花，开始闪烁着一些耀眼的理性光芒；大学在15—17世纪时尽管身处经院哲学的堡垒之中，依然为坚守人文主义抱负而向社会输送有高度德性和理性的绅士；大学在19—20世纪开始把沉思与理性高度统一起来，成为自治与自由的学者社团和理性共同体；直到当代，现代巨型大学依然把维系知识信念与理性秩序作为其提供众多不同服务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因此，不管是在原初意义上还是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大学首先就是人文精神的制度化产物和人文主义的机构，是人文主义的一种体现；其次，大学毫无疑问还具有理性主义的根源和传统，因为它所研究和讨论的学术、知识和道德规范在人类早期的理解当中，都包含着形而上学的东西和某种普遍必然的法则；最后，尽管大学合法存在的根据可能是基于政治论的，也可能是基于认识论的，并且大学探寻高深学问的目标与本质都使其几乎完全信奉理性主义，但是大学并没有完全把自身局限于理性观念的范围之内，没有完全套上理性主义的枷锁，而是在一定范围与限度内使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能够共生共存，即通过人类自由的精神和求知的欲望促使自身形成某种普遍的东西和形而上学的东西，把高深的学问与创造的**转化为人类的智慧，最终促使科学的理性发现转化成为人文科学，并使其与自然科学完美融为一体。

简而言之，所谓大学理性就是大学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历程中对外部世界达到最完全认识的能力及其表现出来的稳定特征。换句话说，大学理性首先是一种历史与文化传统，它既是稳定的也是进步的，表现为张扬理性精神，追求知识与真理，把理性看成是大学发展过程中的本质特征；其次，大学理性还是一种大学哲学观和方法论，关系到大学如何认识自身以及如何对待外部世界的问题。

结合高等教育哲学史上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对大学内在特质与外在表征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大学理性是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理智与情感交融的产物与统一体，其哲学基础既根源于大学是人类追求理性秩序下学术知识与道德规范的普遍必然性，又源于大学是人类自身精神制度化产物与人文主义机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指定任何具体的、僵化的教条作为大学最高原则和最终目标的绝对理性主义的非理性做法，都可能会压制甚至严重伤害作为大学理性另一面的人文主义精神与浪漫情感的传统。如同学术界对教育本身的“元教育”研究一样，对大学生活中理性自身及其合理性的追问、对其理性运转过程的检视和对不同时期主导大学理性精神的反省意识就是对大学理性本身中的“元理性”研究。目前，尽管人们对大学理**的元理性研究甚少，但它作为一种精神早已在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中产生。在大学哲学研究中，如果没有元理性精神的参与，大学理性精神的建构与形塑将可能付诸东流，并最终导致大学实践生活的理性失范。从这方面讲，正如普遍意义上的失范一样，大学理性失范同样是大学在变革与转型时期不可规避的张力。针对传统的大学理性来说，当下的大学理性失范代表了现代大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理性秩序的紊乱与道德规范的失衡，是大学在发展过程中无法逃避的社会基本事实；但相对于正常状态的大学理性秩序而言，大学理性失范实际上是一种可以治愈的反常现象或病理表现，最终它对大学系统的理性基础并不会构成致命的威胁。

参照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与非理性观的演进史，还可以这样说，在大学思想史上，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变迁实质体现了大学及其学者对未知的外部世界的探究意识和整合机制进步的足迹。作为“学术共同体”或“理性共同体”的大学，当大学理性指向（或称为行动）的对象不同时，就会在其活动中产生不同的大学理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当单个大学成员的理性形式内在整合时其结果就体现为“个体理性”；各成员个体理性之间的整合结果形成了“组织理性”；当这种理性探究机制指向大学及其成员对客观世界的建构活动时就会更多地表现为“工具理性”；当其指向完善人类精神世界的活动时就会侧重表现为“价值理性”；当其指向对人类自身生命活动的关照时就会更多地表现为“生命理性”；当其指向对人类自身的思维活动的审视时就直接表现为“批判理性”；当大学及其成员通过自身的科学知识与专业素养所体现出来的大学理性则可称为“知识理性”；当这种理性探究机制体现到对外部世界的行为选择方面时就会表现为“行动理性”，如此等等。事实上，大学及其学者所从事的任何一项活动都是理性与情感互交互融、相互参与的结果，而本质上是理性承担着对理性与情感关系进行整合的使命。因此，大学理性不仅是多面的，也是生成的，其理性观时时处于被解构和建构之中，但楔入其中的理性精神是不变的，而在此基础上建构的大学教育精神也将不断地被调适。

总而言之，对大学系统来说，研究表明，从古希腊学园到中世纪大学，从近代偏重教学的英式大学到偏重研究的德式大学，再到现代教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并重的美式大学，大学理性无时不贯穿于其中。首先，知识与理性是整个学术系统工作的基本材料和基本工具，教学和研究则是操作这种材料和工具的基本活动；[1]其次，大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所谓的“高深学问”，本身就是大学基于自身理性执著追求的结果；最后，现代大学所倡导的社会服务，必定是大学应用自身所特有的高深知识和理性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过程。现代大学的三大功能的合法地位的获得分别在不同时期以不同途径出现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域。然而，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学术界的大多数人在谈论大学相关话题时，仍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恪守其“价值自由”与客观性，把大学理性当作发展的至高原则，这也间接成为高等教育哲学思想演变的“大熔炉”。

正如克拉克·克尔所言，1520年西方世界建立的机构至今以其公认的形式维持到20世纪中叶的绝大部分是大学，而那些与经济利益、政治权力联系紧密的机构几乎都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无疑间接为大学理性所具有的穿越历史时空、照亮人类文明进程的永恒性主题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例证。人类历史上的高等教育机构历经近2500年的发展，才形成今天的格局。近现代大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内部逻辑与外部压力不断对抗、相互制约，继而在新的起点上建立新的平衡的历史。尽管随着现代大学功能日益复杂化，社会服务已成为大学三大功能之一，但这种服务也不应当急功近利，没有限度。现代大学“主动走向社会”从来都是以恪守历史上曾经一以贯之的大学理性为前提：一方面，它应当不屈从于任何外在权威，并且具备摆脱任何外在**的独立性格和精神气质；另一方面，它还必须意识到应当避免妨碍真理探讨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不以牺牲客观真理的普遍价值为代价。因此，如何在上述矛盾之间维持某种必要的平衡，而又无损于大学理性，已成为所有关心这一人类“智慧之花”未来命运的学者们必须严肃面对的课题。

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解构主义哲学代表人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指出，现在全世界的大学都是模仿欧洲，特别是18—19世纪的德国模式筹建起来的，都要求大学的独立性与相对于国家、政府、社会、市场的自主性。大学的信念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无条件地追求真理……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都不同，它原则上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问题应该被独立地、无条件地提出来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反抗和提出不同的意见的地方。[2]由此可见，就算德里达的后现代主义无往而不胜，但对大学恪守理性与追求真理的内在本质依然充满敬畏之心。概而言之，大学作为这个世俗社会中理性精神、精英意识与卓越原则的发源地与贮存库，它还必须意识到促使自身独立于这个体系之外的意义，即它应当在某种程度上蔑视公众舆论，因为大学本身就内含理性至上的逻辑渊源——按照自然的法则去追寻真理和发现真理。

当然，我国还有一些古语这样教导我们：“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深思熟虑”，“三思而后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等。显然，其基本含义表明：思维要有深度，思想支配行动，思想需要付诸行动。还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人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先有思想，后有行动；或者说，是先有正确的思想才有正确的行动，有积极的思想才有积极的行动。通过对大学理性的哲学基础、历史传统与现实追求的回顾与描述，本书已经详细探讨了大学理性既是大学理性精神的传统，也是大学看待外部世界的方法论，因而大学理性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最终要落实到大学如何处理系统内部以及如何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生活实践中。对于大学理性如何处理理性与情感、精神与行动的密切关系，可以通过下一章对韦伯“理想类型”方法论与大学行动类型的阐释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经历过两种历史形态，一种是“投机资本主义”，另一种是“合理资本主义”，前者是传统的资本主义，后者是现代的资本主义。一般的财富崇拜精神只属于传统资本主义，而新教伦理所代表的才是合理资本主义所需要的理性精神。这里所讲的“理性精神”，实际上是“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生活准则”，是一种已被合法化的、对人会产生心理约束力的规范。尽管韦伯所讲的“理性精神”是就资本主义而言的，但由此所得出的行为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却是值得深思的。处于现代社会快速转型期的大学系统，迫切需要发展出一种基于大学理性支撑的行动模式。对于高等教育系统来说，要深刻理解大学重要问题的论争，克服大学理性失范，当务之急是要重温大学理性及其精神，按照“责任伦理”准则，构造出符合自身特点的社会行动类型。

[1] ［美］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25.

[2] ［法］雅克·德里达.大学、人文学科和民主［J］.2001，（12）.